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复旦教授杨煜达：极端气候事件是否一定引发大灾害？

梅雨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气候背景。受从去年延续至今年5月的强厄尔尼诺影响，三四月以来长江中下游流域降水较多，进入6月，长江下游何时入梅、长江沿线的防汛形势颇受关注。梅雨雨带的变化如何影响长江流域降水？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梅雨情况如何？利用历史文献进行的历史气候的重建与研究对于当下有何意义？近日，澎湃新闻（www.paper.cn）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气候研究团队的杨煜达教授。

澎湃新闻：6月19日上海进入梅雨期。有消息称，今年上海入梅偏晚，使得长江流域防汛形势更加严峻。为什么下游地区推迟入梅对主汛期防汛不利？

杨煜达：这个主要是和长江流域的气候特点有关系。长江近6400公里，其流域东西跨过32个经度，南北跨过10个纬度，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如果中下游地区在6月正常入梅，7月初出梅的话，长江夏汛期的排水就比较顺畅。因为上游地区入汛晚，等7月份下游地区的梅汛期过了，转而受副高控制，降水少，上游下来的排水也比较顺畅。

其实，6月19日入梅并不算晚，从近300年长江中下游梅雨的情况来看，尚属正常范围内，就看梅雨延续到什么时候。6月19日入汛，如在7月10日左右出梅算正常，但如果梅雨期往后推到7月10日以后，或者像1998年经历“二度梅”的话，防汛的压力就更大了。

长江下游的梅雨情况如何影响主汛期防汛，一个是入梅时间的早晚，一个是梅雨期的长短，还有就是梅雨期的雨量大小。从统计的角度看，一般是入梅早，梅雨期长；入梅晚，梅雨期短；梅雨期长雨量大，梅雨期短雨量小。

今年整个长江沿线防汛压力比较大。从2014年9月开始的厄尔尼诺，持续至今年5月，其强度为百年来罕见，这是一个强烈的气候信号，本年中国气候异常的概率比较高，与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的气候背景相似。今年春天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三四月份以来的降水就较多，而且暴雨多，有数据显示今年降水比往年多了约20%，这造成底水很高，如果上游主汛期的降水，比如乌江、嘉陵江、汉江上游等主要河流的洪水，和中下游的梅雨降水汇合的话，对下游防汛压力比较大。今年跟1998年的情况有一点不同的是，1998年6月11日入梅，属于正常偏早，而今年6月19日入梅属正常偏晚。

澎湃新闻：历史上，长江下游地区一般何时入梅？“二度梅”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正常情况下，长江下游地区一般是6月10-20号左右入梅。历史上五月份就入梅的早梅雨也是蛮多的。18世纪以来，6月10日之前入梅的早梅雨，梅雨期平均长度超过26天，6月21日之后入梅的晚梅雨，平均长度小于16天。

所谓“二度梅”，如果降雨间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又开始连续的降雨，环流形势又恢复成梅雨时的态势，就是“二度梅”。一般来说，出现二度梅则梅雨期较长，且常常多暴雨。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就是有遭遇“二度梅”的情况。

澎湃新闻：梅雨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的气候背景，传统社会如何适应或应对梅雨引发的水旱灾害？

杨煜达：传统社会如何适应和调节环境变化，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既包含农业的农时安排、作物与品种选择、水利与田间管理、农产品的贮藏与加工等，也包括建筑式样的选择、聚落的选址与取排水、交通的安排，也包括饮食的选择、服装等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长江中下游传统社会文化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上的。

梅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各种情况都有。要发生大洪水有很多前提条件，就梅雨来说，一般而言，早梅雨发生水灾的概率较高，而前述所言的“梅雨期长，雨量大”这样的描述，也是基于统计而言。就说1998年长江大洪水，它的气候特征一个是入梅时间偏早，一个是遭遇了“二度梅”，但“二度梅”造成水灾最明显的一次也就是1998年这次。

历史上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和水旱灾，我们也做过一些个案。比如1849年的长江中下游大水，它跟梅雨有关，波及的地方多。当时的气候特征，按我们的研究，这是一次早梅雨，5月18日入梅，从全流域来看，梅雨期超长有62天，中间伴随多次强降水过程，雨量明显增多。这是造成这次长江流域大水的直接原因。若从天气形势来看，1849年全国性降水偏多，梅雨带长期徘徊在长江流域，也就反映出夏季风偏弱，雨带难往北推动。这次大水的一个特点是降雨中心在太湖地区，这跟长江中下游大水灾的现有记录不一致，降水位置更偏东、偏南，但是这个成因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单用历史文献很难完全解释这个问题。

另外，1856年长江下游的大旱灾我们也进行过讨论。这一年长江下游是个空梅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从现在情况看，环流形势接近1978年大旱灾的情况，长江三角洲长期处于副高控制之下，夏秋连旱，导致极为严重的旱灾。复旦历史系的冯贤亮教授还从社会层面讨论过这次大旱灾，有兴趣的话也看看他的研究。

澎湃新闻：梅雨与水旱灾的关系，您特别强调其统计意义。也就是说，同样的气候状况是否成灾是不一定的？

杨煜达：所谓“天灾人祸”，传统社会中发生大旱和大涝，起基础作用的是自然，但是同样的大旱或大涝导致什么样的社会结果，就和社会本身有关系。

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关注梅雨雨带的研究，也在做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工作。比如，千年尺度上华北地区的极端干旱情况，就我们所识别出来的情况看，最近一千年西北地区极端干旱发生最集中的时期不是传统认为的十七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明代末年，而是十五世纪下半叶。十五世纪下半叶，十年一遇的大旱有16次，而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同等程度的旱灾只有8次。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极端干旱导致的社会后果完全不一样。

明末大旱是推动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说法应该不大有人会反对。但是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旱灾比这一时期更厉害，却没有导致明末这样严重的社会后果，主要原因还是社会机制的不同。明末几次大旱就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主要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大旱灾直接促使了华北社会的崩溃，而十五世纪下半叶，虽然灾情更严重，但社会机制应对大灾害的弹性较大。

引发灾害的自然原因是客观的，但灾害导致的社会后果和社会本身的关系很大。就1949年以后的情况来看，黄河没有决口过，这并不是说华北一直没有大水，而是得益于黄河的治理。1954和1998年两次长江洪水水情极为严重，但是其引发的灾害后果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也是得益于新中国建立后在防洪防汛上长期的系统措施，以及全社会的动员应变能力。

澎湃新闻：长江流域地区的梅雨季对其他地区有何影响？

杨煜达：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的水旱关系。近年我们也在考虑将历史时期梅雨的研究推进到华北地区，因为长江流域的梅雨不结束，华北雨季开始不了。如果雨带长时间徘徊于长江流域，则南涝北旱，如果雨带快速进入华北并停留，则导致北涝南旱。

另外，长江流域的梅雨和东北地区松花江流域的降水也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比如1998年长江发大水，南涝北旱，而松花江也是下大雨，水灾也很严重。今年国家也非常重视松花江的防汛形势。

澎湃新闻：相较于近代以来较为清晰的气象记载，历史时期描述天气的文字记载相对模糊，而且量化难度大。对当下的气候状况来说，研究历史时期的极端气候或气象灾害，其意义何在？

杨煜达：气候是长时期内的大气的平均状态，或者说，气候是大气在一段时期内的统计状态。那么，一个时段有多长？定义当代的气候一般是用近三十年的统计数据，研究我们现在的气候，所用的数据就是1981-2011年。但是，气候变化是长时间的变化，有不同尺度，短则有年内的变化，有年际变化，长则有十年尺度、百年尺度、千年尺度，甚至轨道尺度。

所谓“轨道尺度”，是南斯拉夫的数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于1930年代提出的假说，认为地球公转和自转参数的变化，导致太阳到达地球不同纬度的能量有变化，从而产生2-10万年周期性的冰期和间冰期的轮回。冰期时，欧洲大陆被冰川覆盖，中国部分地区也被冰川覆盖，海平面较现在低100多米，台湾和大陆是连在一起的，长江入海口在现在的大陆架边缘的位置，长江在上海附近的河道要比现在低30-40米等等。但是到了间冰期，也就是与现在大体近似的气候。人类文明就是在末次间冰期的气候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冰期和间冰期平均气温差了大约12摄氏度。50年前，科学家更担心的问题是全球变冷，认为人类在逐步走向另一个冰期，跟现在完全不同。

我们要怎么知道气候是如何变化的，那需要更多可靠的数据。要知道未来怎么变化，必须知道过去是怎么变化的。要靠谱地预测未来三十年的气候情况，必须要有过去三百年的数据。一些欧洲国家积累有两三百年的气象监测数据，但单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古气候（包括历史气候）的重建是非常必要的。古气候和历史气候的研究中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代用数据，比如树木年轮、冰芯、孢粉、珊瑚、石笋等，还有历史文献，每种资料都有优点，也有不足，但这些各式各样的资料为研究气候变化提供了更好的数据。

古气候和历史气候的研究利用的数据资料不同，研究的时段也不同，历史文献做到近两千年的情况，但是每种时间尺度上的气候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历史时期的极端气候事件，很多时候其程度、范围是现代器测时期所未曾经历的。研究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机制，不仅对进一步深化气候变迁机制的认识有帮助，还能直接增进人们对极端灾害的预测与防范能力。而研究这种极端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可以为今天社会的减灾防灾机制的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