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欧洲的星形要塞如何走向亚洲

加勒要塞、法摩沙堡和大三巴炮台

2016年初我去斯里兰卡旅游，在海滨城市加勒（Galle）逗留了两天。加勒位于斯里兰卡岛的西南部，距离首都科伦坡约一百二十公里，是斯里兰卡境内的第五大城市。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加勒主要是以其柔软的沙滩以及历史悠久的要塞遗址而闻名。加勒要塞遗址位于加勒市的中心地带，从市汽车站步行五百米即可到达。要塞内部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了商业区，酒吧、纪念品商店、旅馆、餐厅鳞次栉比。

斯里兰卡加勒要塞遗址

加勒早在公元一世纪时就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印度、阿拉伯、中国，甚至欧洲的商人都聚集在此处进行贸易。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人在城市的东南角建立了一个据点，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个要塞。但当时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的主要对手是当地的僧伽罗人，因此要塞的城墙是面向内陆的，而向海的一面则没有屏护。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加勒要塞是荷兰人在十七世纪建造的。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击败了葡萄牙守军，占领了加勒要塞。之后，为了防止其他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荷兰人不断加固这个要塞。他们不仅用石料建造了新的城墙，而且还设置了十四座炮台，使得整个要塞看上去像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拿破仑战争期间，荷兰无暇顾及其海外殖民地，加勒要塞遂在1796年被英国占领。由于英国人将科伦坡确立为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中心，加勒作为要塞的地位一落千丈，城市也逐渐没落下去。

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城墙上，看着火炮的基座，砖块垒成的炮孔，坑坑洼洼的城垣，以及那突出于城墙之外的菱形平台（即棱堡），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曾去过的马六甲法摩沙堡（A Famosa）和澳门大三巴炮台（Fortaleza do Monte）不也是这样的景观吗？

马六甲A Famosa炮台

法摩沙堡最早也是由葡萄牙人建立。葡萄牙人在1511年来到马六甲之后认为此处是连接印度与中国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决心建造要塞以保护他们的贸易线。与加勒要塞的草草了事不同，葡萄牙在建造法摩沙堡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法摩沙堡的城垣非常坚固，据说厚度达到了十米，还在城内竖立了四座高塔，用以瞭望和储存军火。但就在加勒陷落的一年之后，即1641年，马六甲也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而法摩沙堡几乎被荷兰人猛烈的炮火所摧毁。嗣后，荷兰修复并扩建了马六甲的这座要塞，在要塞四周增加了棱堡，使之成为了具有了近代要塞的基本特征。十八世纪末，马六甲的命运又一次与加勒交织在一起。英军占领加勒的两年之后，马六甲也被英国人托管。为了防止法摩沙堡日后落入敌手而对英国在马六甲的贸易产生威胁，英军于1808年炸毁了法摩沙堡的主体建筑。

澳门的大三巴炮台由葡萄牙人兴建于1616年，晚于加勒要塞和法摩沙堡的建造时间，所以大三巴炮台在建造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工艺和理念。炮台基座由花岗岩构成，附以贝壳粉和泥浆胶着，因而能够有效地抵抗西洋火炮的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炮台广场的四个角向外延伸，因而构成了四个棱堡，这就使得整个炮台的射击视野变得非常宽阔，几乎没有射击死角。得益于这些先进的设计，当荷兰人于1622年进攻澳门时，葡萄牙人完全瓦解了荷兰的攻势，澳门的历史也就与加勒和马六甲完全不同。

综观加勒、马六甲和澳门的堡垒，三者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他们交错的历史，更在于他们在结构上的共通性。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亚洲各口岸建造的要塞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棱堡的形式，即在幕墙的某些部位向外突出一块菱角形结构的平台，用以解决防御死角，并增大火炮射击的视角。以棱堡为主体构成的近代防御工事又被称为星形要塞。

澳门大三巴炮台结构图

从意大利到亚洲：星形要塞如何崛起

星形要塞的前身即欧洲中世纪的城堡。

十六世纪前期，意大利北部战乱频仍。侵入意大利的法国军队装备了大量的火炮，这些火炮对意大利各城邦的城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于是，一些城邦开始聘请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来研制一种新的防御工事以应对火炮。建筑师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降低城墙高度并增加厚度，尽管这种做法使得城墙面对火炮的直接打击时不再轻易坍塌，但同时也使得敌方步兵更容易攀爬上城墙。建筑师们进而提出建造突出于城墙主体部分的菱形平台。这一平台不仅因横切面小而不易受到火炮的直接打击，它还能扩展射击角度，使得躲避在城墙根下的敌军士兵也能被棱堡上的火力所覆盖。在意大利纷争战乱中，星形要塞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十六世纪中叶，意大利大规模建造这一要塞。

十六世纪初建于意大利Palmanova的早期星形要塞

在亚洲大规模建造星形要塞是由荷兰人发起的。十六世纪时，荷兰大部处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之下。不满于西班牙的统治，荷兰北方地区于1568年爆发了起义，战争一直持续到1648年荷兰得到完全独立才结束。为了在平原上抵抗拥有优势兵力的哈布斯堡军队，荷兰人在其境内建造了大量的堡垒。这些堡垒在设计上完全参考了意大利的星形要塞，荷兰人甚至雇佣了很多有经验的意大利建筑师。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荷兰所建造的星形要塞数量要多于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荷兰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反抗不仅仅是在欧洲大陆上，他们也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二者当时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的殖民地展开了袭击。前文所述荷兰人对加勒、马六甲和澳门的进攻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占据了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据点之后，荷兰人自然要加固堡垒以防止对方的反扑。在荷兰国内广泛使用并获得成功的星形要塞因此也被引入了亚洲。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来说，由于他们的旧式堡垒无法有效地防御荷兰人的袭击，因而他们也开始模仿荷兰人，在其殖民地建造星形要塞。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帝国已经在亚洲建造了数量众多的星形要塞。从斯里兰卡到中国，星形要塞的存在也从侧面反映了十七世纪之后亚洲海洋逐渐为西方殖民者所垄断的历史。

军事革命开启西方全球霸权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Michael Roberts在1955年的一次讲座中首次提及了“军事革命”这一概念(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Belfast: M. Boyd, 1956)。他认为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西北欧发生了一场军事技术、战术，以及理念的变革。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为西方在今后几个世纪中的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Michael Roberts将军事革命的起源地设定在十七世纪的瑞典，而火器的广泛使用则是这次变革的大背景。变革的主要特点是步兵战术地位的提高，步兵队形也从以往的密集阵形转变为纵深很浅的长横队以便于火器发挥出最大功效。由于娴熟地使用火器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因此常备军随之出现。步兵长横队形则要求更加精细的管理和沟通机制。火器的大量装备更是对军队的后勤与补给体系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一系列的变革对国家的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都影响甚巨。Michael Roberts更是认为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军事革命的基础上完成的。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Geoffrey Parker在其名著《军事革命：军事革新与西方的兴起，1500-1800》(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中指出西方军事革命早在十五世纪末就已经发生，其发生的地点也不是北欧，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如上文所说的，星形要塞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种要塞的出现使得攻城作战变得十分漫长，也迫使进攻方动员更多的人力和物力。Geoffrey Parker指出西方的军事革命就是在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中发生的。围困星形要塞需要为数众多且训练有素的步兵。而国家在长久的围城作战中也需要大量的资源。这一系列要素导致了欧洲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的变革。从而为西方的全球霸权铺平了道路。

那么，当这些给欧洲带来了如此重大变革的星形要塞出现在亚洲时，亚洲人又作何反应呢？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打台湾热兰遮城（今台南市附近）。当时的热兰遮城是荷兰在台湾的殖民据点。荷兰人于1628年便开始在城市港口处建造要塞（即安平古堡，Fort Zeelandia）以加强防卫。要塞为砖结构，外墙由糖浆和沙石粘合，高度偏低却非常坚固，要塞四周则设置了棱堡。可以说安平古堡是一座典型的十七世纪星形要塞。郑成功于1661年5月开始进攻安平古堡，但郑军的炮弹并未对要塞城墙造成太大的损毁。荷兰人在随后的反击中利用星形要塞的交叉火力更是大量杀伤了郑成功的部队，并迫使其停止正面攻城而转为长期围困。郑成功对热兰遮城的围困长达八个月之久。由于缺乏有效的后勤补给，郑成功的部队在围城期间遭受了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

战斗的转机出现在1661年12月。一名荷兰方面的士兵叛逃到郑成功军营，全盘托出了安平古堡的防御部署。这名逃兵更建议郑成功模仿建造棱堡。郑成功接纳了这些建议并在安平古堡的东、南、北三面新建了棱堡炮台。1662年1月25日，在郑军三面炮火的轰击之下，安平古堡的制高点被攻下，荷军的士气也随之瓦解。荷兰守军最终在一个月后完全撤离了台湾，而台湾也开启了郑氏统治的时代。

台湾安平古堡复原图

美国历史学家Tonio Andrade通过分析这场东西方冲突重新审视了发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他承认在十七世纪时，欧洲的军事技术较之亚洲各国已经趋于领先。这种领先地位主要体现在星形要塞的建造和使用上。郑成功以数万兵力却无法在短期内攻下仅有千余守军的安平古堡直接表明了双方军事技术差距的存在。然而，Tonio Andrade并不认为这一差距在当时是无法逾越的，也不存在一个“大分流”的趋势。亚洲国家在此期间通过模仿西方的军事技术以及购买西方火器或多或少地取得了对西方的均势。譬如郑成功对星形要塞的模仿就很快地帮助他扭转了战局。

Tonio Andrade进一步指出，西方之于亚洲各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实际上出现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彼时欧洲列强在自己的国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通过全球性的殖民经济网络来支撑国内的工业发展，而战争也变成了国与国之间工业实力的比拼。由于当时亚洲各国在经济上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导，无力承担现代军工业的发展，因而在军事技术上便大为落后了(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