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州五星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成都乡村实践

崇州五星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成都乡村实践 原创 李金洋 城市进化论

白头镇五星村鸟瞰

年轻时开过出租、做过百货生意的董艳学怎么也没想到，在外打拼了20年后，她会回到崇州白头镇五星村老家，开启“收租人”式的退休生活。

前几年，董艳学和800多户五星村的乡亲们，陆陆续续从散落在林盘里的老宅搬出来，聚居在一起，每家每户都住上了两层楼的小别墅。房前屋后养花种菜，闲置的房间被改造成民宿、咖啡厅、花园火锅店。

2018年8月，董艳学家的禾润民宿也开张了，掩映在一排排白墙灰瓦水墨风的建筑群落中。民宿一开业便迎来了客人，六间客房常常“一房难求”，入住率能达到80%。

不止是巷子里的民舍搞起了乡村民宿，走到村口，“外来”的网红民宿、餐饮店、高端酒店也来这里落地开花，与大田景观、湿地风光一道，共同构筑起“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的模样。

道明镇花田时装秀

白头镇五星村，从昔日的相对贫困村，成为了如今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国家AAAA级景区。原来外出务工、现在返乡创业的“董艳学们”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收入从4300元变为现在的3万多元。

从2013年开始，这座西部小村庄的土地活了、产业兴了、人气旺了。10月19-20日，第五届四川“村长”论坛暨首届乡村振兴县委书记峰会召开，举办地就选址于五星村。九年蜕变，这个有故事的村庄，恰好成为崇州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探索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

制度破题

王场镇大雨村幸福里火锅餐厅

从空中俯瞰，成都平原上三三两两地分布着一些院落，或三五成群，掩映在树林间，或十余户地靠水、田聚集，这种川西农村的独特聚居形式，便是“林盘”。林盘承载着川西平原长达两千年的农耕文明，《华阳国志》载：小亭，有好稻田。小亭就在崇州，自古便是“天府粮仓”。

然而，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劳动力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传统的农业终究留不住人。2013年之前，五星村是成都市第二轮第一批相对贫困村，整村的产业以传统粮食种植为主，人均收入仅4300余元，村组道路等基础设施落后，也谈不上二三产业。

村民回忆，大家到四川、西藏、新疆等地摘棉花、搞建筑、做餐饮。后来新农村建设时，村民们的这些工作经历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但在当时，这却让四川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

地碎、人少、钱散、缺服务，怎么办？谁来经营，谁来种地，谁来服务？泥土里冒出一串串深层问号，亟待求解。

直到2010年，崇州首创“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成为破解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崇州“农业共营制”的制度核心是培育三大主体（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专业化服务组织），搭建三大平台（农地经营权、企业家能力、专业化服务的交易平台），形成三大格局（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

五星村也成为这项制度的“吃螃蟹者”，成立“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搭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机制，在土地形成一定的连片规模后，引入农业职业经理人，大力发展认养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创意农业，并成功打造了“五星品牌”这一特色农产品品牌。

10万亩高标准良田收割场景

2021年的深秋，老村支书王纪站在五星村的观景台上，眼前近千亩的高标准农田稻浪翻腾，一片金黄。王纪感慨，再过两天，这里就要收割了，到时候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粉碎稻秆、烘干，一气呵成。“我们从插秧、虫害防治开始，就全是机械化作业了，这是过去‘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土地，不能想象的场景。”

因为 “农业共营制”的制度突破，整个崇州的农田得以完成高标准建设，崇州市农村综合机械化率达92.8%，崇州都市农业产业功能区的农机化率、信息化水平甚至可以达到98%、85%。

“农业共营制”为崇州农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基础。从2011年至2020年，崇州共建成高标准农田36.43万亩，占耕地面积（58万亩）的62.8%，其中集中连片最大的有10万亩。至2020年，崇州土地规模经营率76%，粮食规模经营率92%，农业标准化覆盖率达90%，先后培育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160个、农业职业经理人2358人。

崇州被更广泛地看见了。2015年崇州经验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借鉴，2017年“农业共营制”入选中央改革办《改革案例选编》，2018年“农业职业经理人培养”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崇州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产业新局

白头镇五星村绿道骑游

按照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教授罗必良的总结，崇州的“农业共营制”已经从1.0迈向了5.0版本，“三位一体”的共建、共营、共享的制度内核，也逐步向产业链延伸、三产业融合、乡村全域共营进行拓展。

近年来，五星村的发展也跟上了“农业共营制”迭代的步伐。2013年，在成都市、崇州市多个部门全力支持下，五星村采用“小组微生”模式，开始了一场新村建设。着眼“景农一体村庄、产村相融单元”的规划定位，五星村整合了六七个林盘，规划出3个新居点位，以4A级旅游小村作为标准设计，新房统一采用了川西民居风格。

“这种改造方案，从外观来看，让村庄的形态很好的呈现出来，进到房子里面，又有改造为民宿的条件”，谈起五星村的乡村风貌，五星村党委书记、村主任高志伟很是满意，正因为一开始新村建设搭好了基本的框架，五星村后来的二产、三产才有了发展的空间。

2017年，五星村新成立了旅游合作社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把田园变成景区，把民房变成民宿，把农产品变成礼品，使村民都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发展中来。

有投资者看中了五星村的旅游资源，出资在村上建立了乡村客栈。进了村庄不久，就能看见一家“五星春天酒店”，这是由外来业主租赁11户村民住房发展起来的乡村酒店。春节期间，天天满客，房价也不涨，还是288元一晚。

观胜镇严家湾秋景

新颖的体验，迅速成为成都近郊网红“打卡”地，带动全村民宿、餐饮、文创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新老村民投建的民宿发展到70余家、客房400余间。良好的发展势头，还吸引了四川发展集团投资50亿元的天府国际慢城等一批文旅项目。

在成都春夏秋的乡村旅游地图中，五星村都榜上有名，这里有稻香有花海还有湿地公园，一到周末就游客如织，“村口还要派村上的巡逻队来执勤。”王纪说，“游客太多，要堵车。”

用董艳学的话来说，“我们村现在不仅房子像别墅，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村民从传统的农业劳作上解放出来，农民变身产业工人、林盘变成了景区。有村民掰着手指数了数，“我们现在可以说有7个收入渠道”。

“农业共营制”走过十年，已经发展到以特色镇为中心，以村庄（林盘聚落）为节点，以绿道串联，培育生活、商业、消费场景，形成空间协同发展格局的新阶段。

对于整个崇州而言，不管是五星村也好，竹艺村也罢，还有幸福里、凡朴林盘，这些蝶变之后的村庄，“一个精品林盘（院落）催生一个规上服务业企业”，带动产业增效、区域增值、农民增收。它们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串联成崇州“村—镇—县”协同发展的全域振兴模式。

全域振兴

道明镇花海餐厅

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盘活乡村资源要素、优化乡村治理体系……一系列举措的落实让昔日的相对贫困村，“变身”为今日的经济富强村。这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诠释。

在这个过程中，崇州逐步盘活支撑全域振兴的资源要素。

土地是农业的“命根子”，产权改革牵扯主体广、利益影响深、制约因素多，在很多地方是“老大难”问题。

崇州通过探索土地经营权再入股，以折股联营、入股经营、合作经营等模式，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收益增值，盘活农村承包地和设施用地。以土地整理和拆院并院为抓手，推行“国有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的“拼盘用地”模式，盘活集体建设用地。

人才是振兴的“生力军”，崇州建立了科技领军人才入乡激励机制和乡土人才兼职创业制度，搭建“1＋3”科创空间、工匠学院等平台，让有号召力的“带头人”、懂技术的“田秀才”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大显身手。

家乡变了样，过去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在崇州，有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他们既是崇州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头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隆兴镇葡萄采摘体验

“农业共营制”走向纵深的过程中，村民既是全域振兴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增收致富的参与者。最直观的变化是收入，崇州被评为全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试点县。2020年崇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47元，2013—2020年平均增长14.6%。崇州提出，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58 : 1。

与此同时，围绕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崇州针对集体经济组织虚化、缺人才、缺要素、缺评价考核等现实问题，还探索实践出给名份、给人才、给方向和给政策的“四给”模式，火了集体、富了百姓。

据《崇州市共同富裕指标分析报告》显示，崇州市2020年共同富裕评估分值为53.9分，15个镇街评估分值位于46.9—59.7分区间。虽然处于共同富裕的起步阶段，但崇州日益夯实的集体经济基础，被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21年前三季度，崇州预计一产增加值42.9亿元，同比增长11%；一产固定资产投资14.6亿元，同比增长65%。

改革创新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牵引，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农（林）业共营制”等改革成效频频更新，崇州不断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三农”事业上，描绘出醒目的“崇州坐标”。

文/李金洋 图/丛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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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崇州五星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成都乡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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