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王安石为何“窜改”名句“鸟鸣山更幽”？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在宋代著名诗人当中，王安石喜欢窜改前人的诗句是“赫赫有名”的。钱锺书先生调侃他：“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谈艺录》）

在这些窜改之作中，既多有后来居上、转出益精之作，也不乏弄巧成拙、画蛇添足之什，“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著斧拆补之痕迹。”其中，如把南朝诗人王籍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改为“古诗鸟鸣山更幽，我意不若鸣声收”以及“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之例，最受后人诟病。南宋曾季鲤评曰：“荆公绝句‘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却觉无味。盖鸟鸣即山不幽，鸟不鸣即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能不如南朝之诗为工也。”（《艇斋诗话》）清代翁方纲也批评道：“‘一鸟不鸣山更幽’，自不如‘鸟鸣山更幽’。王介甫好争短长，如此类之小者亦然。”（《石洲诗话》卷三）

王安石窜改的诗句出自王籍《入若耶溪》诗，原作为：“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诗人深谙动静相生的辩证关系，所以运用了以动写静的手法，刻意经营出一种幽静恬淡的艺术境界。单就表现手法而言，述者的确不如作者，以动静相衬而更能表现出山林的静幽之境。然据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载：

荆公曰：“前辈诗云‘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山谷曰：“此老论诗，不失解经旨趣。”亦何怪耶？唐诗有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者，置早意于残晚中；有曰“警蝉移别柳，斗鹊坠闲庭”者，置静意于喧动中。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亦载：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之动，下句动中有静。

由此可见，王安石对于诗家动静相辅相承、相映相衬的辩证艺术，其实深有所得，他甚至亲口道出了“鸟鸣山更幽”的妙处所在。这样看来，他对于这两句诗歌的窜改，就不应当是出于争强好胜的心理作祟。他应当十分清楚，自己的窜改必定会破坏原诗的韵味。那么，他先后两次的改动，或许别有意欤？

王安石改窜后的诗句出自于《老树》与《钟山即事》。全诗为：

去年北风吹瓦裂，墙头老树冻欲折。苍叶蔽屋忽扶疏，野禽从此相与居。禽鸣无时不可数，雌雄各自应律吕。我床拔书当午眠，能警我眠聒我语。古诗鸟鸣山更幽，我念不若鸣声收。但忧此物一朝去，狂风还来欺老树。（《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十四）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四）

前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李壁注谓：“此诗托意甚深，当是更张后作。”细按诗意，诗人以老树自托，而以狂风隐指新法反对派，又以野禽比喻变法中的投机小人。诗中的“禽”、“鸟”以及“老树”等意象，均属于作者整个咏物诗意象体系中的一部分，不能单纯地视为客观的景物。

今按，熙宁新法伊始，保守派群起而攻，魏泰《东轩笔录》卷九载：

熙宁初，……是时荆公方得君，锐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吕诲、范纯仁、钱凯、程颢之伦尤极诋訾，天下之人皆目为生事。

针对反对派的攻讦，王安石不仅在朝堂上据理力争，还写下了大量的咏物诗，以诗言志，借物自托，表明心迹，反驳政敌。如在《白鸥》、《白云》、《风》等咏物诗中，他自托为玉雪无垢的白鸥、无心悠然的白云，而以机弋、西风等意象隐指新法反对派。李壁注《白鸥》曰：“吕献可首弹公，后来刘莘老诸人力排变法，最后唐垌斥公尤切，恐诗意指此。”（《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二十一）又注《白云》曰：“西风来吹，亦似谓群言交攻。羲和言日，借以喻神考。”（《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二十一）

《东轩笔录》卷五又载：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权要莫非新进之士也。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只得起用新人。只是其中良莠不齐，投机小人在所难免。反对派以此攻讦新法，而王安石也未尝不知，只是无可奈何。对此，他在诗中也深有致意，如《咏月三首》其二：“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遥见一毫纤。此时只欲浮云尽，窟穴何妨有兔蟾。”其三：“一片清光万里兼，几回圆极又纤纤。君看出没非无意，岂为辛勤养玉蟾。”诗中以月亮来比拟新法或自己，而以兔蟾比拟小人，意谓新法之行如明月之升，志在普照万里，即使有兔蟾之影，也无碍大局。李壁注曰：“此见公包容小人之意，不知卒为已害。谓吕、蔡之徒。”（《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五）

《老树》诗与以上诸作出于同一机杼，都是借物托意、以物拟人的咏物诗，而非单纯的写景抒情之作。诗中前二句“去年北风吹瓦裂，墙头老树冻欲折”，隐指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罢相；以下六句则隐喻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之后，新党内部交讧不已，各执一端，故云“各自应律吕”。而后四句则反映了王安石“包容小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虽然知道小人投机并不可靠，但另一方面却忧虑自己势单力孤，不能不对他们予以重用。因此，只能望其停止讧闹，“一鸟不鸣”，聊得清静。魏泰指出：“王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不足以任事。”（《东轩笔录》卷五）这正反映出了王安石复相后的困难处境。《钟山即事》则是王安石退居金陵后所作，诗中表达了作者摆脱政敌攻讦、小人倾陷之后回归自然的清闲心境，故云“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诗中的“鸟”与《老树》中的“鸟”一样，并非单纯的客观景物写实，而是另有所寓，暗拟新法党争中政敌与小人们无尽的喧扰。

就表现手法而言，以“禽鸟”拟人在王安石的咏物诗中屡见不鲜，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套路。如《促织》：“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絇丝。”（《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六）促织历来与伤秋、怀远、闺怨等相关联，王诗却以此暗中讥讽那些只知严征峻敛不恤民力的官员，和促织一样见识短陋。南宋黄彻评道：“临川咏促织云……余谓世之严督征赋、不恤疲瘵之有无者，虽魁然其形，实微虫智耳。”（《跫溪诗话》卷六）又如《鸱》：“依依秋风气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随势亦高。”（《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九）诗人变法的初衷，是要致君尧舜，追复二帝三王盛世之治，但“宿望旧人议论不协”，“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结果诗人终受小人之害，而此辈却乘机而进。于是诗人以鸱喻人，予以辛辣的讥讽。

由上可见，王安石在窜改王籍的句名时，的确沿袭了前人的意象。在具体表达时，则有意识地运用了“以物拟人”的艺术方法。尽管改作依榜于原作，难逃画鹘之讥和想像贫乏的嫌疑，但诗人在模仿时能够把它巧妙融入自己的意象体系中，再以不同于原诗客观写实的象征、隐喻的手法出之，从而赋予了这一传统意象以独特的主观情感内涵，真实地表现出了诗人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个体心灵体验。这对于学习和借鉴前人而言，也还是颇有可取，恐非单纯出于性格上的“争强好胜”而使然。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