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白宫岁月》里的尼克松访华细节

编者按：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叙述了尼克松第一任总统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从1968年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开始至越战谈判结束，涉及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基辛格在书中详细记录了美国与越南停战始末、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后细节等。《白宫岁月》中文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文选自《白宫岁月》中尼克松访华部分，读者可以从基辛格视角重新回到历史现场。

基辛格

抵达北京：握手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唯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其他任何一个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尼克松和基辛格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

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

中国人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准备任何形式的群众欢迎。当我们的车队驶入市中心的时候，霍尔德曼在和齐格勒的无线电通话中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我们，那里会有多么值得上镜头的人山人海。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本来到处都是人，可这时却被挡在横街小巷里，所以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广场时，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车队驶过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那庞大而墩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幅斯大林画像肯定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了)；开进了坐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国宾馆。

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

一到总统的宾馆，全体人员都被带到宽敞的会客室里就座，这里的沙发摆成一个圆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块空间。周恩来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代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接着送来了茶水。周恩来主持了友好的交谈，时而开几个玩笑。和往常一样，他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中的每一个成员。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

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参观、会谈和祝酒

从一切报道来看，尼克松的游览全部是按计划进行的。不管计划要参观多少地方，最初出发的时间和最后返回的时间总是十分准确的。然而不管美国人做出多少节外生枝的事情，他们从来不感到中国主人催逼他们按照时间表行事。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这样做；最后时间表总是一分钟也不差。几个月以前，我体验到这种奇妙的安排时，曾问一个中国的礼宾官员，他们怎么能够把精确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结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礼宾司那样着急而气势汹汹地显示自己的才干。这位中国外交官回答说，这很简单。对外宾只告诉他们出发和返回的时间以及要去参观的地点。不像通常礼宾官员所做的那样，用详细的时间表约束外宾(以显示准备的周密)，这样外宾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压力。为供他们自己掌握，中国人把参观时间按八分钟一段分作几段(为什么是八分钟仍然令人莫明其妙)。如果外宾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从以后参观项目中减少几个相应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

换句话说，中国人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在时间表问题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随客便。这样，中国的礼宾安排给人一种神奇的安逸感；这种做法看起来完全实事求是，更能有效地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由于做了这些准备，各种参观活动进行得像彩排的表演一样。每一个场合，大批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和老资格的记者围了上来，热切地想记录主角的深刻思想。“这是伟大的城墙，”尼克松在长城对聚集起来的记者们说，表示他赞扬这一项人类最壮观的创造。参观活动都由电视转播实况一事更加强调了，这项宣传手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电视证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现实和中国的雄伟壮丽，这是多少外交照会都无法证实的。归根到底，先遣人员也为历史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而这一点我事先并没有认识或重视。

每天晚上都有象征性的活动——有宴会，有在体育馆里举行的体操和乒乓球表演，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到过中国十次，宴会对我来说似乎是老一套了。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经过东道主精心安排的宴会仍是那样不可思议地新颖，表明东道主认为这次宴请的来宾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事先得到了尼克松喜欢的乐曲的名单，每次宴会时他们技艺高超的军乐队便演奏其中的几支。我们出使北京的七天中，有四个晚上举行了正式宴会： 周恩来的欢迎宴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杭州市的宴会和上海市的宴会。此外，在北京周恩来还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

在首都的几次宴会都安排在巨大的人民大会堂。这座大会堂是为纪念共产党接管中国而建造的。这座建筑物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对面紫禁城朱红色的城墙，它兼有新古典主义和共产党巴洛克的风格，呆板而一目了然，跟古代中国精巧而含蓄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广场的一侧虽被这座庞然的建筑物所堵住，但是仍显得十分宽阔，大会堂摆在那里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它的规模令人生畏，它所表现的企图千古长存的雄心使人们暂时忘记对它的设计的通常想法。

在我历次访问中，宴会的程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们循着一个庞大而陡耸的分层楼梯走向似乎很遥远的高处，然后进入宴会厅。有心脏病的人走上去恐怕就会丧命。(虽然有电梯，但每逢国家元首来访时，参加宴会的人很多，不得不走楼梯。)中国领导人等候在楼梯的顶上。几个木架子已预先排好，几名有礼貌的官员按照严格的礼宾级别把我们排好，拍那必不可少的集体合影。不论代表团有多么庞大，都会很快排好，不消三五分钟就照好了。接着贵宾们在进行曲的伴奏下被引进宴会厅，同排成长队的各界要人一一握手。宴会厅可容纳多达三千人。在尼克松访问时，赴宴人数约为九百，但是大圆桌安排得毫不使人感到空旷。主宾席设在讲台的下方，台上有两套扩音器，一套供领导人祝酒用，另一套供译员工作用。我同尼克松夫妇和周恩来坐在同一桌，不过距离太远，无法参加他们的谈话。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不仅一道道菜肴无休止似的端上来，而且桌上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当然还有无休止的祝酒。我们喝的是茅台，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对此我得到过形象化的证明。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演示这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火竟不熄，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干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他的空杯，逼得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使谁都蒙混不过去。中国人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宴会的进行，也就越发热情奔放起来了。幸好宴会的祝酒词是事先准备好的，宴会时只是宣读一下。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这座伟大的城市，在过去，曾多次遭到外国的侵略和外国的占领。我们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忠于这样一项原则： 决不允许这个城市，或者中国的任何部分，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独立国家，再度遭受外国的控制，外国的占领。

“总理先生，我们两国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幸好当时记者们也喝得有些糊里糊涂，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发表任何超过《上海公报》的重要新闻了。在这些宴会上我的问题是，每次宴会之后我一般还要和乔冠华会谈几小时，来草拟《公报》。有一次我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不妨用汉语来讨论《公报》。

但是这些宴会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里实况转播，却达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目的。它们迅速而戏剧性地向两国人民表明，中美之间正在形成新型的关系。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宴上特别热情的欢迎词中说，尽管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他没有提到台湾；他具体表示不会用战争手段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这只不过是明确说出我们在私下里已经知道的意思。这是又一次虽然是含蓄的保证，要我们无须再担心中国对印度支那进行武装干涉。五周以后，当越南人向我们发起攻势时，这一了解对我们十分有益，特别是莫斯科也作出了类似的(虽然是口才较差的)保证。

尼克松的答词带有更加浓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给他起草的讲稿，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并且加上了毛泽东的语录。他强调我们两国具有超意识形态鸿沟的共同利益(但没有具体指出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我经过多次访问之后，对这些宴会、祝酒、音乐，都感到颇为寻常了。但是我得承认，当中国总理头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酒，同时二十年前同我们打过仗的军队的乐队奏起《美丽的阿美利加》时，我是深为感动的。不管怎样，理查德·尼克松在乔治·华盛顿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显然在外交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