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60年，始终是培育文学青年的土壤

“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这是1981年巴金为《萌芽》杂志复刊所写的寄语。时间又过去了35年，《萌芽》已走过了风雨一甲子。

7月12日，《萌芽》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作家协会召开。《萌芽》的几代编辑、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文学的力量和新环境下的杂志发展。

《萌芽》首任主编哈华曾经在创刊词中解释了刊名由来：萌芽，既代表新生，又是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主办《萌芽》杂志，“在文艺战线造就大群新战士”的精神。而60年来，这本杂志也一再向读者、作者证明了其当好“土壤”的使命。

“1956年在上海创刊的《萌芽》，是新中国的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创刊时的宗旨，却被一以贯之地继承下来。”《萌芽》杂志社长孙甘露说。

新中国的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

“我从1956年就开始给《萌芽》投稿了。”《萌芽》前副主编俞天白说自己是“稀有品种”，“走上文学道路，与《萌芽》对我的一路扶持分不开关系。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初次投稿的忐忑心理、稿件被刊登的喜悦、和编辑交流的收获。就这样一路从作者成为了编者。”

与俞天白有着同样感受的作者不在少数。“《萌芽》是我的母刊，这个说法一点不夸张，上世纪60年代我还是个中学生，就开始读《萌芽》，接着开始自己写稿、投稿，再成为这本杂志的一分子。”作家赵丽宏也曾担任过《萌芽》的编辑。

《萌芽》创刊后，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创刊号印数3.6万册，一年不到就达到20万份的发行量。赵丽宏在座谈会上感慨：“当时在《萌芽》上发表一篇文章的影响力，是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这意味着你的文章将被全国的文学爱好者注意到。”

作为青年作者的园地，不少著名作家，如陆文夫、孟伟哉、包玉堂等人的早期作品或处女作均发表于《萌芽》，可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萌芽》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几代作家从这里起步，走上文坛。

1960年7月，《萌芽》先是由半月刊改为月刊，两期后因纸张供应困难而休刊。1963年全国经济形势转好，1964年1月，《萌芽》杂志恢复出版，两年后因“文革”开始，杂志被迫停刊。

“60年经历了多少困难，但像《萌芽》这样不变宗旨地走过来，真的不多。”《萌芽》前主编曹阳感慨。

1981年1月，在各方的支持下，历经两次停刊后的《萌芽》又刊载着苏童、马原等一批先锋作家作品再度复刊，复刊后的《萌芽》发行量直线上升，最高突破20万份。

“复刊后我在《萌芽》担任诗歌散文编辑，作为编辑常常会给投稿者回信。因为写过太多信，自己都忘记了内容，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作者联系到我，感谢我们当时的回信和指导，说因为《萌芽》的支持，才继续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赵丽宏回忆。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热也遭遇挫折，大批文学杂志“关停并转”。彼时的《萌芽》在当时主编曹阳的指导下，“不动如山”，坚守这一方文学净土。

凭借《繁花》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也出席了座谈会。1985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失去的河流》于《萌芽》上刊载。“《萌芽》发表了我年轻时候的作品。许多杂志改变或消失了，只有《萌芽》始终摸准了年轻人的脉搏，并且一直充当着‘土壤’的角色。”

今年改版增加页数

在风云变幻的潮流中，《萌芽》也在求变求新。1995年，赵长天接手主编一职，一系列的新举措成功帮助《萌芽》再次突围：改版后的《萌芽》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青年人文素养和创作能力的提高。由《萌芽》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一起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更堪称近代文坛的一桩大事。大赛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为评比标准，向陈旧的语文教学模式下的应试作文发起一次冲击。至今一连18年，已有近80万人次参赛，更涌现了韩寒、周嘉宁、王若虚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青年作家。2004年冬，《萌芽》月发行量最高突破50万份，创造了原创文学刊物发行中的奇迹，被称为“萌芽”现象。

“《萌芽》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与文学毫不相关的专业领域转型成了一名写作者。”青年作家王若虚在座谈会上表示。

时至今日，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冲击和传统出版业江河日下的局面，《萌芽》却反其道而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掉转方向去维护传统创作与市场的平衡。2016年初，《萌芽》再度大胆改版，在纸媒被普遍唱衰的时期反而将页码由原来的80页增至112页。所收录的文学作品将呈现一个“阶梯式”的分布，除了目前作者群体的稿件采用，还将大幅增加成熟作家作品，并配以文学评论家对作家的访谈。

“与其说是出于对纸张的留恋，不如说更是因为对文学本身的敬畏。”孙甘露告诉大家，与通常所谓文学刊物转型仅仅转平台的认识不同，这次改版，更是一次全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