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没理解中国在那500年的领先地位，否则书会更好

【编者按】：据芝加哥大学官方网站消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于7月8日去世，享年98岁。麦克尼尔是当今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被认为是20世纪兴起的全球史写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之一。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一书为他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麦克尼尔的著作在中国也有出版，包括《西方的兴起》和《世界史》等。本文选自最新版的《西方的兴起》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发表。这篇麦克尼尔写于1990年代末的文章，回顾了《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写作过程，本文原题《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

历史学家是从他们自己时代的移动舞台上研究课题的，其结果是使过去不断改变着轮廓。任何活着的人在很久之后再度阅读他本人的著作，必然希望能辨认出时间带给对历史的理解不可避免的变换迹象和印记。使我明了这个公认的真理的，是威廉学院（Williams College）在我于1988年作为访问教授时，专门为我的主要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开设的讨论讲座，这是25年中我第一次重读这本书，重新访问一位老朋友——也是一次梦魇——的体验是既惭愧又兴奋。

当这本书在1963年出版发行时，是一次出乎意料惊人的成功。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 Roper）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做了过分的赞美，在圣诞节购物季开始后不久，它就上升到最畅销书排行榜中；这本书从那时起一直在印刷，到现在累计销售超过7.5万册，一种便宜的简装本（828页才1.25美元！）在一年之内就将初版售完。

如今回顾起来，显然《西方的兴起》在当时被看作美国战后帝国态度的一种表现。它的论述范围和概念是知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者阐发的文化传播论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特别是《西方的兴起》是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上，即促进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与拥有新的和不熟悉的技术的外来者的接触。

这种见解的一个推论是，科技发达（也就是文明）的中心以向其邻居展现有吸引力的新事物的方式使他们骚乱不安。周围科技水平较低的民族于是就被驱迫试图掌握这些新事物，以便使他们自己获得科技文化赋予其拥有者的财富、权力、真理和好处。而这种努力也在拼命效仿和同样强烈地想要保存传统的习惯与制度的愿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矛盾，这些自愿的借用者想以此与文明生活也具有的腐败和不公正划清界限。

与其他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这一见解的第二个推论是，同时代各文明之间的接触应当是世界史学者所研究的关键问题，因为这种接触能够使每种文明所拥有的科技的种类和表现发生变化，而它们由此影响到上面所述的各地科技传播的方式。不论什么时候，一种文明通过其科技文化表现出来的明显优越性，就能够影响到与其发生接触的任何人，世界历史本质上可以说就开始向单一方向运行；因而通过考察在遥远的地方对新科技和新思想的接受，一位历史学家能够赋予细节的混乱以模式和意义，否则它们就会使得世界历史（按其严格的定义）不可理解。

在1954—1963年本书写作的时期，美国由于先进的科技与巨大的财富积累，正处在战后有能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顶峰。由此我对世界过去的想象可以看作不过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合理化而不予理会，即通过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形势来看待整个世界的过去，宣称类似的文化统治与传播模式是一直存在的。（当然明显的反驳是，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一种那时美国人尚未认识到的方法去适应其先例。）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他对过去的观点反映着他自己时代的体验，并与一种学术传统相互影响，这种传统带有它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切痕迹。但是我至少可以说，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其方式与美国对当时世界的体验相一致。回顾起来，似乎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在1960年代早期被接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种一致性。但若果真如此，无论是我还是评论者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方面。如果说我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评述和美国在当时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如果确实起了作用的话）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若果真如此，那么所有的关联也完全是潜意识的。

从这25年间历史学发展的道路来看，对我考察过去的方式的第二种责难看来更为明显。《西方的兴起》倾向于与强者一道前进，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也就是有技艺和特权的社会控制者，对历史变革的牺牲者们的遭遇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无疑反映了个人的心理特征——家庭、种族、阶级和其他个人特点与经验，这导致我对人类所积累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很尊重，并使其成为我们的希望。当每个人，包括今天生活最贫穷的人们不断从这些技术中获益时，我想我们必须钦佩那些开创这些事业的人们，并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冒险看作一个令人惊奇的成功故事，尽管所有这些都包含了苦难。本书明确的理想是对人类的每一个新成就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做明智的衡量，但是看来像是一种公正的平衡的东西对我来说，易于把其他人看作一种可怜的辩护者，即为世界上每个伟大文明中从事各种事务的上层（成年男子）而辩护。

这些总体上的考虑很少在威廉讨论讲座上提出来。讲座是一周一章的形式，因此不同章节在质量上的不一致越加令人痛心地显现出来。最低点出现在第4章，标题为“中东地区世界性文明的兴起，公元前1700—前500年”。在一个简短的介绍之后，这章就担负起叙述军事—政治变化、行政系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保守与进步的任务，跨越12个世纪，涉及几十个民族和国家，其结果是令人疲惫和支离破碎，更加混乱而没能阐明问题，甚至对于一位有恒心和耐心的读者也是如此。

结果是，只要我主要考虑的是从各个不同文明的角度出发，这个历史舞台就变得格外拥挤。意料之中的是，这一章凌乱无序的原因在于，我努力想要说明，每个有其独特文化的民族是如何表现或证实我所强调的每个主题。这就需要我更坚定地集中在世界化进程本身，更仔细地考虑将中东地区各民族凝合在一起的各种新的活动，并且应该更明晰地强调这些。但是，这需要新的设想和概念，而在那时我是缺乏这些的，只是随后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忽略中国和中国文明在这几个世纪的中心地位，而是集中在“大草原地带的征服者们和欧洲的远西部分”，并以此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然而我的错误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对大草原地带的征服者们和中世纪欧洲的兴起如此强调，反映了我所受教育的偏颇。这一章纯粹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欧亚大陆的。在西方人看来，突厥人和蒙古人从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地，可以说是神秘地乘马飞奔而来。虽然我确实提到官僚系统使得成吉思汗的军队如此强大，即便如此，我仍然没能把游牧强权的兴起与蒙古人使用了直接从中国借用来的军事行政官僚手段这个事实联系起来。结果是我忽略了这个时代世界平衡的最终打破者，这个破坏者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结晶使得中国的文化、财富和权势达到一个新水平，它在4—5个世纪长的一个时期内远超过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

回顾起来令人感兴趣的是，看到一些对中国在公元1000—1500年之间的领先地位的恰当评价的材料，在1963年之前我是可以利用的。特别是我使用了斯蒂芬·巴拉兹（Stefan Balazs）论中国在唐代经济变化的文章，我还看到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长篇研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头几卷。但是直到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揭示了宋朝有色金属冶炼术的规模和经济管理的复杂性，斯波义信提供了宋朝商业经济的整体形象，和伊懋可（Mark Elvin）宣称对整个中国的过去有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理论解释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变革的意义。

我的可原谅之处是一代人之间可利用的史学成就，仍然反映了对中国过去传统的评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若一个政权不能控制最北部的省份，在某种意义上就不能与中国在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皇帝统治下保持完整和统一的那些时代相提并论。因为宋朝（960—1279年）从未能控制北方的蛮族，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最北部的省份丢给它们，可以说这个朝代不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时期，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艺术和文学在宋朝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失败。在雅克·热尔内（Jacques Gernet）之前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的技艺是如何伴随着宋朝军队在草原地带边疆的败绩传播到这个国家的传统边界之外，打破了中国和它的游牧邻邦之间以前的平衡，并且如成吉思汗的事业不久后表现出来的，同样打破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从前的平衡。

从《西方的兴起》的研究视角来看，我没能理解中国在公元1000—1500年间的领先地位是特别令人懊悔的。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这本书就会有一种优美简洁的结构。照目前的状况，这本书的中间部分，标题为“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是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即地中海古希腊文化（前500—200年）、印度（200—600年）和在穆斯林统治下再度统一的中东地区（600—1000年）进入了连续的几个文化繁荣时期，确保了它们中每一个在古老世界民族中的一个时期的领先地位。接着这个过去的简单结构是中国的远东（1000—1500年）和欧洲的远西（1500—2000年？）的繁荣和在生存圈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就有着看来可以用事实证明的清楚条理和准确性。但是我的无知（和残留的欧洲中心论）使我在1963年看不到这一点。

这确实是本书的主要失误。当然，从1963年以来学术研究的进展使得本书中的部分内容过时了，不过这几乎都是在细节方面。一个例外是非洲，过去25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所揭示出的民族间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远比我在写《西方的兴起》时所能了解的复杂得多。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要文明的中心，因此这个大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直到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因而有关非洲历史简短的段落现在是过时的和不充分的，这个缺点并没有像第10章未能认识到中国拥有世界领导权那样扭曲了历史的整体画面。

但是赋予中国商业习惯和前景的传播以特有的重要性的，是一个运河网络已经存在这个事实，它将黄河流域和更为广阔的长江流域联系起来。驳船和运河船能够容易地在这些运河上往来航行，并几乎是绝对安全地运载相对大批量的货物。中国的运河在许多世纪中一直为了农业和税收征集而建造。而到了公元605年，当连接这两条大河流域的大运河完工时，中国的国内水路网络就能够联系有差别的和资源互补的地区。结果，贸易和商业的规模与重要性在中国内部就能上升到远超过在中东或其他地区所能达到的程度。旧有的互相依赖和地区交换的最高限度被打破了。一种由人类努力的市场整合的新范围正在全面起作用，普通人民甚至贫穷的村民靠它能够放心地依靠买卖来付税，甚至为他们自己提供食品和日常消费的其他用品。

人们对此不应夸大。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农民买稻米都是为了使养蚕专业化，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自己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大部分或所有食品。然而，当专业化证明能够以这种形式支付甚至略微改进生活水准时，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开始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前所未有的规模上专业化。其结果当然是技艺得到了改进，一个社会整体财富的大量增长。一个标志是中国的人口在宋朝几乎翻了一番。另一个标志是中国手工技艺开始超越世界其余地区这个事实。丝绸、瓷器、火药和造船是中国的优越地位的较重要例子中的几个，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无数市场繁忙的交易和运河的庞大船队保持着货物的流通，并使得一个地区的剩余产品与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产品以前所未有的可靠性和效率进行交换。

中国的商业化影响从未局限于政治疆界之内。相反，加强了的驮运商队贸易跨越了中国所有的陆地边界，而大规模扩大的海上商业不久也同样发展起来，将中国的货物以比从前大得多的数量运到印度洋，以及跨海运到日本。这个以前的中心在中东地区的大城市和集市的世界体系，于是获得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得多的生产中心，并且并非偶然地将它的范围扩张到遥远的西欧和像日本这样以前是边缘的其他地区。

中世纪研究学者早已认识到在公元1000年之后城市的兴起对欧洲的重要性，以及香料贸易联系欧洲消费者和遥远的印度群岛上的生产者的作用。但是历史学界尚未习惯于这个想法，即这只是一个更大的现象的一部分——一个正在出现的世界体系的扩展和加强，现在几乎包括了全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欧洲和伊斯兰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认识到，中世纪欧洲文明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兴起是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从中东地区向东转移到中国同时发生的。这不足为奇。我们的中世纪研究者惯于在过去专注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家历史——专断地以19世纪后期的环境来投射整个人类的过去，当时法兰西和不列颠帝国确实覆盖了地球大部分地区——这需要在想象上有一个真正的飞跃来承认中国的首要地位，尽管马可·波罗是在对立的方面。

对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明朝在15世纪30年代之后选择了放弃海外冒险的学术研究，比起欧洲人通过航海开拓向他们敞开的新世界的丰富文献来，一直是很薄弱的。对中国和欧洲的扩张的动力在约1450年到1500年到达的转折点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为今天的历史探讨提供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题目，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面临21世纪时，我们虽然已知道远东被远西取代这个发生在16世纪的情况可能会扭转过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国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兴起依靠的是从中东地区首先得到借鉴，欧洲在1500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也是首先从中国得到借鉴。

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纪录成为环太平洋地区进一步获得成功的前兆，很清楚的是这种成功也将依靠首先借鉴欧洲（和美国）的技艺。这看来似乎是世界历史最清楚的模式之一。也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没有什么民族或国家可以不利用地球上任何地方已知的最有效和最强有力的工具，而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其余地区的。因而世界领导权在任何地理上的转移必然是以成功地从先前确立的最高优越技艺的中心借鉴为开端的。

世界体系的这种波动性成长，伴随着变换着的中心和将大量多种民族和文化囊括进来，现在在我看来，这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我在写《西方的兴起》时却对其大部分未予注意。甚至对于15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我本打算用文明的包装来组织我的观点，只是在1850年之后，我确实认为亚洲分离的各文明和自主性被打破了，屈从于一个新的全球性世界。但是自主性在1850年以前很久就一直被侵蚀着，在1500年以前很久，甚至在1000年以前很久也是如此。我现在认为，这种进程可追溯到文明史的真正开端，并且应当如其本来面目展现出来，即分离的各文明和它们相互作用的历史是并行的。

准确地说，一种记叙如何能够将人类过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不容易具体说明的，只有进行尝试才能检验这种可能性，而现在这应当成为世界史学家应做之事。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要特点，而在这种多元化之下也有着一种重要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通过一个世界体系的兴起表现出来，它超越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因为人类希望拥有这个体系运作的结果。

换言之，他们要得到他们不能在附近找到的稀有和贵重的物品，而不久他们就也有通过市场交换回报给有效率的生产者而激发和维持的致富愿望。与此相关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把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与市场交换有关的活动上，世界体系就从它最初的边缘地位成长为在我们当代所享有的显著的中心地位，而这种互相交换和互相依存仍然是可以与文化的多样性完全相容的，并且至少就目前而言，也与政治的多元化和对抗可以相容。这三者都属于一部这个世界本来的历史——不管这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