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中国社会？

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中国社会？

转基因问题近年来在国内备受公众瞩目。上周，一封百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署名要求知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停止反转基因的公开信再一次把转基因问题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据运动发起人之一、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爵士（Sir Richard J. Roberts）统计，现今在世的诺奖获得者共296人，因此此次在公开信上签名的110人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是物理学、化学、医学领域的获奖者。

公开信敦促绿色和平“承认可靠的科学机构及监管机构的发现，并终止反对‘转基因生物’，尤其是反对‘黄金大米’的活动”，并严厉指出绿色和平领导抵制的“黄金大米”有减轻威胁非洲和东南亚贫困人口生命的维生素A缺乏症的潜力，谴责绿色和平的做法是“对人类犯罪”。

面对来自科学家的指责，绿色和平随后回应称，事实上国际水稻研究所评估认为至今还未能有效证明黄金大米能够切实解决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因此公开信中的指责毫无根据，并且目前存在其他安全有效的方案能够替代令当地公众担忧的黄金大米工程。

其后，《知识分子》公众号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加州大学教授谢克曼，他表示不认同绿色和平的表态，并指出绿色和平对黄金大米的研发和推广的延迟负有重大责任。和以往与转基因相关的争议一样，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尽管事件的发源于国外，但一经发酵毫无意外地点燃了中国读者的热烈讨论。《知识分子》为此刊发了对长期关注“中国转基因传播和公众认知”的前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贾鹤鹏的专访，探讨“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中国社会。

贾鹤鹏指出，此次公开信运动的大背景，是近年来各国政府在绿色和平等极端的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政策日益保守，科学家的科普也未能扭转公众对转基因的抵制。具体到黄金大米，这一被称为科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迟迟不能走向产业化，无法兑现其造福弱势人群的承诺，长期以往可能导致人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预期支持也越来越弱。并且，在转基因、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等争议议题上所体现出的公众对主流科学结论的质疑或忽略日趋严重，因此此次百余名诺奖获得者参与抵制绿色和平的公开信运动，其最大的动力是维护科学的尊严。

他还谈到在转基因争议中，科学家一方和反转一方在媒体信息发布上是不对等的，大多数情况下各种转基因“安全事件”爆出时媒体上都是充斥了反转一方的声音，而当科学家找到证据回应时，往往话题热度已经消退了。另一方面，由于科学传播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更容易将注意力分配给危言耸听的事情，而人类进化得到的负面倾向性的心理机制也决定了人们更容易关注坏事。

在贾鹤鹏看来，转基因争议在当前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撕裂社会的现象，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基本无法有效沟通。他认为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转基因恰好集合了各种社会争议的要素，作为一种对自然的显著改造，又涉及被理想化的食物和农业，还恰好出现在人们开始普遍反思现代科技和环保成为一种普及的基本价值的时候，并且，转基因致力于降低成本与追求环保的人士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相关。另一方面，中国的反转人士反复把转基因与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联系到一起，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而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因素都在影响公众态度。而转基因议题极端敏感化之后导致的极端态度的心理机制和中国社会现状结合之后，又对社会裂痕起到了扩大器的作用。

不过，贾鹤鹏对于双方阵营重建对话沟通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无论公众表达的态度如何，中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量从未下降，而转基因是否产业化是一个政治决定，国家的强力推动也可能成为消除社会纷争的手段。

“双一流”大学建设如何取代“211”、“985” 工程

6月23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因其中包括“211”、“985”工程相关文件，“211”、“985”高校将被废除的消息随即传播开来。正值高考填报志愿之时，这则传闻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教育部日前回应称，将把“985工程”“211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也就是“双一流”建设方案。

“双一流”大学建设取代“211”、“985” 工程将带来哪些不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之间是何种关系？怎样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日前发布了一组专题文章，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专题的第一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发表于2014年的旧文，文中指出，211大学（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以及985大学（包括2+7，即北大、清华加上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加上后来加入的其他30所高校）得到了国家和民间的很多支持，但与此同时，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他还提到，“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并提醒大家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需要多一些耐心。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卢晓中则撰文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分析了一众著名大学校长和名校研究学者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后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密切相关，其认定往往和大学排行榜有较大关系。

卢晓中通过考察分析上海交通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三大大学及学科排行榜发现，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的名次虽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总体来说呈正相关趋势发展，也就是说，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并非都是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关系密切，也取决于一流学科的质量，有的大学尽管一流学科的数量不多，但并不影响其进入一流大学行列。

通过上述分析，卢晓中想要传达的是对于“双一流”建设方案被误读的担忧。由于资源总量的限制以及绩效考核的针对性等考量，这一方案释放出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区别对待的信号，但如果因此将二者人为割裂开来，可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践产生误导，最终不利于“双一流”建设及其目标的达成。他还指出，一流学科建设到一定程度，一流大学自然水到渠成，而“一定程度”既包括数量意义，也包括质量意义，这也就为各个大学根据自身定位选择发展路径提供了空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施晓光则从“制度德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在他看来，各大排行榜都过于关注“经费投入”、“一流学科”、“办学条件”、“吸引人才”等硬性指标，而忽视了“大学精神”、“学术声誉”、“组织文化”、“院校品格”等软性指标。

施晓光指出，“制度德性”这一概念是由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当“德性”的概念由个体扩展到考察大学组织发展问题时，指的是组织和制度的“内在属性”和“制度合法性”，而一流大学不仅在知性方面，在德性方面也必须成为一流或者卓越，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引领公民社会发展，领航先进文化建设之责任肩负与使命担当；品格高尚和精神独立；批判、质疑的习性与兼容并包的组织文化氛围。

他进一步指出，一流大学彰显制度德性需要有四种基本前设：有灵魂、具有独特文化身份和品味、能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和具有现代治理能力。他还提出了培育大学制度德性的“九字”原则：学术共同体要形成“本”（何为大学教育本质）、“道”（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器”（实现战略目的、效率和公平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途径）的共识；强化“法”（法律、法规、宪章和规则等有形制度）、“文”（大学组织文化）、“化”（无形的大学灵魂、精神和观念文化）；形成“衡”（对事物的评定和鉴别）、“量”（评鉴所采用的标准）、“度”（平衡状态和弹性原则）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