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哪些启迪

今年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在国家“双减”政策颁布实施之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如何在新时期继承和弘扬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和思想，办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如何从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汲取养分，解放儿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携手提高儿童的生命价值，都是摆在广大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话题和实践命题。

教育专家共话陶行知教育理念。左起：上视新闻主播、现场主持主刘凝，周洪宇、杜成宪、吴斌荣

10月16日上午，上海市宝山区文旅局携手朵云书院举行了“纪念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系列活动“生活即教育——今天我们如何做真教育”主题沙龙。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与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吴斌荣通过讲述陶行知的故事、主张和教诲，讨论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传承和发扬先生的精神和思想，深刻理解生活和教育的关系，做真教育。

位于宝山的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陶行知与“第二故乡”宝山的缘分

陶行知先生和宝山有着很深的缘分，可以说宝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了。这段缘分始于1914年，那年陶行知从上海宝山的吴淞码头出海，赴美留学。1917年，陶行知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政府关闭，陶行知避居上海。后从上海逃亡日本，又于1931年春潜回上海，此后便一直在上海从事各种教育、社会、文化活动，酝酿新的教育改革。

1932年5月至8月，他的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申报》连载，讲述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阐释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便是学校，生活便是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并首次提出创办工学团的主张：“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儿童自动工学团小先生在上课

后来他的设想在上海和宝山之间的大场乡村实现了。从1932年至1937年，山海地区近十里方圆内的农村，几乎都成立了工学团，有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5年抗战一结束，陶行知便积极筹划将育才学校迁至上海的宝山。由于长期的辛苦劳累，加之国民党特务的迫害，1946年7月25日先生突患脑溢血逝于上海，壮志未成。而宝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高举先生教育的大旗，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发扬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思想，并在长期“学陶师陶德”的过程中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沉淀为宝山的教育文化基因。

认真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则无惧任何改革

“先生的一生很短暂，只有55年，但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生，非常精彩的一生，乃至伟大的一生。”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周洪宇在其编著的《陶行知大传》一书中，将陶行知一生的活动和事迹划分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和接受世界，通过对其办学实践、文艺创作、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等方面成就的考察，认为“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巨人”。在沙龙现场，周洪宇简要回顾了陶行知先生的人生经历，表示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虽然在西方留学，但志向远大，回国时就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要创建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要办普及教育，要办人民的教育。’”

普遍认为，陶行知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要比在高等教育界更大，但杜成宪提醒，“其实先生留学回国最初一段教育经历却是在大学，同样也是干得有声有色。”杜成宪举了两个鲜为大众所知的例子，一是其提出并推动的中国大学课程改革潮流，将学生所学课程分为必修和任意选修两类，学生可以跨学科选修课程，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等，这一改革至今都是大学的基本教学管理制度。二是第一次提出用“教学”替代“教授”，表达“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共同活动”。

“先生有感于中国的学校普遍存在‘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严重脱节，于是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以加强教、学的联系和突出学生学的地位。”尽管当时学校教务会议激烈辩论了两个小时，陶行知先生的提议未获通过，但他身体力行，写文章、作讲演，倡导和使用“教学”“教学法”，逐渐为人们接受。1923年“教学”基本取代了“教授”，虽一字之改，所表达的理念却是截然不同。

吴斌荣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她看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这两个领域同样影响巨大。她的“边过日子边教育”丛书是其个人生活实践和个人经验的总结，但是事后突然意识到，“整本书的经验就是教家长如何在生活中做好子女教育，这不就是我在师范读的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吗？”

陶行知先生在宝山“山海工学团”

1932年，陶行知在宝山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就此将工农青少年组织起来，边劳动边学习。为了解决日常教育中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等矛盾，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制”，提倡知者为师、能者为师，以知识和能力掌握的先后为标准，与年龄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广下，仅仅10个月，上海就有了18000名“小先生”，并很快推广到28个省市，使全国的教育运动推向高潮。

陶行知在“山海小先生总动员大会”上讲话

“这所学校的氛围，拿我们现在的学校生活比对，可能只有个别的幼稚园可以与之相匹配，大部分学校都与之相差甚远。”在吴斌荣看来，如果真的践行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那么面对各种教育举措和改革，家长就可以做到无忧无惧。

做教师不能不读陶行知，做家长也要读

陶行知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的儿童发现的时代，他对激发和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是上升到国家高度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来认识的。

周洪宇认为，创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创造教育就是要培养创新精神、创造能力。“陶行知先生认为，‘小孩子有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50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又是需要经过后天的精心培养方能充分发展的。”

陶行知认为儿童的创造力不是教出来的，先要把对儿童的各种束缚解除掉，也就是他说的“解放”。所谓解放，不是让儿童跟着成人，而是成人加入小孩子的队伍，“陪着小孩子一起创造”。解放儿童的同时，教育者要提供营养，要培养良好习惯，要因材施教，如同农业不是听任种子自生自灭，需要精心耕耘。

“这一点，直到今天仍需要得到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并投身实践，其现状并不容乐观。”吴斌荣例举了她作为教育观察员看到的因教育者不同的态度和言行对儿童发展造成的不同影响，她说，“我听到一种声音，说在中国，做教师的怎么能不读陶行知？”“很多人只知其人，不读其文，更别说用于实践、服务儿童了。我想补充一点，做家长的也要读陶行知。”在吴斌荣的教育实验项目“家庭长期陪伴项目”中，她带家长一起品读中外教育名家的原文，其中就包括陶行知。

“陶行知著名的‘六大解放’即，解放小孩子的大脑，使他能想；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小孩子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小孩子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小孩子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获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小孩子的时间，不把课程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有一些时间消化所学，并学一点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自己高兴干的事情。“杜成宪解释道。

当被问及陶行知批评的“杀人的会考”，杜成宪教授认为先生批评的是不合理的考试，而非考试本身，并介绍了陶行知先生对作为教育评价手段的考试是如何重视的。杜成宪说，“我们今天仍然存在陶行知当年批评的情况。所以，关键是要认真思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这些问题。”

宝山区图书馆朗诵团成员邬建华为大家朗诵陶行知家书《科学的孩子—致陶宏、陶晓光》

沙龙上，宝山区图书馆朗诵团成员邬建华为大家朗诵了陶行知家书《科学的孩子—致陶宏、陶晓光》，“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活动”获奖者张宗炫、李欣颐为大家朗诵了陶行知创作的诗歌。

“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活动”获奖者张宗炫、李欣颐朗诵陶行知创作的诗歌

“先生从来都是相信‘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他是孩子们的朋友、兄长、慈父、严师。希望我们今天的家长、老师也能像他那样看到孩子、听到孩子、相信孩子。”吴斌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