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厦门港开始，了解“泰兴”号的前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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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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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古发现的最大中国古代沉船

她就是

本次展览的主角 —— “泰兴”号沉船

远帆归航：“泰兴”号沉船出水文物特展

时间：2021.08.24- 2022.01.03

地点：中国航海博物馆 第一临展厅

今天的特展『独家揭秘』，中国航海博物馆又将和观众一起解开“泰兴”号的另一个谜团！

提问：“泰兴”号来自哪里？要去向何处？她背后有哪些传奇故事？

欢迎穿越到“泰兴”号的家乡→清代厦门港！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了解“泰兴”号航行南海的历史背景......

厦门港对清代华商的海外贸易, 有多重要?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态度、管理措施，及各港埠、口岸具体进行的海外贸易，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外人的来华贸易，二是华人的出海贸易。仅就海外贸易中的华商出洋贸易而言，“泰兴”号就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华商经营海外贸易网络发展至清代中期时的状况，为我们了解厦门港的“洋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具体案例。

清廷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后，将闽海关分设在福州（1684年设）、厦门（1685年设）两处；雍正五年（1727）重新解除南洋禁令后，又确定厦门为闽省唯一的通洋正口。福建就形成了康熙年间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雍正初年起完全以厦门为核心的全省海关网络 。

清初厦门海关

来源：厦门港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港史》，1993年，第40页

从华商出海贸易看，从清初解除海禁直到鸦片战争前，厦门凭借港阔水深的地理，以及上承闽商长期经营海外、郑氏集团开拓海外贸易等基业，下得闽省通洋正口、对台贸易专口等条件，成为华商前往东北亚、东南亚开展海外贸易的极其重要的口岸，更是清代闽南海商主导华商海外经贸网络的重要支点之一。

中国古代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远涉重洋，开拓海外贸易，大致始于宋元时代，到15世纪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达到顶峰，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北起日本、南抵东南亚地区的经贸网络 。清初开禁后，华商的海外贸易发展异常迅速。乾隆六年（1741），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奏称：

伏查各省海洋，如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皆有海口，而外洋所至贸易之处，则东有琉球、日本、朝鲜，西南有安南、吕宋、噶喇吧、苏禄、暹罗、马辰、六坤、宋居劳等番。……自海洋开禁以来，垂数十余年，贸易日盛，船只亦日多 。

同年，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奏称，“查洋船贸易，往东洋者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 。乾隆十七年（1752），广州出洋商船约二三十艘，而返回厦门的洋船则达65艘之多 。乾隆十九年（1754），署理两广总督杨应琚、广东巡抚鹤年等奏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五省，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 。

而出洋贸易最多的“闽省”，在雍正五年（1727）厦门被定为闽省唯一的通洋正口后，结束了以前闽省福州、漳州、泉州、厦门等港船舶竞相出洋贸易的局面，厦门港的华商海外贸易迎来了黄金时代，极为繁荣。即使是1757年朝廷将欧洲商人来华限于广州一口的规定，也没有影响华商从厦门出洋贸易。清朝地方官员在文书中不断提到华商的出洋贸易活动并积极鼓励他们从海外带回更多的大米，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闽总督崔应阶在奏折中提到，泉、漳富商继续投资出洋的商业，他们“每年冬底，在厦门置买货物，乘北风开行，前往吕宋、噶喇巴、南洋一带”。

1831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Gutzlaff）就随船到达厦门，他对厦门有如下记载：

（厦门城）位于一座大岛上……面积相当大，居民至少有20万，……其后我们顺岛上行。在入口处我们发现水深有6-10英寻（注：1英寻为6英尺），因此最大的船舰也可以停泊在城的对面。停泊在港口的帆船大约有150艘，港口很大，港内大多数船只在修缮中 。

比郭实腊稍晚来到厦门的林赛（H.Hamilton Lindsay）在1833年的报告中说：

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厦门那样聚集了这许多有钱的能干商人。他们分散在整个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了商号。被人称为“青头”的木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他们在马尼拉虽然遇到了极高的关税和恼人的歧视，但他们和这个岛屿依然维持着商务关系。他们和东京及印度支那半岛的贸易并不多，但是每年也至少有四十艘大帆船前往暹罗的首都曼谷。前往婆罗洲、孟加锡、巴达维亚以及苏禄群岛去的福建帆船都是最大型的，其中有的载重达一万二千担，即将近八百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厦门港，港口海面宽度达800码（1码等于3英尺），高低潮位落差最大能达18英尺

来源：[英]汤姆逊（Thomsom,J.）著；徐家宁译：《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

清代前中期的厦门“洋船”

华商经营海外贸易、出洋谋生等，主要依靠中国帆船乘人载货并跨海航行。清代，为便于管理，规定华人出海船只以书字与漆饰进行标识。康熙五十三年（1714）规定“各省海洋商渔船只，分别书写字样”。雍正九年（1731）规定：

自船头起至鹿耳棎头止，并大桅上截一半，各省分油漆饰。……福建船用绿油漆饰，红色钩字；浙江船用白油漆饰，绿色钩字；广东船用红油漆饰，青色钩字；江南船用青油漆饰，白色钩字。……故福建船，俗谓之绿头船；广东船俗谓之红头船。

由厦门出海的船只，属于“绿头船”（闽南俗称“青头船”）。具体而言，清代前中期，厦门港出海的华人船只，分“商船”和“洋船”2大类：商船是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船只；洋船即贩洋船只，从事海外贸易。厦门洋船前往海外贸易的地域，原有南洋、日本两地，但自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前往日本的厦门洋船数量就已急剧衰退，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后，便完全没有了。1761年以后，厦门洋船的海外贸易地就只有南洋一地了。这些前往南洋的洋船“大约自十月至二月乘风往，自六月至八月乘风回”。

据研究，雍正年间（1723-1735），厦门洋船的数量约在20艘上下；乾隆年间（1736-1795），除去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二十九年（1764）衰退期间为40艘上下外，其他年份约在70艘左右 。

洋船（外销画，1800-1820年间作）

来源：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广州市文化局等编：《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清代洋船前往南洋地区示意图

来源：陈国栋：《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

厦门洋船，根据前往南洋贸易目的地的不同，其大小也存在差别。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差裘曰修、舒赫德在奏折中说：

厦门出入洋船，以往来噶喇吧（注：即巴达维亚 ）、马辰（注：在今印尼加里曼丹岛南岸 ）者为大船；……往网加萨（注：即锡江，在今印尼苏拉威西岛西南岸的乌戎潘当 ）等处者为中船；……往把捒、一老戈（注：均在今菲律宾）者为小船；……其余各项洋船俱酌中作为次中船 。

厦门与巴达维亚的洋船贸易

“泰兴”号所前往的目的地，中国史籍称噶喇吧、葛喇巴、咬留吧，或简称吧城等。清乾隆六年（1741），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奏称“往贩惟噶喇吧一国为最远，亦惟噶喇吧贸易为最盛”;同年，署福州将军策楞等奏称，噶喇吧“离闽省厦门有二百八十更，按算海洋水程以六十里为一更，其去天朝实有一万六千八百里，远隔重洋，地处荒服” 。

约自明代以来，厦门便有商船前往此地，有了经贸联系。清《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喇巴传》记载：“自明朝始及至顺治年间，福建同安人多离本地，往葛喇巴贸易、耕种，岁输丁票银五六金。此后，每有厦门巨艚，载万余石，赴葛喇巴”。

1619年，荷兰人攻占此地并建立殖民据点后，改称巴达维亚。1683年，荷兰人加强了巴达维亚在贸易上的地位，而清廷则平定了台湾郑氏政权，1684年开放海禁后，包括从厦门港出发的华人商船与巴达维亚的贸易开始进入繁荣时期。

19世纪初，Drummond所绘的巴达维亚城

包乐史著，赖钰匀、彭昉译：《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据不完整资料，雍正五年（1727）十月至六年（1728）三月，共有21艘洋船从厦门出口前往巴达维亚；自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至七年（1729）三月，共有25艘前往；1743年自厦门赴巴达维亚的洋船有5艘，1744年14艘，1745年9艘，1748年14艘，1760年8艘，1769年8艘。

资料来源：陈希育著：《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1991年，第238页

至1820年代，每年到达巴达维亚的华人洋船（包括数量不详的厦门洋船）仍维持在7艘左右。但随着英国殖民者逐渐控制新马地区，尤其是1819年从柔佛苏丹手中强行购买到新加坡后，将其建设成暹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商人集合贸易的中心和英国、印度产品的集散中心，并招徕中国商船，闽商逐渐从巴达维亚转向新马贸易。据说由于中国船的到来，使新加坡的对外贸易在1823年就超过了巴达维亚。第一艘到达新加坡的中国帆船就是从厦门起航的，日期是1821年2月18日。1829年，到达新加坡的厦门洋船为3艘；1830年为4艘（当年共9艘中国帆船，其余广州1艘，潮州和上海各2艘）；1831年为2艘。

结 语

综上可知，清道光二年（1822）从厦门港出航的“泰兴”号，属“绿油漆饰、红色钩字”的“绿头船”；其目的地为巴达维亚，故属当时厦门港的大型洋船。

往来穿梭于南海地区的“泰兴”号，正是19世纪初厦门港大型洋船的典型代表，见证了厦门港在鸦片战争之前与东南亚尤其是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另外，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史料（比如因厦门港洋船海外贸易而繁荣起来的数量较多的厦门洋行，在嘉庆十八年（1813）仅剩1家，至道光年间全部倒闭），认为厦门港的海外贸易在道光年间已颓废式微。但结合“泰兴”号的案例以及郭实腊、林赛等外国人士对1830年代厦门港的描述，厦门港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海外贸易状态，似乎可作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丨

1.陈希育：《清代厦门港的海外贸易与华侨》，《南洋问题研究》1987年第3期

2.孙文范编著：《世界历史地名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3.陈希育：《清代前期的厦门海关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

4.陈希育著：《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5.陈国栋：《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载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第四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

6.厦门港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

7.郭蕴静著：《清代商业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8.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9.李金明：《清代前期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0.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11.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2.庄国土：《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史料》，《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

14.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15.（日）松浦章著，李小林译：《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16.杨国桢主编，余丰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 第三卷 厦门湾的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17.（新加坡）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厦门的兴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前期回顾

END

来源 | 中国航海博物馆 藏品修复部

供稿 | 叶冲、陈雪冰

原标题：《独家揭秘丨从清代厦门港开始，了解“泰兴”号的前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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