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慈禧驾崩后，那些“微言大义”的报载小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驾崩，二十二日慈禧太后驾崩，两日间帝后相继撒手西去，成了当时中国最重大的事件。朝臣忙碌个不停，既要操办超级丧事，又要筹备新帝的登基，同时还要为变幻莫测的政局而紧张盘算。全国进入了国丧期，各报头版也刊载了种种相关通告：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召集各会员“于本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钟齐集本会事务所举哀”，须“着元青灰色常服到会”；上海商务总会自称“哀痛呼号，如丧考妣”，决定“门悬素灯白彩二十七天”，要求各商会“一体悬素，藉伸攀髯号泣之忱”，而且“商界在百日内常服青灰袍、元青褂，帽黑结”。这类通告点染了朝野肃穆、普天同哀的气象，可是这时报界仍秉持来钱照登的原则，上两则“哀告”便和各种广告挤在一起，如林纾翻译小说的销售及震旦学院招收插班生之类。有些报纸还做出与国丧气氛不协调的举动，它们在那几天刊载的小说就颇值得人们玩味。

上海《时报》上的小说反应最快，消息传出方两日，它于十月二十四日与二十五日就连载了包天笑翻译的小说《华盛顿之临终》，紧接着在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连载了陈景韩翻译的小说《那破仑帝后之临终》。第一篇小说刊出时，人们一般还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接着又来第二篇，《时报》的意图就开始显现。华盛顿是美国的总统，但在当时中国百姓的心目中，他的地位相当于“帝”，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接连刊出“帝”与“后”临终的故事，这不正与本国的皇帝、太后接连死去对景吗？小说中的内容当然对不上号，不过包天笑在作品前特意写的那则“小引”，似透露了他们的基本态度：“嗟乎！境无论荣显寒微，才无论智贤愚蒙，至于运化一尽，则长辞尘寰一也。”说得明白点，在世时威势再显赫，权柄再重，等大限一到，他们同样是要死的。语含哲理，但国丧时讲“长辞尘寰一也”，给人的感觉就有点怪怪的，作品也找不到有什么如丧考妣的悲哀。这也难怪，《时报》虽然实际上由康梁党人投资，但主笔陈景韩却与他们政见不合，且坚持报纸的独立品格，这两者决定了影射两宫宾天的小说的含蓄基调。

革命派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兴日报》也是反应迅速，十月二十三日刊发了《载湉死矣》的新闻，并发表题为《呜呼载湉死》的“论说”，宣布光绪之生死“无足重轻也”，并不影响民族主义者“以光复祖国为目的，推到异族政府为手段”。二十五日该报又发表“论说”：《呜呼那拉氏又死》，并刊发“现象小说”《保皇党真哭》，讥笑康梁党人“回朝重用”希望的破灭，而作者的署名则为“哈哈笑”。翌日，又刊发小说《哭出个粤讴来了》，第一句便是“清酋载湉死于北京”，而内容仍是在嘲笑保皇党人，“今日光绪皇死了，保皇党不哭也要哭了”。抓住光绪、慈禧去世为题目，这家报纸接连做了好几天的文章。

《中兴日报》

《中兴日报》办在境外，出言可以毫无顾忌，而革命派办在上海的《神州日报》，心情虽与之相同，却不能发表什么“论说”，随心所欲地欢呼一番，于是它便借小说发表评论，十月二十八日刊发的题目就叫《天上之国丧》。人间的国丧期刚开始，报上出现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作品开篇即写道：

下民听者：现在天上大行玉皇大帝上宾，观音圣母升遐，先后一日之间，天上就出了这两种惊天动地的国丧，真是天昏地暗，鬼哭神号，慌得那些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手忙脚乱，无可不可。

说玉皇大帝与观音娘娘死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古怪设想，而且两人之死是“先后一日之间”，就是再迟钝的人，也马上会明白这是影射光绪与慈禧之死，而所谓“天上之国丧”，指的就是这几日发生的大事。作者似乎还生怕读者不明白，又饶有兴致地提到一个问题，即“玉皇大帝在位时，并无储贰”，帝位该何人继承？答案是“天潢托塔天王监国摄政，并立哪吒太子入承大统，继嗣玉皇大帝”。如果前面读者对自己的猜测还有疑惑的话，看到这个答案便可确信无疑了，这里的“托塔天王”是指醇亲王载沣，而所谓“哪吒太子”，则显为影射宣统帝溥仪。作者将天上情景描绘一番后笔锋一转：“那在鬼界的只头是妆做不知有此大丧的事一般，依然兴高彩烈，一如平日。因为是神鬼不同道，这却不能怪他。”这是曲折地介绍了民间对国丧的冷漠反应。作品最后写道，孙悟空“忽然又作起急来”，他担心太上老君的命运，因为他俩已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万一有什么事，孙悟空岂不是将“孤掌难鸣”？后人读到这儿可能会颇费猜测，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当时关心时局的人马上会明白，这是喻指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的勾结。中国政治格局即将发生巨大变化，人们自然会关心袁世凯的结局将会如何。作品对此没有作预测，只是在结束时写道：“欲知后事如何，看官请刮目以待便知。”答案原来还是在现实政治的变化中。

虽说讲的都是神话人物，读者却自会将政界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完全明白作者的目的所在；但要给作品安个讥讽朝政的罪名却也难，因为它毕竟是在讲神话故事。《神州日报》就这样借小说讲出了不便直接表达的意思。不过，该报还感到意犹未尽，两天后又发表了小说《国恤谈》，描写国丧期间官署公堂上的众生相。“国丧，国丧！”这是作品开篇描写，并以“庭闲花落、砌外草衰，悲风黯日”等语渲染气氛。笔锋继而转至伏地举哀的场景：有的人是“其声呜呜，类痰喘喘，竟缀以咳，涕沫迸出，多于泪痕”，有的人是“凄咽至无声，盖其酸心，犹似当日做秀才时落第归来，背人掩袖，浪浪清泪，湿透青衫之况味也”，甚至是“有滂沱饮泣，涕下如雨者，有唏嘘浩叹，时时伸欠者，观者指顾之曰：‘阿片烟瘾来矣。’”公祭毕，官员散去，群吏登场审讯，原来他们这几日抓了一批人，“有以带红帽结被捕者，有以挂金字招牌获罪者，有戴金首饰者，有击小锣鼓做买卖者，有小儿放花爆者，有和尚拜佛撞钟鼓者”。不服罚就不放人，众人无奈，各自被罚数元至数十元不等，“视其罪之轻重、家之丰啬为比例”。被罚众人不服，欲向官员状告群吏私下“敲诈”，无奈“国丧期内，官府停讯”，连这几日发生的命案、劫案，也都概不受理，国丧竟成了民不安生的时机。

由作品最后一句“厥后，以国丧被罚者，乃日有所闻”可知，百姓在照常过活，并没在意国丧，群吏视国丧为敲诈的好机会，吏治之腐败不问可知，而官员士绅伏地举哀时的举止又显出了敷衍的心态。关于两宫宾天的官方文献可谓多矣，可是通过当时的报载小说却可以知道，国家最高级别、原本庄重肃穆的国丧，在朝廷外已成一场闹剧，大清朝的气数确实将要尽了。

本文载2016年7月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原标题为《大清国丧时的报载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