国际思想周报 | 土耳其政变为何失败、奥朗德的困境

土耳其政变失败，是违反了哪些政变的一般规律？

关于土耳其政变，7月15日，《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名为《政变是埃尔多安罪有应得，他要怪只能怪自己》（Erdogan Has Nobody to Blame for the Coup but Himself）的评论。文章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以来，虽然稳定了通货，促进了商业，把投资惠及边远地区，但土耳其也存在许多内政问题：比如私人借贷迅猛发展，大多数土耳其人负债累累，偿付利息遥遥无期。

在这篇文章看来，埃尔多安本人倒行逆施久矣。他自大傲慢，声称“将培养出信仰宗教的一代人”。目前，土耳其妇女的谋杀率节节攀升，埃尔多安却指示妇女待在家里，生养三个孩子。他不仅反对堕胎，还反对剖腹产。埃尔多安对媒体的管控相当严苛，许多记者被关进了监狱。面对国内的抗议事件，他不惜下重拳镇压。他也经常对过去的朋友反戈一击：比如曾经的合作者、神学家居伦，比如库尔德人。文章认为，埃尔多安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如今几乎与每个邻国为敌，导致旅游收入大幅下滑。埃尔多安支持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却害人终害己，导致自杀式袭击在土境内频发。如今，土耳其在中东十分孤立，与西方世界也不和睦。

7月17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名为《土耳其不可能是政变的受害者，因为那场政变根本就不可能》（Turkey Was an Unlikely Victim of an Equally Unlikely Coup）的分析文章。文章大谈政变经，认为这次政变违反了政变的一般规律，注定会失败。

文章认为，如今的土耳其不存在发生政变的土壤。根据一位预测国家风险程度的研究者提供的2016年数据，土耳其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只有2.5%，在160个国家里位列56名，处于老挝和伊朗之间：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高风险国家通常具有很高的婴儿死亡率，经济疲软，普遍贫困。但土耳其的经济一直在增长，婴儿死亡率也在快速下降。

此外，研究者还指出，当邻国爆发武装冲突时，这个国家也不太有发生政变的可能。虽然土耳其有漫长的政变史，但自上一次政变（1997年）以来，这个国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近二十年里它都没有发生政变。

导致政变的另一个因素是精英的分裂。如果有权势的精英之间产生分化，他们对资源和控制权的竞争可能会促成一场政变。但土耳其并没有这种分裂的迹象，日益增长的经济使精英们愿意维持现状。况且，土耳其也不存在深层的社会分化，不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激烈对立。

当然，这次土耳其政变的实施者也很不像样子。实施一场成功的政变就像烘焙蛋糕：你要按配方做，如果跳过了某些步骤，或者忘记了哪个配料，就一定不会成功。

成功的政变犹如某种“协同博弈”。只有政变的领导者使其他军官和士兵相信，成功势在必得，政变才可能奏效——这是一种可感知的利己行动。因此，图谋政变者必须做出一系列规定动作，以赢得人心：比如展示大规模的武力，体现在政变的一方背后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一名或多名高级官员做出表态声明，显示政变获得了精英的支持；严格控制媒体和信息源，阻断一切可能妨碍政变成功的信息发出。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政变”，军方高层在实施政变前就协调好了一切，最终，其他精英只能乖乖就范。

但如果只有一小撮人要搞政变，那就要设一个大骗局：迅速抓住最高领袖，并且说服或胁迫一位高级将领宣布政变胜利。

在土耳其的这次政变中，上述行动无一成功。叛乱者虽然有坦克和空军，但都不足以胁迫其他军队入伙。也没有代表政变方的公共人物出来表示行动获得了精英的支持，或发布明确的行动计划。土耳其的网络和移动通信服务正常，使得总统埃尔多安有机会通过新媒体动员群众上街。甚者，政变者也没有利用既有的社会运动，没有发动支持政变的群众，没有联系盟友，因此显得孤立无援。

奥朗德在尼斯惨案后的表态只会让极右派更得意

自2015年1月以来，这已经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第三次面对发生在法国本土的大屠杀了。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电视上，宣布：“这无疑是一次恐怖袭击，整个法国都在伊斯兰恐怖袭击的威胁下。”但在他做出这番表态的时候，警方尚未确认袭击者的身份，而至今，警方也无法将袭击者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联系起来。对此，7月17日的《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Hollande’s response to the Nice massacre will please only the far right），展开讨论。

文章说，自奥朗德执政以来，法国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奥朗德的诸多行为都对泛左派产生了负面影响。相较而言，萨科齐的共和党稍许做得好一些，但这仅仅是因为它在过去几年里没有执政。于是，唯一的胜利者是勒庞的国民阵线，该党正在不断壮大。

2015年的《查理周刊》和巴塔克兰剧院枪击案在法国触发了集体性的悲伤，并促成了民族的高度团结。在一段时间内，奥朗德从这种左右两派的“神圣联盟”中获益。但历史不会第三次重演。可以预见的是，发生在尼斯的暴行会引起公众对奥朗德和主流政治家的反感，继而开启一段政治分裂的进程。极右派甚至可能对少数族裔的社区发动报复性袭击。

尼斯惨案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巴士底日。对大多数法国人而言，这一天是奠定法兰西共和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信条的日子。然而，经济困难，政局动荡，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现实深深地瓦解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理想。当人们性命堪忧，谈何自由？当年轻人前途难料，谈何平等？当穆斯林族裔作为“内部敌人”被歧视，谈何博爱？当左右两派第一次要向内政部长提出问责的时候，民族团结，荡然无存。

所谓的紧急状态也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在袭击发生的数小时前，奥朗德在一个电视采访中表示，紧急状态不会继续。但尼斯惨案却让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紧急状态将延长三个月。右派和极右派认为，再度延期只是一种粉饰，让大众暂时安心，其实，法国的情报系统已经无能到无法应对恐怖威胁了。左派则坚持，紧急状态是无效的，它无法阻止另一次袭击，甚者，它使政府肆意践踏公民自由。

《卫报》的作者认为，如果奥朗德想要真正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就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首先要停止法国在海外的军事干涉行动，这些行动只会使政局不稳，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其次要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紧缩政策，这些政策使包括难民在内的工人阶级日趋贫困。最后要改造警察队伍，防止其压迫少数族裔。

然而，法国总统在惨案发生后的声明中依然坚称：“我们会进一步强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只是，关于这次的袭击者，警方并没有发现他与恐怖组织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他喝酒，吸毒，有针对前妻的暴力行为：这有可能只是一次独狼报复社会的疯狂之举，可能只是想要效仿美国奥兰多的奥马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