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尼尔在回忆录中如何评价《西方的兴起》？

异乎寻常的盛誉让我难为情

汤因比的影响及其身后悠久的学术传统引导我选择独立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图景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我摒弃了年轻时无比重视的周期范式，反而着重强调周围文明和民族之间因互动与交流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创新性影响，尤其秉承我在雷德菲尔德和其他人类学家那里习得的，特别关注的技术转移。这是我与汤因比的主要分歧所在；在伦敦我们喝着咖啡交流却未深刻探讨这一问题。1950—1951年汤因比不再对新观点感兴趣。他反倒不顾一切拼命地详尽阐述30 年前他为自己设计的这一计划的点点滴滴，目的是出炉《历史研究》的最后四卷。令我吃惊的是，他这么做显然不仅是漠视我的及其他人的怀疑与异议，而且无视他自己观点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由此，1951—1952年我与汤因比之间的交往就像再次与我父亲般的人物决裂。我发现他的瑕疵就像我早些年发现父亲的一般。在他死后，汤因比夫人邀请我写他的传记，我发现了其他的缺点，比我20世纪50年代意识到的更严重。因此，《阿诺德·J. 汤因比的一生》（1989）写起来是一本艰巨且令人失望的书，因为我对他扩大了历史意识的赞誉——虽然是发自肺腑的——全然因我的下述记录而黯然失色，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他利用虚假的医疗检查借口躲避军事服役、逃避战壕里的恐惧与悲苦，他对这种自我背叛与后来的掩羞也深感内疚。

够讽刺的是，我这套被定名为《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的大部头著作好评如潮，恰好仰赖我与汤因比的决裂。因为当《纽约时报》委托休• 特雷弗–罗珀教授写书评时，他视之为对汤因比的观点——即西方文明是其他文明负有罪责的侵略者——的驳斥而欢呼之至。1957年罗珀作为新指定的牛津大学历史系钦定讲座教授，曾经以漫画形式讽刺了汤因比在《相遇》杂志上发表的有关野蛮的文章中透露的战后预言性与宗教性倾向。六年后，他对我的作品不吝溢美之词，再次利用我的书抨击了汤因比。以下是他的原话：“这不仅是致力于叙述与解释人类整体历史的最博学、最睿智的书，而且是最激励人心、引人入胜的书。……阅读此书是一次伟大的体验。共鸣之声在回荡，种子已在心灵深处萌芽。”这种狂热表达被刊登在圣诞节数周前《纽约时报书评》头版。多亏了特雷弗–罗珀，我的书一时间成了畅销书，第二年还获得了历史与传记类国家图书奖。

对他异乎寻常的溢美之词我仍觉局促不安。一方面，我同意我的书比之前的其他书更能恰当地称为世界史。另一方面，我细部的、哲学的学识远不如汤因比和不胜枚举令人敬畏的其他学者，这点我心知肚明。我还相信，我对远距离和不同社会之间如何互动的解释比之前要更胜一筹。但是该书也存在严重的弊端，有些我已经在发表于《世界史杂志》（1990）上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并附加到该书的最新版本里。其实，我之后最重要的书是对为数不多的弊端的修正，可以说是《西方的兴起》扩充的注脚。因此，该书对我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一本我之前为之做出种种努力的书，也是一本我后来很多（不是全部）所思所作承袭下来的书。总而言之，我为该书倍感骄傲，诱使自己认可特雷弗–罗珀的夸张说辞——虽然它也使我难为情。

给予我启迪的学者和著作

回顾起来，在我数年来致力于《西方的兴起》过程中所牵涉的无可计数的发现里，有三次思想交流历历在目。一次是与路德维柯·巴克霍夫的接触。他写的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作品令我确信艺术的确可以充当史料。我必须承认，它只是以隐喻的形式，敏感地折射社会变迁。但是此后，当探究历史时，我试图既着眼于文本又着眼于视觉艺术。我还花费相当多的精力为《西方的兴起》精选插图，以希望使用它们更直观地表达我不得不用语言表达的话。

在我阅读与参考的众多书籍里，最吸引我的是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第一版。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如此巨大，其原因在于它扩展了我先前对地中海地形及人类在平原、山地与海岸的居住模式的理解，并使其明朗化。写当代希腊时，我接触了这一主题，但是从来没有将分割成块的希腊视为一个整体，也从来没有想过其历史深度及意义，直到拜读了布罗代尔。

在芝加哥大学共事的同事中，最重要的是马歇尔· G. S. 霍奇森。他比我年轻几岁，在东方学研究所的古斯塔夫·冯·古鲁伯的训练下成为伊斯兰学专家。我刚开始知道他时，他正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一门新开设的伊斯兰文明课程，并为该课程编写一本手册，该手册最终扩展为他死后出版的三卷本杰作，即《伊斯兰文明的历程》。我留意到他业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世界历史的文章，但是他从未告知，直到1968年他英年早逝之后我才意识到他的宏伟壮志与我的不谋而合——书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

作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成员，霍奇森加入社会学系成为教员，他们的办公室在社会科学办公楼内与我的毗邻，所以我们时不时在大厅里不定期碰面。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办公室外面与他探讨阿克巴在印度出台的宗教政策是否在彼此冲突的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之间寻找方向。我想很可能是的；他将我的观点考察一番，但是没能用他最初的反驳使我信服。突然，他中断我们的辩论，解释说到了他的午饭时间，他本要去学习土耳其语而非与我争论。以同样非正式的方式，我们还讨论过15和16世纪的“火药帝国”，我想可能是他创造了这个现在比较熟悉的词组。“火药帝国”必定在我们讨论过程中出现过，而且我确信我是第一次在那个讨论中听到——且迅速接纳了——这一词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我意识到的欠马歇尔·霍奇森唯一确切的人情债。我们之间有隔阂，他是虔诚的贵格会教徒与一神论者，而我两者都不是。他喜欢学究式地矫正从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音译，而我更偏向使用专有名词不精确的常见形式。或许霍奇森发现，我比他早先一步撰写了他意欲着手的这类世界史，这让他感到不安。他的写作挥洒自如却语言生硬，且《伊斯兰文明的历程》未竟他便英年早逝，更遑论其世界史。鲁本·W. 史密斯，一位年轻同事经过四年热忱的努力出版了《伊斯兰文明的历程》；埃德蒙·伯克三世后来整理了他分散的世界史作品，1993年以《重新思考世界历史》之名出版了其中一些作品。

大体而言，历史系的同事兼教授甚至没有浏览过《西方的兴起》。毕竟，谁有精力阅读一本长达829页非自身领域的书呢？即使霍奇森也从未跟我聊过此书，芝加哥大学其他同事亦如是，除了诺曼• 麦克林和古斯塔夫·冯·格林纳鲍姆两个例外。前者告诉我“除了个别句子外”该书可谓上乘之作，后者有一次我们结伴走回家时他随口评论道，《西方的兴起》应该比“它本身更好”，或者是大致意思的话。这是一种恭维，也大概反映了他的认识，即我只会阅读英语、法语和德语，当试图理解其他民族时只依靠可接触到的译文。固然，依靠二手材料会导致错误，精通语言学的历史学家们经常以此来责难世界史。我在回应中指出，专门化的后果是鼠目寸光，这同样造成错误。只有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之间紧密持续的交流，从最微观的问题探讨到最宏观的问题，才能有望弥补每一学术领域的缺陷。

时至今日，多亏了伯克爬梳霍奇森的文稿，我了解到尽管霍奇森把我的书作为“书写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他仍然指摘我缺乏“基本的哲学素养”，亦没能认识到“整体的世界历史形态的发展是个别事件的背景”。我认为这些指摘很合理，虽然有点苛刻，而且但愿霍奇森在世能够阅读《人类之网》（与我的儿子约·罗·麦克尼尔合著），这是我最近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力图把世界历史置于更恰当的哲学与地理框架之中的著作。我想知道他将会怎么评说此书，更想知道如果他活着完成他自己的世界史会怎样。

不过，就像我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竞争一样，霍奇森和我几乎同时怀有这种相同的抱负来到芝加哥大学，而后一起生活，从未真正郑重地交流过，这纯属奇怪的巧合。我过去常常猜想，如果他的世界史出版了，两书将旗鼓相当，而不会使我的书黯然失色，只因为他的文采不彰。或许通常而言，像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双璧那样，我们可能会是开拓世界史这项庄重的思想事业的双雄。可惜，48岁那年霍奇森沿着海德公园街道慢跑时猝死，他实现雄心壮志化为虚有，而我幸存至耄耋之年，所以能够继续探求比1954—1963年实现的更多的合宜的人类历史的构思。

自评《西方的兴起》：我的雄心更大

关于该鸿篇巨制的最后三点评论。我尽力一丝不苟地校对《西方的兴起》，但是精准和缜密绝不是我的强项。结果该书的第一版里排印错误和其他细小的错误俯拾皆是。我自己发现了一些，读者和评论者向我指出了其他错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及时被录入我至今还保留着的原始拷贝上。大部分错误在之后的印刷版本里得以剔除，但是我没有核实以确保所有的错误全部被清除。环衬在我的原始拷贝卷尾空白页是长长的勘误表清单，既让我蒙羞也提醒我们弄清楚细节多么困难。我已经出版的每一本书，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在我前几分钟的检查过程中至少会有一个排版错误跳入我的眼帘。但是没有一本书的错误赶得上《西方的兴起》必须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细小错误。

总而言之，《西方的兴起》成为里程碑式的书，其原因在于它表明了不同的事实、不同的相互关系和不同的理解如何从全球范围的历史探究中呈现出来。仅仅通过跨越边界的审视，通过探究被分割开来的关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知识，以前未意识到的各种关系和似是而非的联系就一下子展现了出来。由此，不同于文明史和地方性国别史的世界史开始出现。虽然正如霍奇森意识到的，我的书仍保留了不止一点点的欧洲中心论，且对欧亚地区的分析远比非洲与前哥伦布的美洲更加恰如其分，我可以接触到的那些地区的历史知识当时（且现在仍然是）是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

最后，我撰写《西方的兴起》这本书的雄心壮志比评论者注意到的远大得多。当然，我选择的这个书名本身即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形成对比。它或许是个失误，因为本书的核心篇章不是西方在书名中的地位——就像很多操之过急的读者认为的——而是虽然一连串的其他文明在过去的时期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但结果却将尊贵的地位让位给新来者，类似事件有可能在将来发生。正如我在结束语所评论的，未来的权力掌握者“即使非西方人也只能应用源自西方的特性诸如工业主义、科学和通过主张民主政治信仰而削减权力”。

但是我确信我的书绝非仅仅是对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修正。相反，我意在将其作为取代基督教世界观的世俗世界观。我稍微改动了弥尔顿的《失乐园》里的对句，放置在该书扉页，透露了上述想法：

我力求理解，假如可以的话，

以将人对人的方式合理化。

该书开篇第一句话模仿了《创世记》，说道，“人类历史之初一片混沌”。但是似乎没人留意到这些别出心裁的文学性比喻，也没有意识到我追求思想的雄心过于自负。

《西方的兴起》的优缺点就这么多。探究我的思想如何在我的后半生继续演变需要另写一章。

（本文选摘自《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本文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