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400周年的莎士比亚，和他照耀至今的斯特拉福德小镇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到了六月总是天黑得特别晚。下午五点半的高街（High Street）还是白日的明亮，却已闭了商户，销了人烟。只有三两招牌静静摆在街面，供人想象门内的生机。其中一块倚在高街25号门前，黑底白字写道：“一品脱莎翁啤酒纪念莎士比亚四百年忌辰！（A pint of Shakesbeer celebrating 400 years since he died!）”，绘于一旁的啤酒杯添了五官，画上头发，像是莎士比亚的模样。

这是一间名为盖里克的酒馆（Garrick Inn），从1718年开业至今三百余年的历史，已经足以使它在斯特拉福德小镇的酒馆中称冠。但店老板显然不满足于此，总试图将其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在深色木构架与浅色填充石膏构成对称几何图案、楼上几层呈悬挑式如帽檐掩住底层的建筑风格还很风靡的伊丽莎白时期，酒馆所栖身的这栋老宅才刚刚建成的1594年。

根据现存的资料，盖里克酒馆的老板其实还可以将高街25号的起点再往前推到1400年，甚至更早，但在1594年之前，最值得选择的年份可算是1564年了。正是这一年，莎士比亚出生，于4月26日在斯特拉福德的圣三一教堂受了洗。也正是这一年，莎士比亚受洗的三个月后，斯特拉福德暴发了一场持续六个月的瘟疫，近五分之一的居民因此丧生。

瘟疫的起点通常被认为是7月11日一名叫做奥利弗·刚尼（Oliver Gunne）的纺织学徒之死，他典型的满布黑紫色斑点的尸体沉默而有力地宣告了瘟疫的到来，他的死亡记录旁边注有一行简短的拉丁文：“hic incepit pestis”——瘟疫始于此，这与莎士比亚的受洗记录一同保留在了1564年的圣三一教堂。而奥利弗·刚尼去世的地方，就是高街25号。

襁褓中的莎士比亚是1564年瘟疫的幸存者，尽管这对他生活创作的影响也许远远比不上他成为剧作家后在伦敦所经历的1592年与1603年的两场大瘟疫。但这是他与斯特拉福德小镇命运的第一次重大交集，是高街25号有关莎士比亚的第一个隐喻。

游人望桑

莎士比亚的家族墓地位于圣三一教堂内部，莎士比亚、他的妻子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大女儿苏珊娜（Susannah Hall）、大女婿霍尔医生（John Hall）、外孙女的第一任丈夫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均安息在此。除了他们，斯特拉福德的坟墓大多散置在教堂外，若干年后的掘坟弃骨之灾，这些坟墓几乎难以幸免。而这样的特殊安排——据圣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员说——只是因为钱。

1597年，莎士比亚33岁，早已离开斯特拉福德，远赴伦敦追求他的戏剧事业，完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这些日后家喻户晓的作品，已颇有名气。同时作为宫内大臣剧团的合伙人，他也通过分红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益。于是，他回到斯特拉福德，买下了镇里第二大的住宅——新宫（New Place），位于高街25号刚刚建成三年的盖里克酒馆所在建筑的对面。后来，莎士比亚又不断在各地购置房产、从事投资，到1616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一个富有、并仍在变得越来越富有的人，因而完全有能力提前为家族后事做出最好的安排。直至去世，莎士比亚都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被熟知的作家，并非今日的世界级大文豪，他的声名还不足以使圣三一教堂为他开特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对斯特拉福德的影响逐渐发生。

再回到高街25号吧。1718年，这里已经成为了一间酒馆。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莎士比亚的崇拜者来到斯特拉福德朝圣，想必也会在这里稍驻，点一杯啤酒，加一份炸鱼薯条，回想一下刚刚去过的莎士比亚曾住过的新宫，还有那棵传说由莎士比亚亲手栽种的桑树。

新宫的桑树为莎士比亚所栽——这个说法是有其可信度的。在詹姆斯一世统治初期，土地所有者被要求多种桑树以促进国家蚕丝业的发展，而那段时间莎士比亚常常回到斯特拉福德，在新宫度日。想象有了凭据，又有实物作证，越来越多的人敲开新宫的门，想要瞻仰那棵著名的桑树。直到1753年，弗朗西斯·格斯特尔（Francis Gastrell）买下新宫，几年后，因难忍游人之扰，将桑树砍掉。

一位敏锐的当地商人买下了被砍的桑树木，做成精美的物件，并带动了当时大量的仿造纪念品生产，市场一时间真伪难辨。在所有的正品中，最有名的当属赠送给大卫·盖里克（David Garrick）的桑木匣，至今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正是这次桑木匣的赠送，或者说正是这个接受了桑木匣的大卫·盖里克，使得莎士比亚遗留给故乡的资源愈加得到了重视，不仅影响了弗朗西斯·格斯特尔和一班真假桑木纪念品商人，也在更大的意义上为斯特拉福德小镇带来了不同。

剧人钻禧

这不是一个巧合，高街25号的盖里克酒馆与大卫·盖里克。

盖里克是一位成功的剧院经理人，也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莎剧演员。因此，在1767年斯特拉福德的新市政厅建成后，地方议会便邀请盖里克为北墙壁龛题献一尊莎士比亚雕像。此举启发了盖里克，一场空前的莎士比亚纪念盛会应运而生。

1769年9月6日，附近的绅士居民、伦敦的文化政治经济界要人、各地的戏剧爱好者都赶来斯特拉福德，参加莎士比亚钻禧（Shakespeare Jubilee）。庆典持续三天，大型宴请、化装舞会、焰火表演这些常规的活动不一而足，除此之外，还有市政厅莎士比亚雕像的揭幕，由盖里克创作、托马斯·阿恩作曲、伦敦特鲁里街剧院乐团与合唱团演出的颂歌——这是整个庆典的重头戏，以及特鲁里街剧院的演员们用伦敦带来的服装道具扮莎剧角色的盛装巡游。虽然天公不美，骤降大雨，盛装巡游未能如愿举行，但这遗憾的一幕后来出现在了盖里克讲述庆典的剧作《钻禧》中，赶在钻禧热度未降时搬上舞台，连续演出了91场，作为庆典的补续与余音。这场莎士比亚钻禧不仅得到了英国文化界很高的关注，甚至在欧洲也引起很大反响，例如法国媒体就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不可否认，不论是声名还是金钱，盖里克都从钻禧中获利不少，他举办钻禧的初衷和整个过程中可见的虚荣心与表现欲也始终充满争议。然而，本身就是虔诚的莎士比亚信徒的盖里克（他1756年就在伦敦为莎士比亚建造了一个小型神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莎士比亚而设的神庙），通过庆典中无处不在的细节，如《颂歌》的开头：“是他！是他！我们所崇拜的神！”将他对莎士比亚的肯定和崇拜从伦敦、斯特拉福德扩散到了全英国，以至欧洲的其他国家，的确扩大了莎士比亚的影响力，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了解和认可。这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兴起，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民族诗人、伟大剧作家的地位得到确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推动。

与此相关的是斯特拉福德的命运。莎士比亚钻禧的举办将莎翁的故乡斯特拉福德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拜访它。这给斯特拉福德带来了压力——被砍的桑树便是本地居民应对此种情形的一种极端表现，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斯特拉福德从传统的集市城镇，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拥有成熟、完善旅游产业体系的现代小镇，大卫·盖里克的钻禧也功不可没。

也因此，今天的斯特拉福德到处可见当年钻禧的遗迹：至今尚存的市政厅墙上的莎士比亚雕像，为钻禧特别建造的圆形剧场的所在地，以及高街25号自1718年便有的酒馆，历经几代更名，从“驯鹿”到“灰狗”到“新馆”，再到1769年改为“盖里克”后至今未变。而居民对盖里克的感恩和纪念，也是莎士比亚与故乡关系的映射，记录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此后，斯特拉福德的发展已离不开莎士比亚这个中心了。

一战之殇

从莎士比亚出生的亨利街出发，有多种走法可以到达他当时所念的文法学校，不排除一种可能，他会选择经过高街25号，直入礼拜堂街，走进教堂街那栋中世纪的古老建筑。那时，常有旅行剧团来斯特拉福德演出，莎士比亚的父亲作为市议员负责演出的审查与监督，年少的莎士比亚极有可能也随父亲观看过演出，获得了他的戏剧与舞台启蒙。而这些观剧经验，也许也曾给过莎士比亚灵感，启发他与同学在拉丁文课上一起排演的戏剧。

到1913年时，文法学校已经更名为国王爱德华六世文法学校，莎士比亚的学弟赫伯特·詹宁斯（Herbert Jennings）和维克多·海特（Victor Hyatt）在这一年演出了他的经典剧目《亨利五世》。致辞者的开场白犹然在耳：“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子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然而，人生如戏，演出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赫伯特·詹宁斯和维克多·海特真的走下了舞台，走上了战场，成为将士，去护卫万里江山，再也没有回来。

莎士比亚的戏剧忽然变成了真实的生活：战乱流离、食物短缺、骨肉割分、人心惶惶，大家迫切地想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暂时的解脱和长久的勇气。前者，自然是戏剧的天分，而后者，包括信念、牺牲、责任和荣誉，包括“上帝保佑亨利、英格兰和圣乔治！”（《亨利五世》）的雄壮与英勇，所有这一切人们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了。

所以，1916年莎士比亚的三百周年忌辰对斯特拉福德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庆祝的方式是莎剧演出，从7月29日到8月26日，从第一场《错误的喜剧》到最后一场《亨利八世》，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与其说是对莎翁的纪念，不如说是借莎翁之口宣扬英国精神，鼓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忍耐困苦，共同度过艰难时世。

战争的结果无非两种，一些人活着，一些人死了。死了的也许能被铭记，也许被忘了；活着的也许能好好活下去，也许一辈子背负着创伤。1916年，一个专门针对身体创伤——即战争导致的残疾者的基金会创立，有趣的是，每一位接受资助的人都会收到统一版本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来自斯特拉福德的乔治·海文斯（George Hewins）也收到了一本，书内有人写道：“希望它能让你记住你曾为之战斗受苦的伟大与光荣。”——至此，莎士比亚似乎已融入了斯特拉福德的精神血脉。

这是莎士比亚被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意义，对于斯特拉福德来说，他是一股力量，一种支柱，一线生机。

仲夏新梦

今年是莎翁忌辰四百周年纪念，从三百周年到四百周年的一百年间，斯特拉福德经历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完结，见证了国家秩序的重建与改造，社会由战乱回归和平，生活由动荡回归安宁，人们不再有共同的民族忧患、生存危机、国仇家恨，如一场戏终，各自离席，从此互不相干，过着不同的日子。

这不仅仅是斯特拉福德，也是整个国家的现状。而在这个已不再需要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时代，应当如何看待这样的国家状态？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新戏《仲夏夜之梦》艺术总监艾丽卡·魏曼的态度非常明确：应该将国民重新团结起来。为此，她打破了专业演员统治舞台的传统，令几位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专业演员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十四个业余剧团的业余演员合作。层次不一的表演互相配合，各式各样的口音汇聚一堂，不同地区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呈现《仲夏夜之梦》这部莎翁经典。戏剧场景被设置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艾丽卡·魏曼说：“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何经历了战争创伤和战后贫困团结在一起的故事。”她希望《仲夏夜之梦》的舞台能让演员们团结，希望剧中四十年代紧密一致的国民能让当下的英国团结，希望这部戏能够有现实意义，甚至还给了它一个更为直白的副标题：“为了国家”。

这部献礼莎翁四百周年忌辰的《仲夏夜之梦》从2016年3月的纽卡斯尔开始巡演，到6月的斯特拉福德结束，遍及英格兰的九个地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整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虽然在英国公投脱欧成功、苏格兰又在策划二次公投脱英的此刻谈论这场意在联合的戏剧显得有些荒诞，但不得不说，同是“为了国家”，《仲夏夜之梦》这一次向莎士比亚借力，用莎翁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意思，已与一百年前直接回到莎士比亚戏剧找寻力量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