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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娃河

2021-10-16 10: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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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琳

朗诵:安娜

10月16日是华东师范大学70华诞校庆日,这首《丽娃河》是毕业于该校的诗人宋琳所作。丽娃河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里一条传奇而美丽的小河。

我见过许多河流,流淌在我故乡山中

那隐逸的小溪;欧洲,以及更遥远的

南美洲的大河。时常,我在我自己身上

看见它们,奔泻而去并留下刺骨的箴言。

沿着岁月的弧形弯道,缓慢而持久,

源头的允诺脱口而出,化作我诗中

几行墨汁。时常,当记忆的勺子探入那闪闪灵光,

舀取的却依旧是慨叹——逝者如斯!

但这一条几乎不能称之为河的河,

我的姐妹,羞涩地隐藏着自己。

你在地图上找不到她,世人鲜有知道她的名字,

河两岸对望着的是眼泪般纯净的小树林。

谦谦君子们,游荡着,容貌和气质

像年轻的神,如果他们爱,是真爱;

而少女的哭泣是因为昂贵的青春

压迫着她,膨胀的心思像快要爆裂的种子,

像蒲公英,一阵风就能带它到天涯。

而平静的丽娃河,敞开胸襟,接纳并挽留

来自遥远九重天的作客的流星,

又依依不舍地送走她亲自酿造的花蜜。

这里,在上海的一座开明的学府,

我学会了赞成,或许更重要地

(如仁者所说),学会了不赞成:

丁香花美,有毒的夹竹桃更美。

那在禁锢的年代偷尝过禁果的人有福了,

曾在同一座桥上看流水,曾在同一个河面投下身影。

朋友们,当你们在五月齐集,依我的建议,

首要的是观花,别的且留待将来去回忆。

 

丽娃河畔的纳喀索斯(节选)

——宋琳诗歌的抒情品质及其焦虑

张 闳

宋琳诗歌的水性品质是显而易见的。留心一下他的诗集就不难发现,宋琳的诗不仅有一种流水般的清澈和恍惚的风格,而且他偏爱使用水流的场景和隐喻。河流、湖水或海,总是其诗中反复出现……

他写了那么多的河流,写了“百川”,为的是找到一条“原初的河”。而我坚信宋琳的这一“水流心结”源自他的诗歌生活的策源地——丽娃河。丽娃河曾经是一条妖媚的水流,她贯穿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以其特有的阴柔气质和梦幻风格,养育了华东师大的诗歌精神。宋琳则是一匹游荡于丽娃河上的抒情之猫。目睹过1980年代华东师大校园景象的人,都会记得这个诗歌幽灵四处徘徊的情形。已不那么清澈的丽娃河水,照出了这位抒情的纳喀索斯的形象,这也是1980年代校园抒情诗人共有的形象。对于“自我”的迷恋和浪漫主义品格,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抒情的基本面貌。

从丽娃河引申出苏州河,又从苏州河引申出塞纳河,以及一切河流。然而,这所有的水流,都可看作是“原初的河”——丽娃河的变形和影子。“百川”不过是这一特殊河流的一百条注释。

通过一条普通的河流,冥想大地上的一切河流和水系,这不仅是诗人的天分,同时也是哲人的禀赋。学生时代的宋琳,曾以迷恋哲学、热衷思辨而著称,他早期著名的诗篇《致埃舍尔》,显示出他在哲学方面的癖好,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哲学狐狸”的诨号。

1991年初夏,宋琳就像一个贪婪的饥民,热切地攫取失去的时光。那个时节,也是宋琳诗情勃发的季节。有一段时间,这匹抒情的野猫每天都会在午夜时分打我宿舍的窗口路过。“张闳,拿支烟来。”他喊道。我从窗户的铁丝护网的空隙里递过一支香烟,窗户外即刻腾起烟雾,伴随着烟雾的还有一串串梦呓般的短语和句段,这些正是他新近的诗作。仅仅隔着一个篮球场,对面是女生宿舍——第六学生宿舍。安静和黑暗使六舍变得遥远。夜雾浩渺,恍如宽广的河流。“……它宽得像忘河”(《在拉普拉塔和渡船上对另一次旅行的回忆》)。那些白天叽叽喳喳、花枝招展的女孩们,此刻已沉入黑甜乡。“她们正在梦见我们交谈。”宋琳说。

被心灵之渴折磨着的人们,靠什么样的液体来滋养?对于诗人来说,语词是存在之意义的蓄水池。浸透着文化和经验液汁的语词,被诗人汇聚成意义的水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的一种拯救,对于存在之物的价值和意义陷于干涸和焦渴的拯救。由此来理解宋琳对《水经注》的不厌其烦的反复阅读,或许可以说,这正是其内心的焦渴和对人生迷途的焦虑的表征。我们看到这个人,正从有关水系的古老典籍中,徒劳地寻找摆渡人生迷津的线索。对于诗人而言,也许唯有依靠语词来解除这一精神之渴,借助诗行来涉足“天国和地狱的两条河”。

水的流动性召唤着流浪的梦想,无家可归乃是诗人的宿命。从丽娃河这个临时的家园迁徙到遥远的塞纳河畔,也都不是诗人永恒的故乡。宋琳在描绘各种各样的河流,为的是在他的诗行中,接近他的精神母体,然而在此过程中,他同时也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他心中的河流。远离故国和母语的生活,实际上给他带来了另一重焦虑——时间中的自我遗忘。遥远的空间阻隔,在他的诗中里转化为时间的长度。在《脈水歌——重读水经注》、《断片与骊歌》等诗篇中,宋琳仿佛要通过对时间的沉思,来填充自己与故乡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而在另一首诗中,宋琳借异国诗人前辈之口,说出了自己对在时间中渐渐远去的故国的感受——

我再一次见到出国后的宋琳时,已经是在新世纪了。2000年1月的一个黄昏,在一家破败的小旅馆里,我找到了他所住的房间。我穿过昏暗的散发着霉味儿的楼道,仿佛在穿过幽深的时光隧道,来到的不是21世纪的上海,而是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县城的招待所。他和刚从澳大利亚回国探亲的朱大可住在一起。夕阳的余晖把整个房间映照得一片昏黄。在昏黄的光线里,朱大可正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行李中寻找着什么。宋琳则斜倚在床头,翻动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电话簿,找到一个拨打一个,不通。再找一个,再拨,还是不通。这时,我看见他的电话本上的号码还是他出国前的七位数。

我目睹了这一荒诞而又有趣的场面。一切仿佛一个隐喻,一个深刻的浪漫主义黄昏图景。上个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电话已经无法与现在这个世纪接通,他留在上个世纪的某个时间里,与浪漫诗意做伴。而这个场景仿佛预言般地早在宋琳本人的诗当中预显过——

群山宁静的诱惑,风景中的

人物,如在魏晋。枯坐着缅怀

酒、农事和诗歌,眺望与地平线的

苦涩融为一体。

——《断片与骊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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