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真正的世界史书写是从麦克尼尔开始的

“文明是相互关联的”，这种观念在今天并不新鲜，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历史学界仍然秉持汤因比所强调的“世界文明是相互隔绝发展”的论断，因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更专业化，历史研究最合适的单元是民族国家，或者至多是大洲的历史。

但是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成为两种观念扭转的重要标志，甚至被史学界认为是“汤因比时代向麦克尼尔时代”的转变，“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也应运而生。

这部专著的作者就是刚刚辞世的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是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根据芝加哥大学官网消息，威廉·马可尼尔于7月8日逝世，享年98岁。

贯穿始终的宏观视野

威廉·麦克尼尔于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其父是一位神学家和中古历史学家。10岁时，老麦克尼尔被芝加哥大学聘为讲师，从那时起，麦克尼尔就显示出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他小学时就曾与父亲探讨，以比较的方式，论述中世纪的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政体的异同点，由此可见他很早就显露出审视历史的宏观视野。

1930年代，在读到了汤因比的三卷本《历史研究》后，麦克尼尔被深深吸引。这部涉及全球各地，时间跨越几千年，提供了完整人类历史的巨著，与麦克尼尔所接受的历史学教育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西方的历史学研究局限于欧洲和现代美国史，但是汤因比却还考察了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千年历史。据威廉·麦克尼尔的儿子、后来同样投身于历史学研究的J·R·麦克尼尔说，“我父亲当时20多岁，就立志将来也要写出汤因比那样的历史学著作。”

顺理成章地，麦克可尼尔的大学专业选择历史学，并于1937年和1938年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尽管战争打断了他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1941年，他成为美军的一员，在埃及开罗担任助理武官——但并没有息止他对历史研究的热爱。

借由与希腊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官员的共事，麦克尼尔得到了第一部学术作品的灵感和素材。1947年，《希腊困境：战争及其余波》（The Greek Dilemma: War and Aftermath）出版。

二战结束后的麦克尼尔重新回到史学研究，他选择前往康奈尔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在处女作出版的同一年，麦克尼尔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对于芝大而言，麦克尼尔功勋卓著。他不仅参与了对于西方文明史课程的教案设计，还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将非西方国家文明史作为关键要素补充进大学课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7年，在为这所大学服务40年后，麦克尼尔选择退休，和妻子搬往康涅狄格州继续写作。

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史观

在麦克尼尔一生创作的30多部作品中，《西方的兴起》被视为开宗立派的名著。这不仅因为这部作品是对此前流行的世界通史类作品的一次学术反击，还因为它成为全球史正式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

这部于1936年开始构思，1954年动笔，1963年出版的作品，正是在汤因比的影响下，并企图颠覆汤因比的研究。面世后，立即受到汤因比、特雷弗-罗珀等史学巨擘的高度评价，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更荣获美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

《西方的兴起》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绩和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和其所置身的20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分不开的。

西方史学自19世纪起逐步形成了系统研究和有教学规范的一门学科，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使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这种立场将历史学变成了西方发展、扩张和宣扬个别民族‘优越性’的国别史，而漠视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和人类整体的历史，注重以文字材料为依据的政治史和重要人物与事件的历史，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普通民众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方说。

此后，由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迅速发展，也由于考古学、人类学在世界各地的新发现和新成果的陆续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批从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角度研讨论述整体世界史的著作。它们独特的历史哲学视角论述人类各个文明的历史进程，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思想新颖、文笔生动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杜兰的《文明的故事》等。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文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专业史学界却未被广泛接受。

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些著作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失之空泛或肤浅，不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并且其论述多有偏离史实之处。他们中的许多人更认为从专业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除了教科书和多人合编的通史以外，撰写“整体世界史”是不切实际的。麦克尼尔就是西方专业史学家中首先做了这种尝试并取得重大成就者。

当然，麦克尼尔和他的《西方的兴起》能够获得成功，和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西方的兴起》创作的27年里，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亚非众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和兴起，以及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等等，所有这些使全球各地的联系远比以往更加密切。在这种巨变形势下，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史学研究，比如社会科学类型模式与比较方法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与社会思想在学术界影响的增强，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理论的层出不穷，西方专业历史学界如年鉴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等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急需一部新的整体世界史，《西方的兴起》应时而出。

《西方的兴起》中，麦克尼尔上自人类的起源，下至20世纪中期，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分为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文明均势的时代和西方统治的时代三个阶段，以博大恢弘的构架，清晰地描摹了西方文明兴起的背景及过程。

通过《西方的兴起》，麦克尼尔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自己的观点，社会群体的接触和文化传播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他检视了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文明以来，东西方人类社会此起彼伏的技术竞争过程中，相互保持影响的证据。这让读者认识到，文明绝非生活在真空中，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认为文明是独立、个别的观点相比，麦克尼尔的学说显然差别鲜明。

这种观点在后来成为了全球史研究的主流。《全球通史》作者、另一位重要全球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麦克尼尔学说贡献的意义必须予以重视。此前，世界史大多是留给了外行的业余史家和诸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等这样的历史哲学家。在对人类各个文明的兴衰模式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探索中，他们均把各个文明视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而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则对这种对待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的贬低做法加以取代，并由此证明，世界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且知性上受人尊敬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建立文明并非孤立发展的学说后，麦克尼尔更进一步地总结——文化的流动并非单向地“从西方向非西方流动”，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轻易消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冲突并不可怕，很多时候，冲突恰恰是融合的前提。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差异导致了彼此的冲突，而冲突是交流的方式之一，不同文明在冲突中逐渐融合。

既然是用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构建一部世界史，麦克尼尔的眼光就总是聚焦于征伐中的军队、游牧民族、商人、水手、海盗、僧侣、工程师、传教士、某种思想的奠基人或启蒙者，以及瘟疫。这也正是全球史观与传统世界史的一大区别——高度重视环境因素如何发生作用。以传染病为例，麦克尼尔意识到传染病在科尔特斯的征服中所扮演的角色，纵观文明化的历史，对传染疾病不同程度的抵抗肯定给无数次的文明遭遇带来了深远影响。他以这种想法为基础，专门撰写的《瘟疫与人》在1976年出版，成为麦克尼尔另一部代表作。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完美的。全球史观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阈限，但它同样常被诟病，比如它对普遍适用准则的追求是否会抹杀个体的差异性。环境史观强调外部因素的影响，有利于打破空间隔绝来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但它容易把许多原本属于同一种文化内部的不同倾向机械地分割开，忽视了内部的发展规律。但正如《新全球史》作者、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所言，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书写，是从威廉·麦克尼尔开始的。

（本文参考程衍樑《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去世，曾带动全球史写作浪潮》、林颐《威廉·麦克尼尔的思想轨迹》、郭方《<西方的兴起>推荐序》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