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如何应对史学“碎片化”

我于社会史一行至今犹在门外，私心常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远看和敬仰为应有的正确态度。行龙教授所作的《走向田野和社会》一书，是我阅读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史著作之一。

《走向田野和社会》由五个部分汇集而成，虽俱能以学力所积发为论说，并往往有引人入胜之处，但就我个人而言，其中名为“理论反思”的那一部分因其从社会史讲起，又在实际上更多地涉及了这个时代史学本身面临的一些问题，似乎更易发生感应，并能由问题引出问题和由问题触发思考。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作者的学术生涯始终在以社会史自任，以社会史自守之中，可谓不负初心。而三十多年如一日的沉潜于此中，也使他对中国社会史在这三十多年里的走向、取法、演变、得失，以及其间的异同，皆能知之独深而言之切入。因此，他所名为“理论反思”的这些文字，大半都出自于对这个过程的回顾和审视。而以“反思”作统括之称，也说明了这个过程虽能一路自为伸张，气象万千，但与之相伴而行的，则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中的问题和须得从长计议的问题。其中因他不止一次提到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史学的“碎片化”，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的现象”。

当今史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碎片化”。

今时由往昔而来，又常与往昔成对比，在我的记忆中，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初开始，学界曾有过群起挞伐“宏大叙事”的众声喧哗，其声势正与此日群起挞伐“碎片化”的众声喧哗可作等量齐观。旧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言人世的循环往复和盛衰无常。然而以九十年代比此日，则具见中国学界的风水迁徙本不用三十年之久。其无常又比旧谚所描划的世情在时间上更短。作者不止一次地引陈寅恪先生的话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以说明人在潮流之中力争上游的身不由己。以我之愚钝，虽读史三十多年而大半都在懵懂之中，实很少有“预流”之想。因此，站在不争上游的立场旁观力争上游，则目睹二十年之间的这种潮来潮去，既深感我们一代面对的“新潮流”已远比陈寅恪先生那个时代更不可知和更不可测，也深感努力“预流”于既多且杂，而且此起彼伏的新潮流之间者的艰难困苦。作者曾列举“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所形成的“细致理解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层理论”说：

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端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的解释方法等。

与这些被称作“中层理论”的东西同时俱来的还有“叙述史学的复兴、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研究的开展”以及“中国中心观”、“自下而上”、“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社会医疗史”，由此汇成一个发端于海外，而后又被引入中土以影响中国人的天演进化过程。这是一个了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他几年之前开列的这些名目之后，眼下所见，至少还多了“新清史”、“器物史”等等。就其流派之多和笼罩之广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与这些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新潮流”对映于史学的另一头的，则是九十年代之前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碎片化”，在九十年代之后成了中国史学界深被关注的“现象”。

在这些各成流派的“新潮流”里，每一种流派既能各自立说，自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的同时共存而不能互相合一，又以其相互之间的界限分明，说明了每一种流派其实都是各有局限的。而后是道理和局限之间便需要一种合度性。出自彼邦的各色流派之所以能使中国人悦服，正在于他们以实际的研究演示其理论的过程，内中本自各有这种自觉的合度性。合度性使理论能够真正转变为方法，然而相比于理论之可以由文字表达而见，合度性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各经九转成丹而得的史识，是一种因运用而见的东西，从而是一种无法附着于理论，用清晰的叙述展示通用法则的东西。然则比之各成流派的这些理论，其实是对这些理论之合度性运用的认识和把握更困难，而且困难得多。但前者只须直观，后者则需要体验，由此形成的是发生在接受过程中的一种落差。因此，二十多年里，我们一面惯见各种流派的外国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阐释和推演，以及半是临摹半是附会的效而用之。一面又惯见这种用外国理论描画中国历史的过程里常常会出现的理论的失真和历史的失真。两种惯见之间所缺失的大半都是合度性。在没有了合度性的阐释、推演和效而用之里，理论会失去分寸，历史也会失去分寸。

犹记三十年前随侍陈旭麓先生，间或听到过他对时贤论史的文章作褒贬，而往往以“是这么回事”和“不是这么回事”为一语可否。其间所涉的分寸判断实多于史事的判断。分寸所衡量的，本质上是一种真实程度。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金岳霖先生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曾牵连而及胡适，说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写出来的。我们看到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这种不像中国思想而像美国思想的评说当然不能算是抬举。而胡适先生之不能使人信服的地方，也不过是他在效用“一种哲学主张”的时候太过缺乏合度性意识，以致笔下的中国思想史因分寸不对而脱出了中国思想史的本相。虽说金岳霖先生的这些议论发露于六十多年之前，但身在今日的学界，仍然会常常触及他所说的“奇怪的印象”，而且就程度而论，有时候又等而下之，所以旁观世相之际，免不了还会常常想起他的话来。若以六十年之间作前后对比，其间的离奇还在于：当年的士林公论，犹以不像一个中国人而更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为失败，但时下学外国理论的效而用之者，则多见的往往是并不担忧笔下的文字不像中国历史，而更担忧其不合于外国理论。

金岳霖

认知历史自史实开始，从而不能不从未识整体之前先见个别与片段开始。因此今日被称作碎片的割裂和分解本是这个过程里必有和应有的一段。但认知历史最终是为了理解历史和说明历史，则这种以个别和片段为存在方式的史实，便因其没有前后因果，没有上下联系，没有来路去踪而成为既不能说明自身，又不能说明他者的孤立的事实。所以片段的史实需要彼此贯通以重现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前后因果、上下联系、来路去踪，而后历史中的事实才可能是一种读得出意义的事实。但在真实的历史已经过去之后，这种贯连只能实现于读史和论史者的主体思维和主观思维之中。而相比于历史事实，主观思维所体现的实质上是一种理论性思维。因此理论之于史学的大用，正在于它们是能够把个别和片段串连成整体的东西。但申而论之，一种理论立一种范式，每一种理论都是具体的。是以理论与理论之间有扞格，有嬗递，却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以自己独有的范式笼罩全部历史。

由此形成的两重性在于：以一般意义立论，理论是一种能够把个体和片段串连成整体的东西，从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认知过程里，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所对应和观照的，则只能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部分。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每一种具体的理论以其独有的范式解说历史之际，又始终内含着对整体历史施以割裂与分解的趋向和可能。即使是作者推为最具“鲜明的总体性追求”的社会史，在其长时段与短时段、结构与事件、下层与上层之间的取此舍彼中，也已经以其取舍割弃了历史过程中许多真实内容。这是一种理论之有限和历史之无垠的矛盾。而合度性之为合度性，本义正是自觉于这种有限和无垠的分界，把理论圈定在有限性之内。但理论本性上是一种自以为是和无端傲慢的东西，与之相比，合度性意识常常既是难于生成的，又是非常脆弱的，时当一种理论以别开生面作异峰突起，并广被传播弘扬之日则尤其如此。而后是传播弘扬的过程，很容易把一种本来对应于一方面与一部分的具体理论所独有的视野、理路、问题简约化、普遍化和法则化，用以广罩大范围里的历史。沿此一路推衍，这种理论独有的视野便成了观照整体历史的视野；这种理论独有的理路便成了通论整体历史的理路。而当理论化为方法，这种理论独有的问题又决定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方向和种类，使找“新材料”的过程实际上成了用一种史料淘汰其他史料的过程。遂使后起的效而用之者常以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为理所当然。曾经被学界重视的沈云龙纂集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今日已与后生辈渐行渐远，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对身在其中的人来说，由跟着理论走到跟着问题走，再由跟着问题走到跟着材料走，已是一种设定的路径，从而是一种便利于群趋的路径。但因跟着理论走，所以问题背后的眼光并不是自己的；又因为跟着材料走，所以主体是被动的。而当主体从驾驭史料的一方变成了被史料驾驭的一方之后，其结果便往往是使历史叙述变成了由碎片的材料构成碎片的历史。这套路数容易与外来的“新潮流”合辙，所以容易“与国际接轨”，但由此淹没的，则是古人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而后的问题是，没有史才史学史识而以一种选定的流派为依归的史学，是不是一定比旧史学更好？与这一面的问题内相绾连的，还在于这种出自具体理论，从而以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方面为限度的视野、理路和问题，一旦成为脱出了理论的合度性的东西，而被用来对应、通观和解说大范围的历史，以及总体上的历史，则不能纳入其视野、理路和问题之内的人物、思想、事件、过程便都会在漠漠然和茫茫然中被过滤掉。而后是本以贯通个别和片段以串连整体为责能的史学理论，又在其自身的过度膨胀中非常具体地消解了历史的整体性。而举目四顾，在一个各种流派的史学理论各是其是并且各逞长技的时代里，从这种消解整体的走向中孵化出各色各样的碎片化其实是十分容易的。

因此，由碎片化倒溯源流而自我省视，则我们面对的矛盾、困难和苦恼，其深度纠葛本在于一面是史学不能没有理论和理论思维，一面是每一种具体理论的各有偏至，又常常会影响读史过程中所见的整体和真实。以此为对比，则稍能体会何以两千多年里中国史学法度与法式厘然可观，而其前后之间的传承，则常以史无定法为要义的道理。以新潮流为映衬，这是一种老生常谈。但管辂说：“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老生常谈而能历时长久地谈得下去，其中自应有其不可不信的意思和意义。但引此以入今日各成流派的理论世界，又显见得史无定法其实比恪守常法更难。史学是一种积累的学问。知识需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眼界需要积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也需要积累。有此积累，才可能养成读史和论史的自我意识。而史无定法以既相信理论，又不太迷信一种具体理论为立场，则能够维持于两者之间以成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靠的其实也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所以作者以“回归总体史”为期望，相信能够以此为碎片化纠偏，我很为他的乐观主义所鼓舞。但度之以眼中所见的后生辈成群结队而起，又随人作队而来，还没有养成自我意识就已被裹挟而入推陈出新之中，则私心又窃以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态恐怕不会有足够明显的变化。 

（本文原题《历史研究中的分寸》，发表于2016年7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