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它通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构建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体系。什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它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特征？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现状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本期刊发的文章既有相关理论探讨，又分别选取我国大洋洲和犹太-以色列研究的个案经验，以期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统治这些地方，他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也因而有了所谓的“东方学”“埃及学”之类的研究。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法国最显著，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虽然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概念，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却已经开始显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战结束后，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正如18、19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法两国最为盛行。如同18、19世纪的英法两国，20世纪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而领域越全面，成果就越突出，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摸透彻，进而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由此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因此，二战后出现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

我国一般实行“学科制”，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并为此不懈努力。“学科”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固然重要。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确实不是“一个”学科，它只是一个涵盖面颇广、几乎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就研究对象而言，“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共同的地理对象——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此外，还有学者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区域与国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国际关系”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

尽管如此，考虑到“学科”在中国的重要性，笔者并非决然反对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的尝试。如果要尝试建立新学科的话，“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已经有“交叉学科”的概念，而且在理工科已经相当普及，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也是可以存在的。不过，它的前提是：任何以“区域与国别研究”身份来申请“学科”的实体部门（如学校、研究所等），必须有多个学科（比如10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存在，并且都从不同领域对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共同对象，并有所成果。如果不设立严格的前提条件，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学科”就只是浮于表面。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多个高校曾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外国问题，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改革开放后，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对外研究还存在明显缺陷，致使其很难向深度发展。

第一，研究力量不集中，分散在高校的各院系、各学科。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国际关系院系、政治系、法律系、教育系等，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等诸学科，各学科各有标准，各寻方向，难以形成一股合力，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社科院下属部门也大体如此，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

第二，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国内研究外国问题，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英、日等，对法、德、俄的研究较少，北欧、南欧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更是严重缺乏，如印度、柬埔寨、不丹、马拉维、洪都拉斯等。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善。

第三，语言能力欠缺，制约了研究水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问题尚不突出；若研究非英语国家，仅用英语显然是不够的。像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仍旧使用地方语言，没有通晓当地语言的能力，就无法获得深入的了解。

第四，介入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即使有介入，也多数浮于表面。如上所述，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学科对外国关注不够，有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但其研究课题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深入到微观层面。比如，国内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论著不少，可是鲜有对美国各种权力机构（例如国会）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且清晰的论述。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所了解。

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做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就要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去生活，尽可能融入那个社会中。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上述提到的几个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分不开。现在有些研究成果，仅依靠阅读一些英文书或英文报纸而获得，缺乏实地体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真实情况。因此，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做。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刚刚起步，因此种种不足在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呢？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其中，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像弥补语言不足、扎根对象国生活、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有了人才，才会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真正勃兴。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制度的跟进，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

总之，区域与国别研究虽不是中国的创造，但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却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和世界风云的急速变化，我们应该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本文系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的《区域国别研究学刊》发刊词，《光明日报》理论版（ 2020年01月06日 14版）刊发，略有改动。作者：钱乘旦，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