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谈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

【按】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表重要演说，也曾助力中国跻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与各大国共同起草《联合国宪章》，其外交才能在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中国极为突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多年潜心研究顾维钧，以详实的材料“浅入深出”地介绍了顾维钧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还原了“以公理争强权”的一代外交家风采。

本文整理自金光耀教授的线上讲座“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该讲座系“纽约聊斋·云沙龙”“民国名人”系列讲座之一，由美国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与谈。金光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当代史，著有《顾维钧传》《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等。唐启华教授专注于北洋时期外交史，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等。

金光耀教授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洪朝辉教授介绍了系列讲座的背景：“民国名人”系列讲座已经举行了六次，并将陆续推出多次有关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之所以选择“民国名人”作为主题，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各个领域充满着多元转型，短短38年间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迁，这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此外，民国史为中外各界提供了五彩缤纷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可以各取所需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以名人为窗口反射重要的历史时期，可以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增加趣味性。

金光耀著，《一代外交家顾维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2019年再版。

金光耀教授首先概述了顾维钧的生平事迹。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担任过驻美、法、英三国的公使和大使，出席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旧金山会议，并做出重要贡献。顾维钧还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此外，退休后顾维钧还在国际法院担任了12年法官。金光耀教授在1999年所作的传记中将顾维钧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后来这一称谓广为流传。关于顾维钧在中国近代外交中的地位，《顾维钧回忆录》的参与编撰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中国近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李鸿章和顾维钧。唐德刚之所以称顾维钧为“半个”外交家，是因为他认为顾维钧没有外交决策权。而同样研究过民国外交的著名学者资中筠从外交作为的角度评判，认为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在北洋时期，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并亲自做出重要外交决策，如1926年废除《中比通商条约》，1927年罢免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等。

早年经历

顾维钧出生在一个官商家庭。他的父亲顾溶受宁波帮商人朱葆三提携，与晚清重要官僚盛宣怀、上海道台袁树勋建立了联系。在盛宣怀的推荐下，顾溶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因此，顾溶为顾维钧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政商两界周旋的丰富经历也对少年顾维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金光耀教授展示了三张顾维钧年纪尚小时的照片：

顾维钧幼年时的全家福

第一张是顾维钧幼年时的全家福，照片摄于1892年之前，因为当时他的祖母还在世。照片中后排从左向右是顾维钧的姐姐、母亲、祖母、父亲、大哥，前排从左向右是顾维钧的妹妹、顾维钧本人和顾维钧的二哥。

少年顾维钧

第二张少年时期的顾维钧穿着长褂，留着清人的长辫，却手扶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常见。金光耀教授认为，这反映了身处传统社会的顾维钧对外来新事物的向往。

青年顾维钧

第三张照片，顾维钧着西装、戴领结、穿皮鞋，一副洋场少年的派头。这些照片摄于上海“宝记”照相馆，在清末民初，到这家照相馆拍照是一种风尚，从中可以看出来自租界文化的影响。在租界生活的另一影响则是顾维钧感受到了列强在中国享受的特权。顾维钧晚年回忆，在中西书院读书时，每周六从虹口坐黄包车回家。有一次经过外白渡桥时，后面有一英国人赶着去看赛马，便用鞭子抽打黄包车夫，嫌他走慢了。顾维钧当时感到非常愤怒，质问英人“Are you gentleman？”在租界成长的顾维钧不仅有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民族主义意识也渐渐觉醒。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民族主义意识同时进入顾维钧的心中，交融汇合，形成了金光耀教授称之为的“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在顾维钧年少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不会褪去的底色。

顾维钧16岁时去美国读预科，1905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学习能力很强，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学期虽然成绩不佳，但后来进步显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时光对顾维钧后来的外交活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流的师资不仅培养了顾维钧的国际法基本学识，而且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人脉。顾维钧的导师约翰·穆尔（John Bassett Moore）不但是知名国际法专家，还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处理过美国对华事务。此外，顾维钧选过当时初出茅庐、后来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几门课程，他的宪法课老师是后来担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欧洲史的老师是后来随行参加美国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肖特维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等等。

顾维钧与导师约翰·穆尔

顾维钧也积极参与各类课外活动，如进行演讲比赛、组织中国留美学生会等。这些活动培养了顾维钧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很强的自信心。受此影响，顾维钧在进入外交界之后，虽然年纪很轻，但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金光耀教授在重新阅读资料时发现顾维钧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外交私议》的文章，以往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顾维钧在该文中提到晚清外交时，指出中国缺少有胆识的外交家。顾维钧认为外交家不仅需要具备法学知识，还要足智足勇、处事果断。他指出当今世界虽有强权而无公理，但进行国际交涉时能用公理争强权，强权就不能一手遮天而抹杀公理。这体现了学习国际法对顾维钧从事外交的重要影响。顾维钧仅用7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硕博，获得学位。1912年，北洋政府召顾维钧回国，当时正值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外交总长陆徵祥提出“办外交不可用外行”。所以顾维钧年仅24岁就出任总统英文秘书，并进入外交部工作。随后在27岁时担任中国驻美公使，31岁时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发言，34岁时担任外交总长。这对年轻人而言是难得的机遇，但能否抓住机遇，还得看个人的能力和禀赋。

初露头角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有五位代表，其中顾维钧的资历最浅。若依此，不会轮到顾维钧发言。但当时事发突然，1919年1月28日中日辩论山东问题，其他四人或无准备，或临阵退缩。而对中日问题有研究的顾维钧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为国家争公理，也为个人赢得了声誉。这次发言可谓顾维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首秀。

《东方杂志》刊登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据当时的助手金问泗回忆，顾维钧最初演讲时十分紧张，但接下来就抛开一切，侃侃而谈。这场演讲仅持续半小时，顾维钧用词平实，但逻辑非常严密，有理有据，无懈可击，演讲稿已收录在《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中。这场演讲赢得了在场西方巨头们的称赞：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来与顾维钧握手致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则将顾维钧和日本代表的辩论比作“猫戏老鼠”，称过程完全在顾维钧的掌控之中。巴黎和会这场演讲对顾维钧之后的外交生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金光耀教授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造就了这场载入史册的演讲。

首先是“人和”。虽然这场演讲的实际准备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但是顾维钧为这一刻的准备早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就已开始。在发言中顾维钧没有使用尖锐的词句怒斥对方，甚至不失风度地“感谢”日本将德国清除出山东，但他马上明确表示，绝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感谢”日本。除此之外，顾维钧的导师约翰·穆尔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后，聘用穆尔担任中国使馆的顾问。虽然受到了一些阻挠，但穆尔还是在幕后为顾维钧出谋划策。巴黎和会开始前，穆尔给顾维钧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里面提到了山东问题，指出因为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的要求是没有法理依据的，等等。顾维钧的演讲中有一些话就来自穆尔的备忘录，因此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准备和穆尔在背后的推动可以称为“人和”。其次是“天时”，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潮流，改变不平等中外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顾维钧顺应了潮流，在国际舞台上率先发出中国的声音。至于“地利”，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发言的场合占尽地理之便。“十人会议”召开的地点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大楼，这里是欧洲外交的中心。当时美、英、法、意等几个“巨头”的首脑都在会场，国际媒体都关注会议发言。因此顾维钧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留下了这场里程碑式的演讲。

《顾维钧外交演讲集》，顾维钧著，金光耀、马建标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不过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年后的华盛顿会议才得以解决。这件事中顾维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使得顾维钧不仅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国内各界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比如1922年顾维钧回国时，蔡元培就请他到北京大学演讲，并在校刊上为他“做广告”，称顾维钧为“青年外交大家”、“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

外交思想

当时国内对外交人物关注很高，另外两位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施肇基和王宠惠，以及同时代的颜惠庆、王正廷都受到了民众关注。这些人被时人称为“外交系”，其中顾维钧年龄最小，但是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最自信，尤其对自己的学术背景有优越感。顾维钧指出，中国人认为只要在外国留过学，学过外语，就可以做外交，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外交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国际法和外交史知识。顾维钧的专业能力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的国力清醒的认识上。在从事外交活动中，顾维钧常以“弱国”来定位当时的中国外交，并采取相应的策略。《申报》上记载了顾维钧1934年回国演讲时对中国外交的看法：

“国人对外交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都如履薄冰。顾维钧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条成语对个人来说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因为国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胜。当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就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为，而失去已有部分。这一观点不为同时代民众广泛认同。顾维钧指出当时中国外交有个大毛病：到处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顾维钧在外交中，该强硬的时候十分强硬，而该身段柔软时，也会寻求妥协，处理问题十分灵活。

顾维钧知道，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处理外交事务非常不易，但弱国外交未必没有施展的空间。顾维钧十分敬佩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塔列朗被歌德称为“19世纪第一外交家”，他最大的功绩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当时虽然法国战败，但塔列朗在会议中与其他国家多方周旋，最终保全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正如顾维钧1911年在《中国外交私议》所写：“不观乎嘉庆晚年，法国当大创之余，其使臣达里兰（塔列朗）卒能操纵英俄普奥四雄于维也纳会议乎？”因此，金光耀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弱国外交家，顾维钧心中有个“塔列朗情结”。但是两场相距一百年的外交会议结果完全不同：塔列朗获得了成功，而顾维钧饮恨塞纳河畔。可见外交家的才干并不能超越国运。顾维钧曾与胡适等自由派人士有过非常密切的往来，还曾在铁狮子胡同顾宅主办座谈会邀请他们参加。但在20世纪20年代，顾维钧投入国内政治后，他们逐渐分裂。自由派的《努力周报》曾发文讽刺顾维钧为中国的“泰勒兰（塔列朗）”，认为他是一个“人用之才”，即无论唐绍仪、袁世凯、徐世昌或是什么人，都可以用他。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普吕东（Pierre-Paul Prud'hon）所绘的塔列朗像

虽身处弱国，顾维钧心底却有想让中国跻身大国之列的强烈愿望。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他才有机会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1944年中、美、英、苏参与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蒋介石向顾维钧征询意见。顾维钧提出的参会方针是确保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以获得与美、英、苏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尽管顾维钧意识到当时中国与其他三国之间存在实力差距，但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应对策略。蒋介石肯定了顾维钧的提议，委派顾维钧为首席代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与顾维钧的努力密不可分。之后1945年4月-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组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中国的大国地位还未确定；而到旧金山会议时，中国大国地位已经确定，因为中、美、英、苏四国共同作为会议发起国。顾维钧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发言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秩序和大国地位的想法。如在非常任理事国的分布上，英国提出要按对战争的贡献来确定，如若这样，英联邦国家将占先机，英国就会在安理会中占主导地位。而顾维钧提出，应该按区域分布原则，各大洲的国家都应考虑到，这个原则最终被写进联合国宪章。这个原则就是中国代表弱国提出的，正如蒋介石所说，如果中国不作为东方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对世界上一半的人将没有意义。而在联合国有关托管地问题的讨论中，英美都想维护私利，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战略地位。但中国站在“以公理争强权”的立场上，顾维钧与英美正面冲突，多次辩论，稍现大国气概，对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文的制定做出了贡献。顾维钧曾说自己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在世界大家庭里，中国能够有适当的地位。在旧金山会议中，顾维钧作为中国的代表，坚持“以公理争强权”的立场。可惜的是，这样的时刻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十分短暂。大多数时候顾维钧是以弱国外交家的身份出现在外交舞台上的。

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合影

顾维钧对民国外交的另一重要影响在外交战略上。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顾维钧就提倡“联美制日”的战略，这是基于对日本侵华野心和远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判断。在1917年给外交部的报告中，顾维钧认为当时英、俄、日、葡等国与中国都有“未了问题”，而“美对于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1918年顾维钧又提到：“欧战发生，均势破坏，其方有余力且素主门户开放等主义，足为我助者，厥惟美国。”可以看出联合美国的目的就是制约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1930年代，日本屡次侵华，顾维钧多次向政府提议，确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战略。中国传统外交主张“以夷制夷”，但没有固定的联合对象，可以联美，也可以联俄；而顾维钧将美国作为长久的联合对象。在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中，顾维钧将“联美”提升到了战略的层面上。这一主张，不仅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顾维钧留美期间潜移默化形成的对美认同感在对外事务上的反映。从民国政府来看，包括胡适、宋子文等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并占据要位，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的“亲美派”。同时随着中日矛盾越趋激化，“联美制日”逐渐成为民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方针。

卷入内政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家不仅面临国际问题，还要面对国内政治问题。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顾维钧经历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退败台湾后的各个时期，这在同辈的外交官中绝无仅有。在北洋政府后期，顾维钧较深地卷入了国内政局。在1922-1927年间顾维钧共担任过六届外交总长和一届财政总长，还担任过两届总理，其中一届还摄政代行总统权力。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后向民众谈到，中国在会上提出的恢复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列强口头均表同情，但“无不曰现在中国内乱频仍，南北尚未统一，收回领事裁判等事，今日尚非其时……”因此，顾维钧希望国内“强有力政府早日成立”。这是顾维钧卷入国内政治、接受政府职位的原因。而从国内政治来看，华盛顿会议以后，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代表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权的表现评价很高，希望他们也能将精力和才干用于国内政治。

作为一个有留美背景，了解西方政治的人，顾维钧有按照西方模式推进国内政治的愿望。但在军阀操控的派系斗争之中，顾维钧和同时代其他外交家都只能充当被动的角色，在内政方面的愿望无法得到实现。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对国内政治不感兴趣，无意卷入国内纷争，还提到他们被时人称为“外交系”，因为他们不参加派系纷争，超脱于各派系之上，所以被认为是独立的。颜惠庆在自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但实际上，顾维钧的回忆并非自己当时的想法，而是在经历了派系斗争之后对其产生的厌恶，折射出卷入内政并不成功的经历。在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之后，国民党通缉所谓的“安福余孽”，顾维钧“榜上有名”，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也被作为“逆产”没收。这一经历让顾维钧了解了政治的险恶。所以顾维钧后来虽然也曾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等职务，但尽力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政局纷争，想要完全保持独立十分困难。在1940年代后期国共两大力量的角逐中，顾维钧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蒋介石派他做驻美大使，就是要用他的外交才干不遗余力地争取美援。顾维钧因此深深地卷入了美国的两党政治。顾维钧对美国民间社会也颇为了解，还曾在美国的电视节目“Meet the Press”为国民党做宣传。而在1949年，顾维钧又卷入国民党内部政治，与胡适、蒋廷黻一起推动“自由主义者”主导的新内阁。他们三人均毕业于哥大，都信奉自由主义，但是对新内阁和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相同。胡适有心推动政治，但始终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直接介入政治。蒋廷黻半路投身政治，下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推进自由主义。“新内阁”计划搁浅后，两人依然积极推行政治改革。顾维钧受到多年外交经历的影响，处世行事更为现实，更懂得随机应变，在理念上不如胡、蒋那样执着。当新内阁计划无法实行，局势剧变必须做出选择时，他并无太大困难地又回到先前的立场上，认为蒋介石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继续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在美国朝野奔走。

顾维钧曾说，外交应该考虑的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利益，不应该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他外交生涯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正是他自己所批评的有了党派和政治利益的考虑。

尽管有卷入内政的经历，但顾维钧本质上还是外交家。顾维钧将外交视作外交官从事的专业工作，因此反对民族主义兴起后出现的“国民外交”。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外交”成为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大游行对中国的代表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国民外交”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但这是做不到的。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一些灵活的做法，也确实被当时的报纸批评为“过于软弱”。

顾维钧认为外交官必须具备四种专业素质——适当的基础知识、精通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实际的谈判经验和国际会议的经验。除业务能力之外，顾维钧还重视“外交官的气质”，这也可看作是顾维钧的夫子自道。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相貌俊美，被誉为民国时期的“美男子”之一，发言风格柔中带刚，不厉声斥责而使用逻辑和公理的力量，都是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特质。1933年顾维钧曾在国联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就“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内容辩论，松冈诡辩称中国人民抵制日货为“变相的对日战争”。顾维钧回答，抵制日货乃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自卫措施，如果将此称为“变相战争”，中国也欢迎日本以同样的手段“排华”，而非侵占东三省。此言既出，会场上笑声一片，松冈则十分尴尬。顾维钧多年的外交经历在为人处事上也留下很深的痕迹，随时像在外交场合那样彬彬有礼，哪怕是在家中闲聊中也如此。在大家的印象中，顾维钧仿佛永远“西装革履”，说英语，用英文写日记。但是金光耀教授指出，在家中顾维钧喜爱穿中装，闲暇时不看英美小说，而常读自己从国内带去的四书五经。在美国多年，顾维钧也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晚年尤爱看电视连续剧《香妃》。此外，顾维钧还能随口吟诵几十首唐诗、写毛笔字，甚至曾专门拜师学习国画，由此可以看出强烈的中国情怀。

顾维钧手书

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有过为国家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一生的个人经历是整个民国外交的缩影。顾维钧面临的困难和经历的失败在所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回首整个外交生涯，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和拒签和约，以及在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了顾维钧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永久印记。

顾维钧

对话：顾维钧是优秀的外交家吗？

与谈人唐启华教授指出：金光耀教授长期研究顾维钧，近年又收罗到许多罕见的新材料，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讲座内容详实严谨，可让学界对顾维钧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听完上述报告后，谨提出四个问题与金光耀教授商榷。

第一、优秀外交官的标准是什么？

唐启华教授认为，顾维钧优秀、杰出、国际声望高，但也不免有其缺点，如恃才傲物、重“面子”。如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后，为中国争取到了国际联盟理事会1920年至1922年的非常任会员席位，但也承诺中国愿承担“一等国”会费。然而当时中国财政困难，没有能力支付高额会费，导致长期欠费。当1922年顾维钧离开国联回到北京担任外交总长之后，当时在欧洲的中国外交官都不敢出席国联大会，不敢面对被追讨欠费，不愿自己被顾维钧“比下去”。唐启华教授认为，顾维钧个人太过杰出，比当时中国国情、国民素质超出太远，当时外国的外交官常评价顾维钧是中国的“例外”。这样一个特别优秀的外交官，对中国外交到底是好还是坏？作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标准是什么，是应该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力、国情，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还是应该像顾维钧一样以远超出国力的优异表现，“锋芒毕露”地争夺国际声誉比较好？

第二、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巅峰是巴黎和会吗？

《顾维钧回忆录》共十三册，内容详实，被誉为近代人物回忆录中最可信者。但其中第一分册（1931以前）比较简单，因为顾维钧早年的个人档案几乎都散失了，凭记忆写成第一册。《回忆录》中内容基本可信，但是在巴黎和会的部分难免会突出自己的优点和重要性，对他人的表现颇有微词。《回忆录》中避开了自己曾帮助袁世凯的事实，而强调自己反对帝制。顾维钧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会十人会中一鸣惊人的山东问题发言内容，除了他个人多年来研究的心得之外，也参照了不少穆尔教授的观点，很可能也受到美国代表团观点的影响，当时中国想“联美制日”，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来压制日本。此外，巴黎和会代表团的团长是陆徵祥，他是“联美制日”、“拒签和约”等重大政策的决定者，顾维钧起到的更多是建议作用以及十分优秀的执行。唐德刚提出顾维钧是近代中国两个半优秀外交官中的“半个”，原因就在于他并非真的决策者。而且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很可能与顾维钧对美国期望过高有关。

第三、顾维钧对中国外交影响力最大的是什么阶段？

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很长，唐启华教授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这也是中国职业外交官的黄金年代。顾维钧自1912年担任外交部秘书，1915年参与“二十一条”交涉，担任驻美公使，帮助袁世凯，此时年仅27岁；1917年顾维钧主张参战，1918年主张“联美制日”，1919年担任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一鸣惊人，1921年担任驻英公使和国联代表，1921-22年担任华会代表，1922年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1926年10月-1927年6月顾维钧任外交总长兼摄政内阁总理，相当于北京政府的国家元首，掌握了决策权。在此期间，他推动修约外交，1926年11月废除“中比条约”，是中国废除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927年年初，中国与比、英、法、日等国进行交涉，并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改订新约”方针。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虽复任外交官，但主要担任与日本对抗并做国际宣传，未再能进入外交决策核心。所以顾维钧对中国外交影响力最大的阶段，应该是北洋时期，尤其是他掌权的1926至1927年间。

第四、外交是否能公开？

顾维钧并不支持“国民外交”，认为国民外交不理性，民族主义太强，强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巴黎和会期间国民外交兴盛，让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很大的压力。“国民外交”通过希望外交公开，使民众参与其中并发挥影响，但即使现代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外交事务也不可能公开。在北洋时期国民外交盛行，可能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一、北洋时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由于国民党对袁世凯不信任，在《临时约法》中行政权力受到很大限制，立法权力则被扩张，这导致临时参议院及国会的外交权很大。当时任命国务员、大使、公使均须得到国会同意。临时大总统经过参议院同意，可以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即所有条约必须得到国会批准。当时国会基本被国民党控制，行政权和立法权冲突严重。行政权过小、立法权过大与刚刚结束君主专制的中国国情并不匹配，使得很多外交事务无法开展。二、北洋政治派系斗争严重，直系、皖系之间，徐世昌与段祺瑞之间彼此竞争，一方主张联美，另一方主张联日，在山东问题上也政见不同，彼此利用自家报纸宣传。比如“研究系”就利用《晨报》煽动“爱国主义”，攻击政敌为卖国贼。三、外交机密不能泄露，报纸常常捕风捉影、扭曲真相，而国民不知真相，容易被煽动。所以外交究竟是否可以公开，“国民外交”对外交是否真的有帮助，抑或只能“拖后腿”？

洪朝辉教授亦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洪朝辉教授认为，在外交事件中，“位卑言轻”的外交官往往更能放下包袱，开拓进取。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虽然年纪最轻、资历很浅，但这正好给了顾维钧 “以公理争强权”的机会。同时，外交官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很重，弱国的无能客观存在，但外交官高超的外交方法和修养，能够弥补国力的不足。而且，外交官要避免匹夫之勇，要善于和敢于妥协。洪朝辉教授认为，“以公理争强权”六字价值极高。顾维钧原句为：“……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亦不能以一手遮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这条“金句”引人思考：第一、当弱国与强国博弈时，需要知己知彼，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而西方则既是强权，又口口声声主张“公理”。这里的“公”应当是指公平、公正与公道，而“理”是指理念、理论与理想。西方人当时很难公开反对自己标榜的“公理”，高喊“公理”又难以在现实中完全做到，是西方社会长期的软肋，所以了解这一点的顾维钧就主张在国际外交交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也是一种“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中国实践。第二、抗争强权的理念也反映在顾维钧“联美制日”或“远交近攻”的战略上。因为对公开不讲公理的日本人讲公理，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对满口“公理”的美国等西方列强才能奏效。第三、洪朝辉教授认为“以公理争强权”中的“争”字或有一语双关之意。首先无疑是“抗争”强权，此外还可能存在“争取”、取代强权的含义，实现国家崛起的“两步走”战略：先以公理为武器，来抗争强权；再以公理为旗帜，来打倒旧强权，帮助自己成为新强权，当然这里的“强权”不等于“霸权”。

随后，金光耀教授回应了与谈人提出的问题。

金光耀教授对唐启华教授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表示感谢，并指出这些问题让我们可以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认识顾维钧和民国外交。关于优秀外交官的评判标准，金光耀认为，在于他是否维护了国权，或者，在民国的背景下是否能争回一些已经丧失的权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顾维钧做得十分出色。以巴黎和会拒签和约来说，虽然陆徵祥是代表团团长，但和会最后几天的关键交涉都是顾维钧一人完成的。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几乎一个人担起了整个代表团的职责，因为当时陆徵祥生病住院，施肇基已返回英国，而魏宸祖主要负责内务。因此顾维钧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第二、研究顾维钧当然不能完全依赖顾维钧自己的回忆录。因为回忆录多少带有主观色彩，个别地方确有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比如关于顾维钧与王正廷的争执，更多地应该采用颜惠庆的日记作为参考。关于为袁世凯帝制奔走一事，在1999年的《顾维钧传》中采用了顾维钧回忆录的说法，认为其没有介入。而在新近的研究中修正了这一说法，主要参考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红磊副教授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当时美国报纸的记录。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时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直接从帝制转为民国并无不妥。但是1915顾维钧的思想有所改变，这与当时留学生中普遍流行的“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信念有关。顾维钧在与袁世凯接触后，钦佩其个人才干，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强人”。这些是顾维钧为帝制奔走的原因。关于“联美制日”是否更符合美国的利益，金光耀教授认为，外交决策不应考虑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应着眼于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利益，因为每个国家在外交中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威胁，中国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与日本抗衡，而当时最容易借助的外力就是美国。从后来抗日战争的结果来看，与美国联盟虽然独立自主性不够，但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金光耀教授赞同唐启华教授所说顾维钧一生中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北洋政府时期，因为那段时期顾维钧拥有决策权。除此之外，顾维钧外交生涯中还有几个时间点，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对最后的结果起到了关键作用。如1943年缔结中英新约、参与联合国筹建等，顾维钧都通过建议影响了最后的决策。

金光耀教授认为外交公开和“国民外交”并不等同。因为外交永远不可能完全公开。比如当年基辛格访华也是秘密进行的，离开中国后才公之于众。国民外交意味着要给民众知情权，使其拥有影响外交决策的能力。国民外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身处一线的外交官们而言，国民外交带来了不少桎梏。有时外交官可以借助国民外交的声势，但更多的时候这是一种负担。比如在华盛顿会议中很多人批评顾维钧软弱，但如果不“软弱”，山东问题可能就难以解决。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国民外交持否定态度。如九一八事变后，在顾维钧短暂出任外交部长期间，各地学生曾包围南京外交部抗议，认为顾维钧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这也导致顾维钧仅在职两个多月就下台。但在一些具体的外交场合中，顾维钧也有意识地利用民众的情绪以推进谈判。比如在1942年底中英新约谈判期间，为了迫使英方让步，顾维钧也强调中国政府面临着“民众的压力”。因此金光耀教授认为国民外交是一把“双刃剑”。

金光耀教授还回应了洪朝辉教授提到的“争”强权问题。公理在清末民初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概念，顾维钧在文章中没有明确指出它的内涵是什么。但在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之后，顾维钧认为他道出了世界和平的主要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顾维钧心目中认同的公理。因为中国处于弱国地位，在“以公理争强权”中“争”主要还是抗争。至于“争取”，从日后旧金山会议上的表现来看，顾维钧希望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后，可以为弱小民族的利益发声。如今《联合国宪章》中的区域分配、民族自决等原则都是顾维钧代表中国坚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