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旋涡模式能解释中国何为中国吗？

编者按：何为中国？这是学术界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研究话题，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家，比如葛兆光教授、李零教授等。而哲学家赵汀阳则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谈论“何为中国”，他试图建构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文本”的研究方式去理解中国，于是就有了这本《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惠此中国》中，赵汀阳提出“旋涡模式”，将中国从商周到清末这几千年的生长方式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个旋涡的向心运动不断把中原周边各个地方各种文化卷入到一起而成为一体。本文摘选自该书引言。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书封

作为历史之中国与作为地理之中国并不完全重合。在今天称之为中国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并不完全属于中国的概念，其中在部分时间里发生的某些事情虽属今日中国之地，却不属于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上部分时间里的中国地域曾经远大于今日中国之地，部分地域虽已不属于现代中国，却属于中国的历史。于是，在讨论中国概念时难免遇到命名混乱的问题。就今日的现实而言，中国同时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和一个历史，但在时间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与作为一个历史的中国却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逐步形成而最终合一的。究竟是何种力量、何种命运或何种理由使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国及作为历史的中国凝聚为一个丰厚概念，其中必定有迹可循。

首先需要明确一些概念以及分析框架。许宏提出的“最早的中国”既是一个需要明确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意义的问题。近年来关于最早中国的地点有着多个选项与争议，尚无定论，有待更多证据。也许对于考古学来说，地点问题很重要，但对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言，最早中国概念的理论意义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一个精神上的出发点，至于地理上的地点，只是一个象征。首先我们把“最早的中国”定义为：一个足以识别中国为中国的文明起点。它当然不是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最早物质文明或技术文明，中国的初步技术文明远至万年前，但初步的技术文明尚未具有标志性的精神世界，因此只能说明某种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最早文明，却不足以说明最早的中国的概念，因此，最早中国的概念必须具有足以识别之“形”而含有中国生长之“势”，即已经蕴涵了中国的生长倾向。

我愿意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概念来说明中国概念的形成（完形性非常接近中国的“势”的概念）：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存在，在它尚未成熟之时，就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精神原则而形成完形之势，尽管仍有开阔的演化余地，但完形之势已经预示了完形的概念。

中国形成其“完形性”至少需要达到三个条件的重叠：（1）中国大地上的万民开始有了共享的历史。共享的历史并不排斥每个族群或每个政治共同体在共享历史之外另有专属于自己的历史，所谓共享历史，是在分叉历史（forking histories）之交汇处由万民共同创作而成的历史，而不是单方面强加于人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2）共享历史的基础是一个共同参与的博弈游戏，四方之民都对参加这个共同的博弈游戏所可能获得的利益回报感兴趣；（3）这个共同的博弈游戏有着足以保证其连续运行的条件。这三个条件的重叠能够大概预示中国概念的成形。

同时，中国文明的“完形性”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的重叠：（1）初步形成一个精神世界的基本原则；（2）这个精神世界成为了共同博弈必争的精神资源；（3）这个精神世界具有开放的共享性，因此足以成为通用资源。如果不能满足以上条件，中国大地上的万民就不可能凝聚为中国之民，中国大地就不可能成为中国。

伏羲女娲像.唐

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在中国地域上，有着从辽河、蒙古、青海、甘肃到中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平行并立的初始文明，大概属于苏秉琦所说的“满天星斗”格局。

那是一个复数分叉历史的时代，尚未交汇凝聚为一个共享的历史。那时各地文明之间虽有交流互动，但尚未形成一个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也就尚未整合为一种共同的政治秩序。关键在于，在形成一个共同的博弈游戏之前，断不可能形成一个共享的历史或共同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说，仅有文化、信息和技术的交流互动并不足以形成共享的历史和共同的政治，因为文化交流不是文化合流的充分条件。

真正形成文明核心而生成向心力的中国历史大概从夏商周之“三代”文明开始——中原何以成为万民所向的核心文明系统，正是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许宏把二里头看作是“最早的中国”，这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象征性起点，二里头很可能初步形成了中国概念的“完形性”（有待更多证据）。不过，三代之中国不是大一统模式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无外”天下，是一个在理论上潜在地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世界政治秩序。尽管当时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却被想象为世界，并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因此，三代的历史既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

严格地说，天下的世界史只属于周朝，夏商可能已有了天下的想象和眼界，却尚未在事实上建立世界性的天下秩序。成为法定制度的天下体系实为周朝的创制，尽管在具有“厚古”精神的传统叙事中，天下秩序往往有名无实地追溯至尧舜禹汤，甚至象征性地追溯至黄帝。大一统模式的中国则是从秦朝开始而由汉朝巩固的，秦朝放弃了天下秩序的古法，代之以大一统国家制度，自此，中国的世界史结束了，而中国的国家史开始了。

周代青铜鼎

虽然秦汉以来的历史格局不再是世界史而收敛为中国史，然而秦汉以来之大一统中国却仍然保留了天下的观念遗产，并将天下精神转化为国家精神，将世界格局浓缩为国家格局，于是，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这个“内含天下的中国”继承了天下概念的“无外”兼容能力，或者说，“无外”的内部化能力。天下之所以是神圣的，正因为天下具有无外性质而与无外的上天同构，因此，无外的天下就足以“配天”，而配天的天下因为与天同构而具有神性，如老子所言，配天乃自古以来之原则。

正因为中国内含天下结构，所以中国成为一个配天的神性概念，谓之“神州”。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也就不能削足适履地归入民族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政治含义相对于内含天下的中国来说都过于单薄了，甚至是概念错位。

关于中国，有三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共识：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文明具有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文明有着广谱的兼容性；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宗教，而且大多数都不是超越性的宗教，于是，中国文明被认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这些共识只表达了现象以及基于现象的默认结论，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解释。

八十七神仙卷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正是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首先，连续性和兼容性的成因关键在于其动力来源，为什么中国文明会连续不断？为什么具有兼容性？

显然，事实结果不是对原因的解释。假如缺乏一种无法拒绝的博弈动力，那么，一种游戏就不可能具有持续的吸引力。一种传统之所以能够连续存在，不是因为它是个传统，而是必定存在着某种稳定发生作用的客观动力使之欲罢不能；同样，一种文明的兼容性也不可能仅仅源于善意或者包容心之类的伦理观念（如果伦理不能使人受益，人们将对伦理失去兴趣），而必定存在着某种无法拒绝的利益动力使得兼容的共在方式成为共同最大利益之所在。

总之，一个存在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最终理由必定是一种在利益上有效的存在动力和存在方式，这才是一种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的深层理由。而且，存在论的生存理由尤其有助于理解历史中行为主体的选择。

既然我们不可能穿越到古代去调查古人的心思，那么，以古人所需要的生存最大利益为理由去理解古人的选择，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显然大于以现代政治观点去想象古人。以古人的生存利益去理解古人，此种解释模式或许有助于澄清关于古代的许多争论，比如说，与“新清史”或“新元史”有关的争论。元朝和清朝为什么是中国王朝？这与现代人的认同毫无关系，而与古人的生存利益有着密切关系：成为中国王朝是成为中国之主的最可靠保障，元朝和清朝为了保证“万世基业”，必定选择成为中国王朝。存在的理由才是硬道理。

因此，我试图以存在论的理由，兼以博弈论的理解方式，去解释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原因。我将论证，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从而使大多数参与者既难以脱身也不愿意脱身，终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定义了中国的存在规模和实质概念。

旋涡模式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并非扩张型的帝国却能够不断扩展，其秘密就在于，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心卷入旋涡核心的礼物。

“中国旋涡”的形成一方面与争夺核心的博弈游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天下秩序的发明有关。天下秩序是能够化解旋涡的激烈冲突而兼收并蓄的万民共在制度，它开创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也创制了权力分治一体模式。即使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天下精神也作为遗产而化为中国国家的内部结构，因此得以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所谓大一统，实质就是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

正因为中国的内在结构一直保持着“配天”的天下格局，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成为一个信仰。这可以解释中国的精神信仰问题。任何文明都需要某种精神信仰，这是一个文明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自身确认的绝对依据。通常人们认为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此缺乏精神信仰，这种理解非常可疑。假如真的缺乏精神信仰，又如何解释中国精神的整体性以及稳定性？这是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释的谜。比较流行的权宜解释是把儒家理解为一种准宗教去解释中国精神的一致性，但这种解释显然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的整个精神世界。也许儒家能够大致解释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但很难解释中国的精神信仰，因为儒家所立乃是伦理原则。如果把伦理说成宗教，难免导致名实混乱。

中国文化里不存在人与神的约定模式，所以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另有信仰形式，即人道与天道的相配，所谓配天，凡是达到配天的存在皆为神圣存在，也就成为信仰。中国的精神信仰之所以隐而不显，是因为被默认而不知，其实，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或者说，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神圣信念。

我愿意把对中国历史性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祭祖方式。对历史性的建构意味着邀请古代之彼时当代性再临当下，与此时之当代性相会，以便理解彼时之当代性如何预示或铺陈了此时之当代性，是为述古以祭祖。

赵汀阳   视觉中国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