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八十周年：世界最后一次为理想而战

近日接连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和土耳其叛乱让文明底线再次面临挑战，此刻重温八十年前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主义情怀对于这个世界意义非凡。

黑暗来临前的哀歌

爆发于1936年7月的西班牙内战震撼了世界，这是法西斯主义点燃二战的前奏，是黑暗来临前的哀歌。刚上台不久的共和政府投资教育扫除文盲，划分土地耕者有其田，拨乱反正释放政治犯，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推翻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在地主、教会、保皇派的支持下，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并迅速得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援助，德意两国的武器装备、能源弹药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沦为法西斯新式武器的试验场，地毯式轰炸让美丽的小城沦为人间地狱。但如此赤裸的暴行却被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各国默许，他们道貌岸然地宣称保持中立，签订不干预协定。

共和国政府仅凭着苏联有限的援助和叛军周旋，佛朗哥号称一周之内废除民选政府，却遭遇了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坚决而惨烈的抵抗。是因为国际纵队，一支由来自53个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四万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志愿军，他们互不相识却又不约而同地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这也是八十年后它依然光辉不已的原因，作为战争行为的国际纵队为世界留下了关于和平、正义、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记忆。

泪水洒落，怒火燃烧

西班牙内战必将彪炳史册，这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就像是一个分光镜，照出法西斯的邪恶、共产主义的危机、自由世界的虚伪，它的惨烈与悲壮“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流血”。英国作家奥威尔1936年跑到西班牙去参加当地的民兵组织，根据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美国作家海明威根据美国一位参战者的故事改编成了小说《战地钟声》，后来拍成电影影响甚巨。他在悼念文章的最后宣告：“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大诗人聂鲁达当时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智利领事馆工作，他要使自己谦卑的诗成为战士的剑和手帕，来抹去他们悲痛的汗水。他在献给志愿军的赞歌中写道：“因为你们舍身而把新生命注给失去信念，空虚的心，对大地的信赖，而挨着你们的丰饶，挨着你们的崇高，挨着你们阵亡的战友，就像挨着粗糙血岩的山谷，一条无涯的河流在流动，有钢和希望的鸽子盘旋。”远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因斯坦非常关心西班牙内战，他说：“在这个时代维持我们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就是西班牙为了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英勇。”

年轻的世界，为了正义奋不顾身的人们

如果只是敏感的艺术家奔走呼号也就罢了，西班牙内战激起的是全世界人民的义愤，记者、医生、工人、学生、商贩、木匠、司机、海员、厨师、裁缝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到西班牙，他们有的出身不凡，愿意为理想而献身，但更多出身底层，亦能为了正义舍身为人。

一帮手无寸铁的异国人，默默无闻地，甚至不顾自己国家的反对，从世界各个角落赶来，相聚在巴黎，然后一路向南，经过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拥挤的火车每到一站，西班牙的老百姓会热情地涌上窗口，塞进香肠、香烟、橘子、美酒。在山呼海啸的“NO PASARAN !”（“不许法西斯通过！”）声中，志愿军背着枪走向马德里的战场，甘愿将宝贵的生命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之下。他们将要面对的是33万的外国正规军，以及他们的1200架飞机、4000辆坦克、2000台大炮。

在种族隔离还很普遍的1936年，黑人和白人在国际纵队并肩作战，亲如兄弟，以至于一支二百多人的部队中讲话要用41国语言，一首《国际歌》被几十种语言一起唱响。

中国人熟知的国际主义医生白求恩在支援中国之前便也是国际纵队的一员，他为西班牙带去了流动血库。他从中看到世界大战的前兆：“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这也解释了国际纵队失败后他为何来到中国。印尼华人毕道文为印尼独立奋斗了一生，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义不容辞地奔赴前线，他不认同荷兰的殖民宗主国地位，便自称中国人，令许多国际纵队成员记忆犹新。和白求恩相仿，德国医生Rolf Becker（中文名白乐夫）从西班牙战场撤退后，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足迹遍布江西、河南、云南，就地抢救伤病员，“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样的医生还有二十多位，他们从西班牙战场直接去了中国支援抗日战争。

一场有正义感的人都不可能置身其外的战争

他们为何而来？地球遥远一端的不公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原因无外乎这是一场让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能置身其外的战争。它的正义性毋庸置疑，美国护士Ruth Davidow说：“当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想那是犹太人的事；当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想那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事；当德意两国出兵西班牙时，我才警觉到他们的胃口已经大到鲸吞全世界。”而它的感染力又是史无前例，美国记者Lardner本是趁着休假去西班牙凑热闹的，但几天后干脆自己报名参战了。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正义之战》中有一幕格外动人的细节：年轻的美国夫妇，丈夫当年毅然奔赴西班牙，妻子尝试阻拦，最终顺从了道义，忍痛送夫。半年后通讯中断，从此阴阳两隔。面对镜头，半生的愈合不能让悲痛悄然无声，已是花甲老人的她眼泛泪光，咬牙说着：“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在军力悬殊的条件下顽强抵抗了两年多，共和国政府大势已去。加缪哀伤地说道：“西班牙使我们意外地了解到，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国际纵队1938年10月被遣散时，三分之一的战士已经牺牲，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却长眠在西班牙的橄榄树下。幸存者黯然离去，他们的理想之战、正义之师还是失落了，那是理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国际纵队于10月底在巴塞罗那进行了最后的游行，总统与首相皆到场致意，西班牙女英雄伊巴露丽发表了感人肺腑的告别词：“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多情的西班牙果然没有忘记这世间动人的壮举。1996年，内战六十年祭，政府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西班牙议会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当年国际纵队的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曾经热血奋战的马德里，可惜当年四万人只归来了三百人，而大部分人在二十世纪的动荡中悄然逝去，有的死于炮火，有的泯于时光。

寻觅中国人的身影

八十多年来，世界人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关注从没消减，纪念活动和出版物接连不断。可是有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曾志愿来到西班牙为正义而战，却鲜见于流行的怀念。直到2001年《橄榄桂冠的召唤》一书在台湾出版，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大陆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抗日战争中自顾不暇却还惦记着世界另一端深受法西斯之苦的西班牙人民，这是怎样的选择和气魄？他们是谁？他们为何来西班牙？他们的结局又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两位作者倪慧如和邹宁远展开了寻觅之旅。

从零星的线索中，作者找到了谢唯进这样的中心人物，又从他的日记、书信、合影中发现了其他中国志愿兵的踪影。谢唯进曾是朱德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内战爆发时正在欧洲游学，1937年5月28日化名“林济时”参加了国际纵队，8月24日受枪伤休养，战败后被关进集中营，1940年回国。其他中国志愿兵大多数来自法国，也有个别是从留学的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赶去的。

作者从历史的尘埃中勾勒出一个个平凡却又令人肃然起敬的鲜活形象：四川炮兵书生谢唯进、弱不禁风的留美工程师张纪、耿直的山东大汉张瑞书和刘景田、上海水手陈阿根、死于炮火之下的年轻美国华侨陈文饶、46岁依然上前线的男护士李丰宁、在西班牙生活的无党派人士张树生、从观望到同情再到参战的小贩张长官、从巴黎赶来身份不明的华工刘华封，还有第一个去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按摩师阎家治，最后一个去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厨子杨春荣……人到中年了上不了前线扛枪，就被安排在后方做医护和后勤工作；上战场的受了伤，养好伤想的第一件事竟是再奔赴战场。这是华人先辈身上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流落海外不能回国抗日，但感到国内国际两个战场的大目标一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其中有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志愿者都目标明确直奔西班牙而来，上海人陈阿根是目前所知唯一直接从中国到西班牙参加战争的中国人.24岁的他因帮助中共组织工会被国民党追捕，慌忙从上海出逃，情急之下躲到一艘法国汽轮上给厨子当助手。这个越南籍厨子跟他纵论世界时局，教他法语，厨子自己已经入伍正前往莫斯科受训，便鼓励陈到西班牙。后来他到了西班牙北方的阿斯图利雅省参加当地的矿工民兵，1937年下半年他被佛朗哥军队逮捕。据说，这位令人难忘的越南厨子是日后越南的大人物胡志明。

在国内，抗战局势吃紧，但关注西班牙内战的热情并未消减，西班牙内战长期占据《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的国际新闻头条。1936年上海的音乐家吕骥和麦新，根据战况写了《保卫马德里》一歌，在大学生中广为传唱：“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1937年，随着游行队伍，《保卫马德里》响彻了延安，正在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高举着用西班牙文写的“不许法西斯通过！”标语。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上面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

值得一提的是，将这段记忆带回我们视线的两位作者倪慧如、邹宁远也称得上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们本是定居美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被纪录片《正义之战》打动，在翻阅“林肯兵团”纪念册上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时竟看到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探究下去发现别的国家郑重纪念国际纵队时，中国人自己的记忆却荒弃一旁，故而出于道义决定做这件可能毫无后果的事。夫妻俩费了十几年时间寻访参战的中国人，把兴趣当成全职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加点搜集资料，足迹遍布欧美几十个国家，通信文件数以万计，终于从故纸堆中拔出了这些埋没的英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无非是“想探视他们攀登精神高峰的神秘力量，使我们分享世间任何物质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的鼓舞与生命的意义，使我们在现世涌现的昏暗中，没有理由颓丧绝望，要像他们一样，无畏于任何挑战”。

理想主义与国际主义

如今，哀叹总是不绝于耳：这是一个理想主义已然衰亡的年代。重温国际纵队的历史意义能让我们再次领略“那毫无所求的光洁让太阳失色，那毫无所求的重量让大地失重。原来人的精神宇宙竟可以是这么的瑰丽与雄伟”。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末尾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在我看来，这依然是对现今世界最饱含深情和善意的提醒：“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当良知发现，星辰渐亮，和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一样，我怎能不为那一代来自中国的国际主义者而动容，他们怎么能被忘记呢？！如果这不是理想主义，那还有什么是呢？！如果那是世界年轻的时候，现在的我们是不是该扪心自问，如今的世界是不是太老成了呢？作者倪慧如说“因为有了国际志愿军，世界再也不一样了，他们活出了一个没有国籍、不分种族的未来新世界”。

国际纵队之所以能凝聚既受到左翼情怀的感染，又是听凭了内心的召唤。那时的左翼运动还能为了贫苦人民的生活幸福，为了全世界的公平正义而奋斗，这是条光荣的荆棘路，很容易在巨大的苦难面前懈怠，但更容易在成就前自我陶醉。只有超越了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狭隘，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才是一个个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把此书引荐到大陆的学者刘禾在序言中写道：“当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四处猖獗的时候，当欧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再次抬头的时候，我认为这本书具有警醒人心的意义。”

网上流行一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群直奔战场而去的青年，沙漠上弥漫着硝烟，他们肌黄骨瘦，勾肩搭背，饥肠辘辘，他们高唱着国际歌，眼里泛着纯真而正义的光，就这样远去，隐匿在历史塌陷的一角。现在囿于昼夜厨房与爱的青年也来自山川湖海，与之相比是多么的不堪啊，用评论家李陀的话说就是“显得那么猥琐，充满了市侩气，充满了小市民的小算计”，照我说，他们既不懂什么是年轻，也不懂什么是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