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苏丹因何内争不断？中国海外利益在动荡中又该如何维护？

自2011年7月独立以来，作为非洲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共和国没有迎来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其国内部族矛盾越发激烈，由此产生的冲突此起彼伏，甚至有演变为长期内战的可能。整体而言，造成南苏丹动荡的因素不是该国独立后骤然出现的，而是19世纪末以来各种问题的积淀。

独立成了一锅“夹生饭”：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影响

在历史传统上，南苏丹尽管和北部苏丹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两者一直以来以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1899年至1956年苏丹独立期间，作为苏丹的实际统治者，英国为压制北部阿拉伯人的势力，以反对北方阿拉伯人在南方从事奴隶贸易为由，限制阿拉伯人对南方的控制；与此同时，英国的传教士却深入南方，建教堂办学校，鼓励南方人去英属东非而不是喀土穆求学。由此，南苏丹在文化上、政治上与北部苏丹渐行渐远。苏丹建国后，南北之间的纷争长期存在，并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并以南苏丹的独立建国而告终。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南部苏丹一直以“反抗者”的认同凝聚自身，但其内部并没有形成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共识，丁卡人、努尔人、希卢克人等南苏丹主要部族对于部族利益的认知更为强烈。

不仅如此，南部苏丹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也极为落后。2011年时，该国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文盲，仅有1%的家庭拥有银行账户，人工铺设的道路不足100公里，其中大部分位于首都朱巴。尽管在独立后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但对于如何有效开发和管理这些资源，南苏丹政府还没有基本的能力。

尽管当前南苏丹还不完全具备作为独立国家的基础，但是一些国家出于自身考虑，加速了这一进程。21世纪后，美国基于对苏丹石油资源的觊觎、以及防止北部苏丹伊斯兰政权进一步向撒南非洲渗透等原因，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2010年9月奥巴马政府的“美国苏丹新战略”曾宣称要实现南苏丹在2011年后的独立与和平，从而结束“粗暴干涉人权和种族屠杀”行为，确保苏丹不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安全港。

除此之外，以色列对南部苏丹的长期支持也是不容小觑的因素。早在20世纪中期，以色列就与南部苏丹的反抗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给予反抗力量以经济和武器装备上的支持，达到削弱阿拉伯世界之力量的目的。特别是苏丹与以色列同为红海国家，被以色列视为其重要的周边力量。南苏丹的独立，不仅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而且南苏丹潜在的石油资源将会带动能源匮乏的以色列与该国及东非国家的合作。

部族利益撕裂国家，安全形势难望好转

南苏丹独立后，部族间的矛盾因为利益该如何分配而骤然凸显，在丁卡人为主体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赢得独立后，“苏人解”在新政府中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于2011年8月组建的新政府中，该组织占据了29个部长职位中的26个、议会94%的议席、10个州中9个州的州长职位。

丁卡人是南苏丹的第一大部族，占总人口的54.5%，其他民族认为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其中，以副总统马沙尔首的努尔人，是领导层内对丁卡人总统基尔最为重要的反对力量。努尔人是南苏丹的第二大部族，占到了苏丹人口15%的比例。

双方于2013年4月爆发全面冲突，尽管在2014 年1月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随着行政区的重新划分以及冲突双方彼此的不信任，南苏丹的大范围的武装冲突依然随时可能爆发。

2016年7月8日至11日在首都朱巴爆发的冲突便是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支持基尔与支持马沙尔的武装力量在朱巴的激战，导致了数百人丧生、数千人流离失所，仅8日的冲突就导致了超过270人丧生，在联合国设于南苏丹的营地内部及附近就至少有８名平民死亡、67名平民受伤。7月10日，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1辆装甲车被一发炮弹击中，中国维和人员有2人牺牲。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明确表示，南苏丹政府相关负责人必须得到问责，联合国也将加强驻南苏丹特派团的力量。

尽管如此，在短期内，南苏丹的安全形势仍难以彻底好转。南北苏丹数十年以来的内战使得南苏丹各部族、各派武装力量都拥有不少的中小武器，在国家权威及有效政府未能构建之前，各部族仍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除了努尔人与丁卡人对政权主导权的争夺外，南苏丹其他部族之间也会在国家各地区不断爆发围绕着财富、土地、水资源的小规模冲突。如果不能加以有效限制，频繁的冲突本身将会导致族群和部族认同的政治化，并很可能进入到部族矛盾逐渐激化的恶性循环，甚至导致全面失控的状况。

中国外交当如何应对南苏丹局势？

南苏丹的此次冲突，对于中国在南苏丹的海外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2人丧生、5人受伤，中国港湾公司朱巴机场改扩建项目部等中资企业也受到了武装力量的侵扰。

冲突停火后，第一批中国企业员工共74人于13日搭乘包机撤离南苏丹。此外，除维和人员外，在南苏丹仍有中国公民约1400人，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已要求中国公民做好相应防范措施，并根据局势发展，考虑采取包括撤离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作为应对，当前中国对南苏丹的外交应在“真、实、亲、诚”之原则上做好以下三点：

1、安全层面，一定时期内继续派驻维和部队，确保为南苏丹的政治和解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在南苏丹独立之前，中国在南部苏丹地区就驻有维和部队。2014年12月，中国又向南苏丹派出维和步兵营，这是中国首次派出整建制步兵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的存在，对于南苏丹的独立及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非洲的维和历程，1993年在索马里、1994年在卢旺达均未能很好地建立安全秩序，而对于任务的最终放弃，则导致了索马里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及卢旺达惨案的发生。可以说，没有安全，就没有和平，更谈不上发展。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肯定了中国维和部队的贡献，可以预见，中国在南苏丹维和行动中更为深入的参与，将体现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2、政治层面，借助特使制度及政党外交的优势，推动地区国际组织和南苏丹各政治派别在政治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

2007年，为了应对达尔富尔危机，中国政府设立了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之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在南苏丹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南苏丹独立后，与北苏丹的关系一度紧张，而中国的特使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南北苏丹关系的和解，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南苏丹政府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除了国际大国和北苏丹外，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非洲联盟在南苏丹的政治和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可以借助自身的优势，通过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在地区国际组织、南北苏丹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斡旋，为南苏丹国内的政治和解提供充足的空间，避免南苏丹成为非洲地区部族冲突的又一个牺牲品。

此外，在南苏丹问题上，中国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政党外交经验。2005年苏丹南北双方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后，中国便尊重南北苏丹的政治安排，在不干涉苏丹内政的前提下与南方发展党际关系。现任南苏丹总统基尔便曾于2005年和2007年以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两次访华。当前，通过与南苏丹政治派别的交往，有利于中国政府熟悉南苏丹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客观状况，从而更好地保护我国在南苏丹的海外利益。

3、经济层面，以能源建设稳定南苏丹经济，为吸引中国更多投资奠定基础。

南苏丹有着丰富的石油储量，占到了南北苏丹总储量的75%左右，拥有苏丹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40%股权的中石油，其绝大部分油田都分布在南苏丹。

但南苏丹并没有炼油厂，产自该国的原油必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北苏丹的喀土穆，再通过位于北苏丹的30万吨级油码头苏丹港出口。南苏丹建立后，出于对北苏丹的不信任，提出要修建南苏丹朱巴至肯尼亚拉穆港的新输油管，摆脱对北苏丹的依赖。南北苏丹也因为在石油利益的分配上的争执差点引发了战争，并严重影响了南苏丹石油的生产和中石油的利益。

2015年，南苏丹的原油日产量为16万桶，还不足2011年时的一半，再加上油价低迷的影响，98%的经济收益来自于石油的南苏丹已经陷入危机，该国货币贬值已超过11倍。因此，动荡中的南苏丹若想其经济在数年内步入正轨，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并不可行，与北苏丹的经济合作是更为务实的选择，中国政府则可在推动南北苏丹减少互疑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闵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