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苏丹中资机构撤离潮3年后再起，投资不利影响是否可控？

据新华社7月14日报道，又有约260名在南苏丹的中资机构人员13日从南苏丹首都朱巴撤离，乘包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12日晚，70余名中资企业员工已撤离。

上一次在南中资机构的大面积人员撤离，是2013年12月南苏丹首都朱巴爆发武装冲突后。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苏丹问题研究专家姜恒昆博士14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目前在南中资企业工作人员大部分已通过包机和陆路撤至内罗毕、喀土穆和乌干达，或正在积极准备撤离，其余则决定留守。撤离工作由使馆统筹规划，各企业协作组织行动。

中方早已制定了非常时期的对策预案

从当地时间7月8日开始，南苏丹首都朱巴发生军事交火，过渡政府总统基尔领导的政府卫队与第一副总统马沙尔领导的反对派卫队展开激烈火并。目前在多方压力下，双方已停火。

据美国媒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战争对该区域的影响清晰可见。“空旷的村庄、荒废的田地、流离失所的人群、学校和医院惨遭轰炸”——这就是战区的现状。

此外，近几日发生在南苏丹的军事交火也引发了公众对在南中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状况的担忧。

姜恒昆对澎湃新闻表示，他从南苏丹中国商会以及南苏丹华侨联合会有关人员处获悉，“他们的生活情况还算正常，但工作自然是谈不上了。由于（外部环境）不安全及担心被抢劫，（中资企业）基本都在关门歇业。”

事发后，中国外交部指示中国驻南苏丹使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指导在南中资机构及中国公民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保障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刘乃亚博士指出，在经历了2012年北南苏丹黑格里格油田冲突事件之后，驻南中资企业在使馆的领导下，早已制定了非常时期的对策预案。

据姜恒昆透露，“此次交火发生后，使馆以保护人员安全为核心，启动了紧急预案，要求在安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中方人员集中在朱巴既定的8个集结点，视局势发展全员或部分撤离，不能集结的就地隐蔽。”

中企在南投资涉及各个方面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通过独立公投正式宣告独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此后，推行“走出去”战略的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南苏丹的经济社会建设，并于2011年11月与南苏丹签订贸易、经济和技术协定，并成立双边经贸联委会。

对于中资企业的目前运营状况，姜恒昆指出，从2011年南苏丹独立到2013年底危机爆发的两年多时间里，中方各项目的运营状况良好。

但姜恒昆表示，在危机爆发后，“由于安全环境不良、南政府财政危机、外币短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原因，很多大型项目都处于停滞状态。即使是餐饮、酒店、超市等（小型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甚至难以为继。”姜恒昆补充道，如果紧张局势持续、和平协议执行不力或难以落实、过渡政府难以正常运转，中方势必会减少投资计划，躲避战争环境。 

刘乃亚表示，此次突发事件对中国在南苏丹企业的经营无疑将产生不利影响，但总体应该是可控的。对中国而言，只有常抓安全意识不懈，与驻在国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研讨和应对，才能维护中国海外利益。

根据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信息显示，中方在南苏丹承担了援建医院、活动板房学校、打井，提供医疗设备、抗疟药品和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人力资源培训等项目。截至2015年5月，在南注册的各类中资企业约140家，共约1700人，主要涉及石油、建筑、路桥、通讯等领域。

其中石油合作是中南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的数据，截至到南苏丹危机发生的2013年，其出口的石油中，有86%供往中国。中国公司是南苏丹两个大型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中石油拥有在南油田开采合资企业40%的股权，也是南北苏丹之间长达1600公里输油管道的运营商。

此外，中国港湾今年1月也与南苏丹交通路桥部签署了南苏丹尼罗河水运项目合同，此项目旨在为南苏丹建立尼罗河水运交通网。此前，中国港湾还承包了朱巴国际机场项目。

中石油南苏丹国家经理刘志勇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尽管南苏丹一独立，中国企业就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但“战火和经济危机才是考验投资稳固程度的试金石”。

2011年独立时的希望幻灭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尽管这个国家自成立之初在基础设施、医疗和学校设施等方面几近荒芜，政府治理方面也缺乏经验，但新生的国家仍被人们寄予希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1年在参加南苏丹独立仪式时曾发表讲话指出，南苏丹独立以后在解决贫穷、基础设施匮乏和安全保障等问题时将面临巨大挑战，但南苏丹拥有自然资源和可耕地，因而也存在惊人的发展潜力。

根据南苏丹国家统计局的信息显示，南苏丹独立之初，其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计划，也参与到联合国千禧年发展计划中。大量人口从苏丹或是其他国家归来，定居南苏丹；像首都朱巴这样的城市急剧发展，为大家开辟了新的居住地。

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刚刚独立的南苏丹年GDP增长率为负46.1%，但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13.1%的历史极值。

GDP增长率起伏极大，2016年人均GNI仅为960美元，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约半数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2014年人均寿命仅为56岁；内部战争导致大量平民伤亡、36000人流离失所、7000人被置于避难所；儿童面临教育缺失、被召为童兵、营养不良、性暴力等问题——这就是南苏丹这5年来的写照。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分析称，南苏丹今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停滞，教育、健康、社会服务等领域仍然依赖国外援助。自然灾害，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以及南苏丹赖以生存的出口物——石油国际市场价格下跌，人们2011年时的希望幻灭了。

全国枪支泛滥，300%的通胀率继续影响着已被摧毁的经济，这个年轻国家的前景不妙。《经济学人》这样评价道。

独立后的南苏丹内外交困

刘乃亚对澎湃新闻指出，独立后的南苏丹可谓内外交困：对外要应对来自苏丹的军事、外交和和经济压力，在内部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和国家军队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其成员按照各自部族身份划分成不同派系，未能在实现国家稳定与和平及开展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这次军事冲突为例，总统基尔所在的南苏丹最大部族丁卡族和副总统马沙尔所在的石油资源丰富的第二大部族努埃尔族在权力和资源的争夺上存在矛盾，其间，基尔谋求扩大丁卡族人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中的地位。此举引起努埃尔族和其他部族的强烈不满，组织反对派阵营与之抗衡。此次朱巴冲突也是二人尖锐对立的延续。

姜恒昆指出，南苏丹独立后，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管理手段，使国家治理出现了执政党转型和军队整合不成功、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均、腐败盛行、族群矛盾尖锐等一系列问题，“执政党内的权力斗争被带入政府和公共领域，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据今日俄罗斯（RT）报道，致力于非洲深度报道的“Viewpoint Africa”媒体创办人阿约·约翰逊（Ayo Johnson）指出，欧美应自省当初在南苏丹社会还没有足够成熟时，强加给该地区的所谓“民主”概念，他们当时认为让南苏丹快速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就能带来和平，但南苏丹内部领导人在权益分配上的矛盾很快又凸显了出来。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教授王京烈表示，新生的国家面临着历史转型、社会转型，在发展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建设缺失很大；一些大国基于自己目的的干预， 使局势更复杂 、原有矛盾蛰伏下来，南苏丹在国家整合方面有很长的路要走。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中心特聘研究员刘鸿武表示，西方推动北南苏丹分裂，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南苏丹自独立以来，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困惑之中，并没有一条稳妥的道路。

“‘民族自决’、‘民主公投’带来了更复杂的后果，目前南苏丹的状况并不比当年北南对峙时好，究竟怎样更好地处理南苏丹地区的发展问题，这一点值得警示。” 刘鸿武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