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共同富裕要解决收入差距大、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问题

近年来，高层多次提及共同富裕以及与此相关的第三次分配。如何理解共同富裕，有何举措实现共同富裕？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富裕必须在市场配置资源这个前提条件下，实行公平的市场竞争。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土地，根据各自对经济的贡献，在市场上取得报酬。

其次，他认为，现在提出共同富裕是要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之上，来解决靠自发的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一是要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二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覆盖不全、公共服务不均的问题。

在具体举措上，他认为主要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均衡收入分配，并建立一个健全的、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同时，他提醒解决上述问题，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现有的所管事情的基础上再扩大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其实需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过去政府管得过多的领域，转向管理那些市场解决不了，需要政府来管的领域。”他说。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王小鲁发言全文，经本人审订。 

首先要厘清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富裕必须在市场配置资源这个前提条件下，实行公平的市场竞争，首先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土地，根据各自对经济的贡献，在市场上取得报酬。换言之，中国既然是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分配也必须以市场条件下的初次分配为基础。 

共同富裕只能在市场这个基础条件下，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市场原则。其次，共同富裕不是搞均贫富、搞劫富济贫。近来有人杀气腾腾地说，大变革要来了，要对资本集团宣战了。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否定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走的市场化改革道路。这是对共同富裕的曲解。如果没有资本和企业家，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我认为必须防止借共同富裕这个口号来改变改革方向的倾向。 

其中刚才各位也提到“三次分配”的问题，认为“三次分配”是人们基于自愿原则对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包括捐助和公益性的慈善事业。但是我认为，要防止搞道德绑架、搞运动、施加政治压力，‌‌这个是要坚决防止的。1957年，中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说自己是基于自愿接受公私合营，敲锣打鼓到政府报喜。这个“自愿”的结果是消灭了民营资本、消灭了市场，经济全盘国有化，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之路，而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低效率的道路。我们走来走去，最后发现必须改革、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里走出来。所以我认为，现在一定要警惕这种倾向，特别包括“第三次分配”如果变成刮政治风，就非常危险。    其次，共同富裕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理解，现在提出共同富裕是要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之上，来解决靠自发的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 

初次分配首先是解决了效率问题。但是因为资本要获得回报，资本积累越多回报也越多，这会形成一个机制，财富逐渐地向少数人集中，而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照顾”。这个问题靠市场机制自身没法解决。 

因此这需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解决，这个制度建设是一个必经过程。过去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制度转型。20世纪上半期，过去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或者改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而且把这些制度扩展到全民覆盖，其实这是一个制度转型。我认为这种转型就是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向现代市场经济。

这是不是牺牲了效率而追求公平呢？从这些国家的情况来看，效率并没有受到影响。还是要看这条路怎么走。是均贫富，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靠一套完善的制度来对全体公民提供保障？这两条道路的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即便北欧国家基尼系数到了0.3以下，甚至到了0.25，也没有看到严重影响效率，经济还是有活力的，其创新能力仍排在世界前列。而我们的基尼系数还相当高，说明收入差距过大。

我们现在共同富裕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主要方式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均衡收入分配，并建立一个健全的、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关于收入再分配。在具体举措上，收入再分配并不意味着我们还要扩大政府资源占有的比重，而是应该提升政府既有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政府资源用在更该用的领域。包括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投资和对某些产业、企业盲目的补贴。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GDP的25%左右，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这25%中间有多少是有效率的投资？如果拿出相当部分的投入来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这会极大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另外，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去年是8.4万亿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实际上是大量用在各地政府的投资上了。    

最后，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哪些领域是关键？

首先要保障初次分配的正常运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目前的初次分配中，需要规范政府行为、需要避免政府过度地干预市场。

例如，持续的货币扩张，实际上导致逆向的收入再分配。超发货币使过多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领域，形成资产泡沫，其结果是大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普通劳动者根本无法承受，变成了劳动者的沉重负担。   

再比如行政性垄断。各级地方政府有意识地保护某些企业，低效率企业该退出的不退出，还挤占了其他企业的资源，实际排斥另外一些企业发展，这都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其结果是扭曲收入分配。

另外是土地制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土地一级市场是控制在各级地方政府手里，实际上政府是垄断性土地供给者。地方政府当然有条件、也有激励把地价抬高，房价也自然跟着上涨。我认为，主要是两大因素，一个是持续的货币扩张，再一个是地方政府垄断土地要素，这对目前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很大影响。

共同富裕要解决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覆盖不全、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例如，2亿多城镇新常住人口仍未取得城镇户籍，有很大比例没有纳入城镇社保覆盖，也享受不到公共服务。这部分人失业和年老后，生活没有保障。这需要加快解决。

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住房保障。中国现在是商品房一房独大，未来需要形成一个住房双轨制，即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两轨并行，至少同等重要，保障性住房至少要占到一半，给中等以下收入的居民提供居住的条件。

解决上述问题，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在现有的所管事情的基础上，再扩大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其实需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过去政府管得过多的领域，转向管理那些市场解决不了，需要政府来管的领域。过去政府强调GDP增长、管固定资产投资、管发货币，现在政府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主的管理方向是题中应有之意。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9月25日博智宏观论坛举行的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经王小鲁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