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诗明：稳步推进的大洋洲区域研究

一

大洋洲作为一个认知的存在，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新航路开辟后，大洋洲与其说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存在，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地理的存在，因为西方殖民者都把其建立的殖民地视为母国领土在海外的自然延伸，有些地方甚至用来安置囚犯。

大洋洲有1万多个岛屿，它们在自然条件和文化特色方面千差万别。人们通常结合地理、种族、文化等因素，把大洋洲划分成三个广阔的地区即三大文化圈。这三大文化圈的名字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探险家朱莱塞·迪蒙特·德吕维从希腊文字创造的，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殖民时期，这里不仅有源源不断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还有有色人种移民（主要是契约劳工）；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有石器时代、农耕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有外来的基督教，还有原住民的宗教与信仰。这一时期的大洋洲是作为西方世界的附属而存在的，也只有在谈到帝国拼图时，大洋洲才会被描上一笔。

改变大洋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些著名战役就发生在大洋洲，如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这场非常惨烈的战役，不仅让世人知道南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在盟军反攻日军中的重要作用，还让人们记住了所罗门群岛的存在。1944年1月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就签署了《澳新协定》。该协定就两国在战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定义与目标、这一地区的安全与防御、战败国所属岛屿及属地处置、岛屿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事项作了一次排他性安排。从此，南太平洋地区就被澳新两国视为自家的“后院”。1947年，南太平洋地区出现了首个多边合作机制——“南太平洋委员会”。这个由多个殖民国家参加并主导的区域性合作组织，被实践证明是一个过渡性的区域性合作安排，必然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而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价值及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洋洲兴起了非殖民化运动，一些岛屿因此赢得了民族独立或自治地位。1971年，取代“南太平洋委员会”的“南太平洋论坛”成立。该论坛的问世，标志着区域合作步入到由该地区主权国家主导的本位时代，适应了区域合作的原旨和内在机制构建的要求。随着更多的岛屿殖民地加入民族独立或自治行列，“南太平洋论坛”不得不扩容增量。2000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应运而生。这是迄今为止大洋洲地区一个最具包容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其成员除澳新两国外，14个岛屿国家或自治岛屿亦在其中。

二

我国与大洋洲地区很早就有了联系，其中民间往来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这一地区的华人华侨，不仅是该地区早期的拓荒者，也是其祖籍地与客籍地之间名副其实的民间使者。然而，由一般的民间交往或非官方认知演进至学术研究层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的事情，而且当时也只是个案。20世纪70年代，商务印书馆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部分太平洋岛屿国家或地区的论著译丛，为国内读者了解一些太平洋岛国的地理、人文、宗教、历史、政治等提供了零星但难得一见的材料。受到这些译著的启发，国内的大洋洲研究有了一定的起色，这一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首先进入研究范畴。到了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专题论文以及学术性著作开始出现。大洋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是在最近20年。由钱乘旦主编的“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将研究视角投向处于学术边缘的大洋洲。无论是“在移植中再造”的澳大利亚，还是“在追随中创新”的新西兰，或是处在现代化边缘的太平洋岛屿国家，它们都被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后来钱乘旦又主编了十卷本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便是其中一卷。这是国内学界视大洋洲为一个整体且被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来检视的首次尝试。当然不得不提及的是，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编辑委员会发起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别丛书，又一次让学者与太平洋岛国结缘。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列国志》太平洋岛国系列的接续出版，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岛国的认知，也让外界对大洋洲研究有更多的期待。

最近几年，得益于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区域与国别研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对大洋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除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建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如既往地遍地开花外，诸如“大洋洲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太平洋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这从研究者持续发表的成果以及近年来申报项目的人数明显增多可以得到印证。

三

和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相比，大洋洲区域研究可谓姗姗来迟。但是，大洋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不懈努力，并在吸收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模式或范式。

一是在研究路径上，学理研究与现实观照有机结合。新时代语境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既注重基础研究又重视现实关怀，提倡学术个体的研究旨趣要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对接。大洋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上述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两年一度的“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一度的全国“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两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和每年一度由中澳学界轮流主办的“中澳跨文化研究论坛”等。这些学术论坛的议题设置既有一般性的基础性问题，如大洋洲的历史文化，又有现实感很强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如中国与大洋洲国家关系发展及其前景等。

二是在研究议题的选择方面，热点、焦点问题备受青睐。比如中澳关系发展及其前景、澳大利亚“新科伦坡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太平洋岛国的蓝色海洋经济战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等。从事大洋洲研究的学者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去梳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解析其中的逻辑联系，并对其动态发展做出预测，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视角特征明显。比如对太平洋岛屿环境问题的研究，就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其中，他们从各自学科视角进行分析，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具有地球与环境科学背景的学者们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人类生态系统失调或失衡，以及若干年后太平洋有些岛屿不复存在的问题；历史学家们关注这一地区历史上环境问题的产生，尤其是殖民时期宗主国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以及冷战时期欧美等国在这一地区进行过无数次核试验而产生的核污染等；政治学专业的学者们聚焦这一地区的气候政治，即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领域的政治博弈；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对气候变化给这一地区的产业发展（如农业、渔业）带来的影响产生兴趣；具有国际关系学科背景的学者则把视点放在这一地区因环境变化而催生的区域乃至全球治理方面；如此，等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综合和分析来自不同学科的观念和信息，进而提供全新的洞见和观点，但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以及研究者相对独立的研究属性，使得某些议题的多学科研究大都处在一个自发而非自觉的状态，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整合仍显不足。

当然，一个新领域的研究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有些困难来自研究客体自身的局限性，如国小民寡、位置偏远、国际影响力有限等；有些挑战源于研究主体即研究者本身的因素，如视野逼仄、盲目跟风、急功近利、缺乏创新等。正因如此，大洋洲区域研究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夯实基础研究，不能盲从热点或焦点问题，正确处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等等。这些问题既掩饰不了，也绕不过去，需要大家勠力同心予以克服或解决。

（本文系《光明日报》理论版（ 2020年01月06日 14版）刊发，略有改动。作者：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