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失败”与“探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遗产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由于变法争论引发党争，为北宋亡国埋下了祸根。这是学界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然而，王安石变法真的失败了吗？失败在哪里，为什么会失败？很多研究者和讲述者并没有深入辨析史料细节，而是受到了当时和后世一些评价的影响，建构出一个片面的历史叙事。此外，王安石变法当时虽然没有成功，然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并形塑了中华文明的理性气质。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各国国内的制度调整，还是全球治理的继续推进和变革，都迫在眉睫。重新回顾和检讨王安石变法的逻辑与得失，或可为未来的探索提供参照。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丰新法”，始于宋神宗即位之后的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熙宁七年，他第一次被罢相，之后不久又复相。熙宁九年第二次被罢相后，王安石隐退于金陵，宋神宗独立主持变法，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逝世。神宗死后，反对派奉太皇太后高氏，打着“以母改子”的名义推翻新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看法。根据第一种观点，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国家统制经济，造成国进民退，破坏了民间的经济活力，引发激烈反弹。这种观点比较符合现代自由经济的理念，觉得国家管控和自由市场之间必然是对立关系，只要政府出手，那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然而，在经济管理中，“政府”和“民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国家进入经济领域并不必然导致“国进民退”或“国富民穷”。宋代的经济数据在史料中有大量保存，且数据的质量比较高。到宋神宗元丰时期，无论是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人口户数，还是国家财政的盈余状况，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民间变乱发生的频率，也降到了宋代历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的低点。如果真的是“国富民穷”，这些现象就没办法解释了。总体而言，王安石变法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说是改善而不是破坏。因此，第一种观点站不住脚。

第二种观点说王安石任用小人，所以在推行变法的时候荒腔走板，不但没有体现良法美意，反而扰乱民间社会。这种看法也存在严重误读。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人才选拔和吏治整顿，他任用的一批青年官员，能力出众，政绩斐然。这里面有些人如章惇、吕惠卿、曾布等，由于后来政治斗争的原因，被打入了《宋史·奸臣传》，并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还有一批官员在宋神宗去世时还很年轻，没来得及充分成长，就在之后的新旧党争中被埋没了。

如果深入历史细节，我们会发现，宋神宗朝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时期之一，对官吏的贪污腐败管控很严格，行政效率也很突出。说王安石任用小人，导致基层吏治腐化、贪污横行，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第三种观点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太过激进鲁莽；他在地方做官的时候，一些改革政策是有效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刀切，就带来了水土不服的弊病。这个观点现在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准确。

一方面，王安石变法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盲目推行，而是有试点先行，有后续跟进，非常注重节奏和配合。比如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都是在京畿、以及当时处于宋夏、宋辽对峙前线的陕西、河东等地区试行，然后再进一步推向全国。

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措施在推行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不少弊病和争议，特别是在熙宁前期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反弹特别强烈。但随着新法逐渐展开，后续效果慢慢体现出来，实际上“水土不服”的情况没那么严重。

准确地讲，所有的改革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必然会经历探索、反馈、踟躇和改进，不可能一步到位。在熙丰变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弊病和问题在改革中暴露出来，又进行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直到宋神宗去世之前还在持续。有些批评者抓住变法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如青苗法在最初推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简单粗暴、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做法，就对它彻底否定，这显然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北宋仁宗朝已经实现了一种宽厚包容的士大夫政治。由于王安石变法加强中央集权，破坏了这种政治的包容性，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后果。这种观点从南宋以来就长期是舆论的主流，在其影响下，各种历史追忆与叙事，都极度美化宋仁宗朝，强调仁宗皇帝的仁慈节俭、从善如流。

可是，如果我们把变法之后的北宋社会经济状况和宋仁宗朝做一个对比，就会显而易见地看到其中的巨大差别。宋仁宗时期，一边是冗官、冗费、冗兵的巨额开支，另一边又是政府积贫积弱，财政困乏。且不说在应对外患方面的左支右绌，即使是应付内部的变乱灾伤，能力也很孱弱。一场规模不大的水旱，路边就到处是饿殍，当时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甚至为尊者讳，故意避而不谈。王安石变法之后，不论是民间经济活力还是国家的调控能力都有了实质的提升，整个社会对天灾人祸等突发情况也有了更大的承受力和自我调适的能力。

总之，评价王安石变法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现代学者尤其不能只站在士大夫、读书人的角度，一味强调政治的包容性。需要看到的是，过分包容、缺乏判断力和执行力的执政者，往往空言多而实绩少，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舆论场上，在大历史中，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笔者认为，以上这四个方面的批评，都没有切中王安石变法的实质要害。对这次改革的失败，我们应当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予以检讨，即从变革理想和皇权政治的关系角度，思考变法失败中蕴含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王道与皇权之间的“变法”

宋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与他君臣相得如一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而王安石也对宋神宗进行细致的培养，试图“致君尧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宋神宗的君王意识和执政能力不断强化，他和王安石在变法的策略上也出现比较大的分歧。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宋神宗大权独揽，以一己之力继续推进新法，官员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和秘书。

这种权力集中，会带来极高的政治效率，但同时也意味着皇帝本人承担着完全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宋神宗把包袱都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甚至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名誉在进行一场改革的赌博。如果看元丰时期的历史记述，会有一种紧锣密鼓的感觉：皇帝每天发出无数道旨意，指挥全国从上到下各种事情，改革的头绪多、节奏快、任务紧，推动新法体系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

然而，宋神宗性格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思虑过重、事必躬亲，不善于抓大放小、控制节奏。在他执政初期，王安石针对这个方面多次进行箴言规劝，但宋神宗对恢复疆土、成就帝王霸业执念过深，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对交趾和西夏的战争，很多事情又不肯信任前线将领的判断。导致五路伐夏无功而返，在选择战略前沿据点的时候过于冒进，造成刚刚修筑好的永乐城失陷，丧失了部分精心培育的人才和军队。

客观来说，这虽然是一次较大的失败，但是对两国整体战略态势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调整节奏，卷土重来即可。更何况伐夏虽未成，但却拿下了兰州等战略要地，对西夏已构成了明显的挤压与扼制。然而这一次失败却导致宋神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可以想象，他当时心理的弦已经绷到了极致，一个意外的挫折就会导致断裂。

最终，宋神宗三十八岁英年早逝。在他死后，反对者们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在很短的时间里彻底推翻了新法，让王安石和宋神宗十多年的苦心付之东流。又过了八年，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上。国家的政策方向来回摆荡，形成了旧党和新党两大势力集团互相倾轧攻击的局面。宋哲宗早逝后，神宗的另一个儿子宋徽宗即位，他虽然打着“绍述神考”的名义推行新法，但此时的新法已经变味了。在党争激烈的背景下，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被压制，油滑机巧、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员反倒容易出头。神宗、哲宗两朝积累下来的财富，被皇帝和大臣当成享乐挥霍的资本，北宋王朝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却一步步走向亡国的深渊。

回顾这段历史，在扼腕叹息之余，也会有一个疑惑。如果宋神宗多活二十年，是不是就能完成改革，打下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让这套新法体系可以继续运转下去呢？或许有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大权独揽的宋神宗，如果一切顺风顺水，对内推进新法、对外兼并西夏，甚至打败辽国夺回幽云。到了晚年，功业盖世、志得意满，身边又都是唯唯诺诺的小臣。那就像历史上的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一样，他能克制住心中的骄奢和贪欲吗？当他过世之后，儿孙能够继承他的遗志吗？会不会还是像宋徽宗那样，流连声色、不惜民力，最终导致亡国呢？

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是王安石变法最终会失败的根本原因。想要打破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就必须依靠一个伟大而又崇高的理想来进行变革，才能打动皇帝，将理想付诸实践。然而在君权体制下，王道理想必须依靠皇帝的意志和权力才能实现——没有皇权的支持则寸步难行。可是，皇权本身就是极度脆弱而不稳定的。皇帝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有种种缺陷，哪怕是宋神宗这样优秀的君王，也存在不擅于举重若轻、抗压能力不足的性格弱点。更何况，依靠血缘关系传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谁都无法保证继承者的政治素养，一不小心，皇位就会传给一个适合当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的人。

王道需要王权来作为载体，而王权却不一定能承载得起高大上的王道理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变革”会成为一件高成本、高风险、不稳定的尝试。而固守祖宗之法，求稳、少变，各种意见相互制约，虽然效率低下，处处掣肘，却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这就成了皇权制度下，一个虽然不够好，但也不太坏的选择。王安石变法最终无法突破这个两难的困局，因此也免不了失败的历史命运。

宋神宗

“探路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

王安石的变法终究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皇权制度的束缚和一时的成败，就彻底否定这次改革。“失败者”王安石，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大历史定位，那就是“探路者”：他的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也为千年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因此，我们不能只把他放在“宋代”的历史纠结当中，而是应该拉长时空维度，看王安石变法带来了哪些后续影响，趟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石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树了一个靶子，扎了一个根子，埋了一颗种子。

首先，“变法”二字，在经历了北宋晚期的党争和南宋的反思之后，成为一个被批评反对的靶子。有了王安石这个“前车之鉴”，后来的几代王朝都把“祖宗家法”当成了不可违背的规矩。“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成为老成谋国的主流共识，而各种改革、新政则被看作轻浮躁进，弊大于利，推行的阻力很大。

客观地说，在皇权政治的格局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变革虽然是打破利益垄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但难度大、风险大、阻力大。如果执行者不够强力，反而会出现“不变还好，一变更糟”的状况。反过来呢，偏向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于王朝维护自身的稳定，建立大一统的秩序，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保守的弊病也很明显：一方面，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利益格局严重固化失衡的情形下，消极对待社会底层的变革诉求，是很危险的。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晚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深，最后民怨爆发、推翻固有秩序，使历史在治乱循环的泥潭里艰难挣扎。

除了对变法本身的批评，南宋之后的思想家们也对王安石的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比如朱熹，他羡慕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也不反对“恢复三代”的政治理想。但是，朱熹觉得不应该搞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路阻力太大，而且对各种外在的条件要求太高。理想的改革者，必须既是最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时还要有皇帝和士大夫们的鼎力支持，有稳定的、不受干扰的政治环境。这些因缘条件想要完全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改革者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什么呢？理学家的回答是“必有《关雎》《麟趾》之意，方可以行周官法度”。要先从基层、从民间做起，通过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建立起一套普遍的社会共识和社会秩序，一代代人前仆后继，这才是能够长期持续并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变革”。因此，南宋以后，理学家们特别重视办书院、建祠堂、搞童蒙教育，乃至编写小说、戏剧、评书，把儒家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向普罗大众输送。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出现了两个基本倾向：一个是偏向保守的政治文化；另一个是儒学下沉，与基层社会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这两个趋势可以说都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靶子”产生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方面，王安石变法扎了一个根子，那就是“道理”二字。现代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是“讲道理”，虽然是一句平常的大俗话，但它的内涵很深。“讲道理”意味着不偏见、不迷信、不盲从，不被鬼神、祖先、权威禁锢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和世界打交道。

这种“讲道理”的观念，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就已经体现出来，孔孟老庄，都是在“讲道理”。但是从战国秦汉一直到魏晋隋唐，“道理”其实并不是社会主流观念，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乃至谶纬迷信、民间宗教，才是影响力最大的精神元素。所以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神文时代”。

这种观念意识，经历了晚唐五代，从北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作为武将出身的皇帝，不能拿武力和权力压服别人，而是尊重道理，用道理来让人心服口服。但宋太祖和赵普所说的“道理”，还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没有太多哲学内涵。

直到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才从各个角度对“道理”这个概念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讨论，真正给这个理念赋予了深刻意义。王安石不仅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学术引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风气：不迷信权威、不沉汩于传注，勇敢提问、大胆质疑，打破旧的观念桎梏，用“道理”作为判断价值的依据。

在这种时代风气的作用下，北宋中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由王安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这些思想家们掀起的哲学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世的“启蒙运动”，将“道理”二字的内涵阐述得丰富且深刻。所谓“道理”，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也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同时还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标准与规范。这些思考探索，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启发了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后世的哲学家；又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转译，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产生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让“天理”“良心”这些哲学概念，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俗语，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成为现代人三观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可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却有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家国情怀。如此既可以避开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和教派斗争，又能建立起类似于宗教的，甚至比宗教更强大的群体凝聚力。所以说，王安石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行动，给中国文明深深地扎了一个根子。

最后，王安石变法埋下了一颗种子，什么种子呢？就是“变革”二字。王安石仿佛是一个“穿越者”，在他的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认同，身后也背负了千载的质疑甚至骂名。但是他把“变革”这个种子埋了下来，在大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积蓄势能。

到晚清时期，保守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越来越难以压抑中国社会中沉淀累积下来的深刻矛盾。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殖民，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这个火药桶。这时候大家回顾王安石，忽然发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国家治理观念，与近代西方探索出的很多发展路径不谋而合。比如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由国家主导金融信贷，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基层社会的网格化管理——这些在传统社会被士大夫们视作异端邪说的治理手段，到近现代却成为司空见惯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用他的变法，揭示出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变革才合理”。变革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但变革作为一种态度和方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用变革突破观念的桎梏与枷锁，用变革洗去自我的油腻与贪婪，用变革回应治理的矛盾与困境，用变革戳破历史的暮气和迷雾，用变革探寻未来的方向与道路。

今天的中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蜕变，越来越表现为一个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同时也在不断自我挑战、自我变革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正所谓“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王安石种下的这颗种子，经过千年历史的浮沉涵养，终于开花结果，也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放眼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未来，王安石变法又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除了上面说的“变革”之外，王安石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强调国家的政治责任，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枢纽作用，主张用政治的力量来管控和约束市场中恣意膨胀的逐利倾向。这个判断是符合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拥抱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深刻地显露。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整个西方社会都面临着经济结构乃至金融根基的严峻危机。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危局当中，国家对政治经济的规划统筹能力起到的离合器、定海针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快速攫取，地球生态环境的反向制约也越发显著。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负责的国家政府进行规划和统筹，任凭个人或小团体的逐利欲望去对地球进行挥霍式的掠夺，这是无以为继的。

所以，从现在到未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格局，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同舟共济”。正因为有这样休戚与共的命运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拥抱政治理想，需要建构国家能力，需要有未雨绸缪的发展规划和风险管控。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思想和变法的经验教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是中国历史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思索。

（本文首刊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