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搬离土地，集中住进楼房，就是理想的城镇化吗？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

地名与校服：关于文化的两个心结

我的本业是做研究，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以文本典籍为主。也研究近代，但不出民国前后的时间段。我住北京快六十年了，当然知道北京的好处，以至于走了很多城市，还是愿意在北京做学问。但北京的文化含量，的确有弱化的趋势。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帝都，是文化古城，但文化味道却越来越淡薄了。帝都文化，有文有武，但是前几年把崇文区和宣武区取消了。现在的东单，在十字路口北面的过街天桥，上面的横梁中间有明晃晃的两个大字曰——银街。为什么不直接写东单呢？“银街”除了令人想起东京的“银座”，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意涵。为此我呼吁了十年，在文化部、国务院办公厅等单位讲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问题，我都提出过，但至今没有结果。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位朋友跟我说，我们可以帮你一点忙，办法是你写一个报告，我们报一报。但我不想用个人名义给上面的单位写报告，也就没有结果。有一次关于文化的活动，中午便餐，旁边坐的是国家汉办中心主任徐琳，我又说到这个问题。她说可以跟北京市的领导讲讲。第二天中午接到徐琳的短信，说已经说过了，可能会解决。可是到现在两年多过去了，“银街”二字还是明晃晃占据本来应该叫“东单”的位置。

我还很关注中小学学生的校服问题。如果到日本或者韩国，一旦碰巧赶上他们的节假日，寺庙或者游乐公园里经常看见老师带着一队队的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庄重而有秩序地行走。但是我们的中小学生，至今还是穿那些劣质的运动装，中午在街上跑来跑去。领运动装的时候，家长特别嘱咐挑大号的，结果松松垮垮，没有样子，更不要说美观和秩序。

一个是北京东单的“银街”二字，一个是中小学学生的校服问题，这两个问题我呼吁了十年，有机会就讲，就是解决不了，已经成了我的两个心结。

贵族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一个财富的概念

我近年颇为关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问题。当代社会的价值紊乱、价值失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信仰。当代人已经不知道一个人自处以及与人相处，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和礼仪。

做人的规则是从几代之前，甚至是从千年以还的传统中传承下来的。个人品质的养成，学校、家庭、社会都是影响之源，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家庭。佛教唯识学有一个概念叫“种子识”，也叫阿赖耶识，讲的是一个人的祖先、远祖、曾祖、祖父等前几代，他们的性格基因会在你身上有残留。这种影响是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但它会使你成为一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这种远因的传承是一个人性格和教养所以形成的看不见的因素，所以我用佛教的“种子识”来形容。并不是有钱了，房子住得大了，就是贵族。贵族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一个财富的概念。如果没有文化的底蕴，就是住8000平米的房子，也不过是一个房子不知怎样住的土豪而已，跟贵族没有关系。

现在的中国，有很多人炫富，全社会一下子都傲慢和虚骄起来了。这种虚骄令人难以置信，不知因何而起。国家当然创造了伟绩，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经济、文化、教育、医疗，问题多得不知从何处入手。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足。这些虚骄者，既看不起自己的同类中国人，也看不起自己的“异类”外国人。尤其对外国人傲慢之甚，动不动就声称要“灭”人家。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敢于如此说话行事？傲慢者自己不知道，其他人尤其不知道。所以是不折不扣的虚骄。

人类社会的所有礼仪，其精神内核都是“敬”

文明的标志之一是讲究礼仪。礼仪的核心价值是“敬”，即自重、自尊、庄严、有序。

《孝经》里面讲：“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把“爱敬”视为“生民之本”。《孝经》是孔子的得意大弟子曾参所作，所叙内容以孔子的言论为主，因此又有孔子口授而曾子为之记录的说法。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刘邵的人，写过一本书叫《人物志》，他进一步提出“人道之极，莫过爱敬”，又把“敬”视为“人道之极”。

人类社会的所有礼仪，其精神内核都是“敬”。也就是孔子讲的：“为礼不敬，举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没有“敬”，任何礼仪都没有什么看头了。“敬”不仅是对他人而言，主要是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自生自在的庄严，可以叫“自性的庄严”。“敬”是自生的，是人的一种不可予夺的内在志气。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这个不可夺的“志”，就是“敬”的精神。现在大家讲“孝”，“孝”的精神内核不是孝本身，而是“敬”。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他，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犬马其实也能养，如果没有“敬”，人的能养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孔子认为，孝的精神指向在于敬。所以对老人的孝称作“孝敬”。

《左传》里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军事行动，“祀”则是祭祀活动。而所有的祭祀，其精神内核都是一个“敬”字。“戎”是军事行动，其实军事行动更注重内在的庄严，因此也需要讲究“敬”。所谓“敬而无失”就是此义。军事行动，一是忌怠，二是忌戏。所谓军中无戏言是也。

“敬”与“诚”相连接，古人对祭祀的要求，就是要有诚敬的精神。按照朱熹的说法，后世子孙对祖宗的祭祀，包括对远祖的祭祀，如果能表现出深沉的诚敬之心，祖宗能够“感格”。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一向讲究的“诚可以通神”，所谓心诚则灵。

所以“敬”和“诚信”，都是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价值理念。

现代文化人的苦心孤诣

中国被称作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讲究礼仪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礼仪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曾经一度处在解体的状况。

“五四”前后的反传统，是有知识的人对传统的重新检讨，检讨的对象主要是大传统，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中的主流思想。儒家在先秦本来是诸子百家的一家，处境并不好；但在汉代中期，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儒家的地位一跃而占据中心位置。“五四”的反传统，主要是对传统的检讨，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人，其批判的言辞是非常富于杀伤力的。陈独秀说，如果认为欧化是对的，就不能不认为孔子的儒教是错的，新旧之间没有调和两存的余地。胡适之甚至说，他主张全盘西化。

不过胡先生很有意思，他当时在国内用中文写的文章，充满了对传统思想的批评精神，但是他在美国用英文写的文章，却没有一篇是批评中国文化的。我的一位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周质平先生，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以研究胡适著称。我有次请他到我们研究所做学术演讲，讲的题目是《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他用大量证据证明，胡适用英语写的文章都是对中国文化进行肯定的，而在国内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则批评较多。由此你可以看到一个文化人的苦心孤诣。

小传统的破坏与再生

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检讨和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文化的大传统，那么十年“文革”受打击最沉重的则是文化的小传统。大传统指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这几年因为有国际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公约，提出尊重文化的差异、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很靠前，人大常委会正式立了法，为那些濒临灭绝的工艺和文化形态得以延续，采取了大量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再生过程，主要是由民间来完成的。如果中国的乡村发生大规模迁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小传统的典范，怎样保留和发展呢？难道能把他们都集中在一起，一律搬到一个楼房里去做这些事情？那样做不是等于把原来的文化遗存的环境和精神擅自改变了吗？文化是连同其生存区域，连同周围的环境一起存在的。

有一个历史故事，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想把他的老父亲接过来在京城居住。但是这位皇帝的老父亲，在原来的乡下住习惯了，死活不愿意住在京城。后来刘邦索性按家乡原来的样子，给他父亲在京城重建家乡，结果还是没有留住。文化的定义就是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而人的居住特性是和原来的土地连在一起的，所谓故土难离。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间社会发达，历朝历代都如是。民间社会发达，人的生存就有了广大的空间。正是广大、深厚、丰富的民间社会养育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如果说儒家、佛教、道教是中国文化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支柱，那么儒家是在朝的，而佛教和道教是在野的，互相扮演着合作互补的角色。民间社会的空隙大，透气孔多，往往使得民间人士的创造力能够得到发挥。特别是民间的办学兴教，在中国一直是有传统的。而汉代以后的学术，也转移到世家大族，藏书楼、藏书阁的建立，也是民间的重要文化举措。

中国文化得以保存，民间的力量功不可没。所以孔子就有“礼失，求诸野”的教言。如果简单认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严酷得不得了的专制社会，那是忽略了民间社会作用。

西安是现代与传统融合的范例

我所在的北京，全国的首善之区，其城市建设的漏点之多、被遗忘的地方之多，难以计数。我也走过一些城市，好的范例不是没有。苏州是一个。还有西安，就是一个城建成功的城市。

我对西安有一点个人的“情结”。在1960年代初，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我，在西安南面的长安县参加过六个月的社教。我们念中国文学的人，有机会来到古长安，那是何等陶醉。简直如痴如醉。一次夜里从西安往长安县城南面的村庄走，明月当空，白杨如戟。你注意我用“戟”来形容白杨树。因为关中憋风，杨树长得钻天高，直插天空，真可以说是“白杨如戟”。我边走边陶醉于宁静的苍空，于是边走边一首首地背唐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校猎长杨苑，屯军细柳营。”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地方。桃花的美我也是在长安的一个山上，在一次雨后早上观赏到的。桃花怎么会这么美啊！没法不喜欢长安，那是杜甫、李白活动的地方，那是王维活动的地方。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长时间没有去西安。

前年秋天，我有了观赏西安的比较充分的时间。也是演讲，但主办方让我看了很多地方，包括钟鼓楼的夜景，环行西安的城墙。这是中国古城唯一保持完整城墙的城市。去了大雁塔风景区，大唐西市，曲江新城。这个城市把我震撼了，我意识到这是一座把古典和现代结合得最成功的城市。秦汉景观，汉唐风景，都和这座城市的今天结合起来了。古典和今典结合在一起了，文化和商业结合在一起了。城市得到了拓展，历史遗存不仅得到保护，还有再生的机会。就问陪同我的朋友：这是谁做的？就说有一个人叫段先念。他把现在的西安，跟秦汉文化跟汉唐文化融为一体，这个融合大有讲究。陕西地下到处都是历史文物的遗存。中国的文物遗存，地下最多的是陕西，地上最多是山西。有人居然敢在地下遗存这么丰富的城市重构这个城市，重构得这么震撼，我认为天下无二。

我心忧思

我认为此次会议的题旨，“文化与新型城镇化”，有很大的论述空间。刚才李永萍（作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讲的台湾的情况，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她讲那些被人们素所忽略的住在半山坡上的居民，不是让他们搬离迁移，而是从当地的居住情况和文化特点出发，知识人、文化人一起参与，原地进行改造，并发展出创意产业，这个过程颇富有启示性。

大陆的民间创意，特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大块，范围更广，很多都堪称美不胜收。但一点一滴地做大，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业，像李永萍讲的仅桐树花一项，就做到全台岛、全世界，大陆还比较少见。论资源，中国大陆实在太多了，但城镇化光是“顶层设计”还不够，重要的是应该从基层做起，从下面的具体个案开始，结合广大农村的具体情况，让当地居民也积极参与进来，让中等以及高等的文化人也参与其中。至少应该上下结合，充分发挥上下两个积极性。

文化的迁移和住民的迁移，都是需要谨慎从事的事情。文化街区的文物，如果建一个大楼，古董文物都一股脑搬进大楼里，古董文物的文化依存就发生问题了。把原来住在地的农民都让他们搬出自己的房宅地，然后集中住到在另外的地方新建的一排一排、一栋一栋的楼房里，让他们过上“城镇的生活”，难道这就是“城镇化”理想去处吗？使农民失去自己原来的房屋和土地，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家园。这样的结果，等到十年、二十年“化”完了，倒是可以与台湾名作家、写《乡愁》的诗人余光中先生论理，说你老先生过虑了， 因为我们没有家乡，因此也就没有乡愁。

把原住在地的居民从原来的乡村搬出来，统统搬到新建的集中居住的楼房里面，能很快解决他们的供水供电问题吗？能很快建成配套的商业、医疗设施吗？能解决儿童上学的教育问题吗？离开乡村之后的成堆的问题，不用说解决得不好，就是解决得不及时，也会难以应付。城市的房地产热还没有消歇，城镇化的再一轮房地产热又起来了，能不让人感到忧虑吗？

（本文依据作者在“2016安仁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论坛主题为“文化与新型城镇化”，该论坛由国家发改委作为指导单位、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章原题为《礼仪与当代文化价值的建构》，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编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