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改革启示录：记喀什一群特别的“文盲老人”

语言改革启示录：记喀什一群特别的“文盲老人” 原创 中南屋调研小组 中南屋 收录于话题#学员作品 5 个内容 #弱势群体赋权 86 个内容

一群不太被看见的“文盲”老人

很多人知道，在新疆喀什地区，不少中老年维吾尔族人不识汉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有一群特殊的“文盲”：不识汉字的他们，也看不懂维语。

在喀什周边，一位27岁的援疆村干部告诉我们：村里七八成以上老人都是“双语文盲”。因为不识字，他们往往只能常留村中，几乎不能出远门。不识字的他们看不懂处方，看不懂药品说明书，更不能阅读一些涉及到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通知如医保、低保等。如果这些老人家里有年轻人还好，但如果年轻人都不在，这些老人就像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无助且无奈。

一位在喀什产业园工作的员工说：“我妈妈读不懂现行维吾尔语。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她不会遇到太多问题，可是她读不懂村里的公告”。因此，他们往往只能依赖村干部或家人提供帮助。那位员工还表示：“我妈妈每次到医院都需要家人的陪同。”

简单而言，这群维吾尔族老人不识字，主要有两类原因：其一是因为没有踏入校园或中途辍学，其二则是受到了一段曲折的语言改革的影响。

在过去的喀什，上学并非谋生的必要前提，接受基本教育并没有得到不少家庭的足够重视。在这部分人家中，优先种地是“不成文的规定”，在这部分人的父母看来，辍学务农就算不是“天经地义”，也是“顺其自然”。

在喀什伯乡一位58岁的农民工很随意地告诉我们：“我现在既读不懂汉语，又读不懂维吾尔语。当年学校管的不严，一周去两天都没人管我。我那时感觉上学没什么用，在家和在学校都一个样。所以我现在看不懂字，只能用维吾尔语跟人聊天。”

然而，除了以上原因外，“文盲”群体中也有较为特殊的一部分人：他们去上学了，但是却学“错”了东西。建国初期，为了克服阿拉伯文字难以使用的缺陷，以降低文盲率，国家试图推行新文字（当地人称为新维吾尔语文字）。新文字只在1965-1982年期间期推广过，之后便不再使用。如果只学习过新维吾尔语文字，就很难再学会现行维吾尔语（老维吾尔语）。比如，一位伯乡57岁的老伯说：“我上了5年的学，也学过（新）维吾尔文字，但是现在根本没法读书。”

那么，为什么国家曾经推行文字改革，又中途放弃呢？

一段鲜为人知的语言改革史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疆地区，国家尝试推行新维语，但是到了80年代，语言改革却偃旗息鼓。曾受改革影响的一代，在学校学会了“新维语”后，语言改革终止，现行维语（老维语）重新启用，导致他们学习的新维语成了“过去的语言”；而他们，也成了现行维语（老维语）的“文盲”。

▲新老维吾尔语对照 | 图源：百度文库

毋庸置疑，以“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语言文字，帮助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改进语言文字”为目的，语言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具体而言，国家将维吾尔语原有文字的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这样的改革令人憧憬——拉丁字母化的维语（“新维语”）不仅维吾尔族学习起来更简单，也更方便于其他民族阅读拼读的维语，利于各民族间的沟通。

虽然怀着促进各族人民交流的初衷，但是维语改革却“生不逢时”——改革开始于1965年，恰逢文化大革命，火热的革命年代里，“新维语”推行工作面临阻力：各地的文改会和推行委员会人员调离频繁、机构瘫痪，推行工作并不理想。

除了“天时”不利外，维语改革也存在“内在”不足的问题——“新维语”的设计有考虑不周之处，其使用有所不便。在新设计的维吾尔文字中，“zh”、“ch”、“sh”这三个声母在书写过程中，被拆分为单个字母，这让部分单词表意不明。比如，单词会议室——“hama”，在书写过程中，人们常漏写隔音符号，而将其错误地当作“ama”，带来了理解问题。

“新维语”的受阻，也受限于部分民众学习“新维语”的热情不高。比如，当地一些知识分子不习惯用“新维语”，他们在参加“新维语”学习班后，虽然能掌握“新维语”，但并不愿意使用“新维语”。但凡有机会，部分知识分子们依然阅读“老维语”的报刊和书籍，“新维语”面临“学而不用”的窘境。

不过，试图改革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国绝不是个例。

比如，在1928年，土耳其为全面扫盲，亦推动文字改革，大获成功。改革前，土耳其官方的书面语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外来词汇，为提高居民阅读率，政府力图整改文字，逐步代替外来词汇，最后该改革大获成功——土耳其老百姓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提升，由10%上升至85%以上。

相比而言，韩国的文字改革则并不理想。1948年，韩国政府试图废除所有的汉字词汇。然而，这一法律却推行混乱：尽管在学校中只教授韩文，然而在学校外，韩文与汉文却“并驾齐驱”。面对这一教育与社会的脱节，韩国政府只好退让，逐渐放宽汉字的使用限制，文字改革以失败告终。

改革造成的特殊一代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中国维语改革不幸中断，但是改革对人的影响，却长期存在。

在1965至1982年上学的一代，如今大多年近半百。由于“维语改革”，在学校里，他们只学习过“新维语”，不会现行的“老维语”。不过，幸运地，其中有人通过自学掌握了“老维语”。

例如，在喀什十几公里远的伯乡，一位维吾尔族老农告诉我们：“我在初中时，一个班四十几个人，教的就是“新维语”文字，很像英文。接着，他摊了摊说：“现在过去的时间太久，（我）已经早不怎么记得“新维语”写法了。不过后来，因为要去市里做生意卖东西，自己自学了“老维语”，虽然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好上手，但还是学了蛮久。

▲采访当地人维语使用情况 | 图源：中南屋

的确，维语改革中断的负面影响，并没有特别大。在学校学习了“新维语”这一代人，在离开学校后，有的人成功自学了“老维语”，生活因此不受影响。比如，24岁的维吾尔族社会工作者小H告诉我们：“我的奶奶正好经历了1982年改革，一开始学“新维语”，后来学校又不知道为什么教了“老维语”，所以我的奶奶现在两种都会。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了不少自学“老维语”的例子。在喀什市几公里远的伯乡，一位维吾尔族老农说：“我在初中时，一个班四十几个人，教的就是“新维语”文字，很像英文。不过后来，因为要去市里做生意卖东西，我自学了“老维语”。

“文盲”老人的困难

除了上述成功自学“老维语”的人外，其实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只会“新维语”，读不懂“老维语”。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盲”老人。

无论在哪里，“文盲”的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例如，因为年纪大，老人往往更需要跑医院，而买药和吃药，都需要阅读。不用说，就医对“文盲”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们看不懂医院告示，挂到号难、找医生难，读处方难，按时吃药难……

伯乡一位维吾尔族老农老R平时就医时，她都需要已出嫁女儿的陪同，女儿没空时，她便无法就医这非常不便。类似地，当地东巴扎（集市）干果店老板娘一脸愁容地讲道：“我的奶奶只会‘新维语’不会‘老维语’，吃药的话要花不少时间来看哪个药是哪个”。

▲采访当地人维语使用情况 | 图源：中南屋

除了就医难，日常出行外出、了解政策和接受补助时，“文盲”老人也不容易。伯乡一位基层村干部难过地告诉我们：“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这个村子，受制于语言，他们的眼界很有限，路标都看不懂，不得不说很遗憾。我们时常需要派人一一告知他们村里的政策，低保，医保之类的。”另外，干果店老板娘也表达了相似的遗憾：她的奶奶坐公交都是凭借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奶奶读不懂告示，遇到路标，也基本靠猜。

可以说，无论在城市或农村，“文盲”都面临不少麻烦。如果没有帮助，他们几乎寸步难行。伯乡老农老R的儿子小R对我们说：“我爸爸如果遇到不会看的东西，会用微信发给我，然后让我语音讲给他听。但是我在外地上学，在学校时，有时候不能及时的回复。”当小R跟我们聊到他未来规划时，他说道自己很担心自己的爸爸，所以打算留在这里创业，而不是远离家人到内地打拼。

幸运的是，为帮助不会“老维语”的群体，喀什政府和社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政府对五十五岁以下的人群进行集中扫盲，开展普通话教育。在社区里，每周会进行数次的汉语教学，方便汉族和少数民族交流。在部分企业里，比如喀什的某手工艺品公司，也会定期组织普通话培训班，由企业专门招聘的文员（翻译）负责教学。

其次，对于由于年龄较大，学不会普通话的群体，政府也有应对措施。比如，在喀什郊区的伯乡，七八成的老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能阅读或书写现在的维文和汉文，大多时间只和身边认识的人沟通。对此，伯乡的村委会的干部，会定期前往老人家中探望，为老人讲解医保、政府政策等信息。另外，村委会也会定期组织“文盲”老人就医，并帮助购买药物。

通过这些努力，在新疆维吾尔地区，少数民族文盲人口数量正在持续下降，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渐提高。

参考文献：

[1] 陈云华. (2003). 对当代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变革活动的回顾与思考.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 陈宗振. (2013). 关于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的思考. 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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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语言改革启示录：记喀什一群特别的“文盲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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