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的职业撰稿人生涯

“1861年2月对马克思来说特别难捱。”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在《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引言”中说。儿子早夭，妻子燕妮险些死于天花，他本人饱受皮肤病折磨，是继续流亡伦敦还是返回故国，都令他头疼不已。更主要的是——当时他“丢掉了《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欧洲通讯员的工作”——丢掉的不仅是他全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有他极为看中的舆论宣传阵地。“我第一次见到他对此事如此上心。”燕妮在致恩格斯信中说：“他已经无法入睡。他一直想着这些事情，整晚整晚地不得休息。”

乔纳森·斯珀伯著《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纽约论坛报》究竟是怎样一份刊物？为何会对马克思的生活产生如此重大影响？这还得从头说起。

《纽约论坛报》（又名《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下简称《论坛报》）由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于1841年创办。格里利本人对当时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深为忧惧，担心阶级矛盾会颠覆共和政体，因此《论坛报》在废奴、禁酒、平权等社会问题上所持的政治立场惊人地激进。

1847年，欧洲革命前夕，格里利邀请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担任驻欧特派记者。正是在德国科隆，经朋友介绍，达纳结识时任《新莱茵报》主笔的马克思，后者雄健的文风令他印象深刻。1851年，达纳给流亡伦敦的马克思写信，希望马克思能考虑作为海外通讯员为《论坛报》撰文。马克思欣然同意，对每篇一英镑的价格也表示满意。由此开始了双方长达十年的合作。

平心而论，当时马克思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新莱茵报》遭查封后，他本人被驱逐出境，举家迁居至巴黎，后移居伦敦。而伦敦物价高昂，居大不易。燕妮早在迁居后不久就当掉了陪嫁的最后一串项链。达纳的邀请于马克思而言真可谓雪中送炭。虽然，马克思还是先给远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告知他这一喜讯。“这是北美流传最广的一份刊物。”他在信中说。但考虑到自己的英文不佳，他提议，能否请恩格斯在数日之内先撰写一篇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以“开个好头”？然后再由他本人转寄达纳。数日后，恩格斯交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篇（其后共寄出十八篇）。

署名为马克思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系列文章大获成功。从1852年下半年起，马克思开始自行撰文。一开始，他对英文的把握还不够，需要威廉·皮珀帮助编辑；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开始习惯用英文写作，不过他的文风永远都是德国式的。马克思有时赶稿很着急，以至于满纸都是潦草的笔迹。这种情况下，燕妮就会誊抄一份，通过汽船寄到纽约。在十年时间里，马克思有四百八十七篇文章获得了稿酬，其中大多数都作为《论坛报》的头条文章出现。这里大约有四分之一实际上由恩格斯代笔——当马克思的健康出现问题时，恩格斯就会出手。与军事相关的文章大多也由恩格斯操刀，据说这是“将军”（他的绰号）的特长。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96年初版本。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但到1853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开始将视角转向东欧，而后是印度，甚至还有关于中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文章。他的大部分评论文章观点强硬，态度却异常冷静客观，其中不乏标志性的讽刺与挖苦。然而这可能也正是他的文风魅力之所在。撰写这些文章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为了获得材料，马克思会经常阅读主要的英、法、德、意、西文报刊，查阅英国议会各调查委员会的“蓝皮书”报告以及议会辩论的记录。马克思偶尔会做一些个人报道，但他在新闻工作中的角色更像是今天的专栏作家，而不是记者。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入了《资本论》。通过《论坛报》，马克思还为他的作品找到了其他平台。其中的部分文章，被美国当地一些德文报转载，另有一些则出现在了左翼和反对派的英国报纸上，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在总结马克思生平事迹的悼词中，恩格斯说在这期间（1852-1861），这类文章中涉及的题材比马克思一生中所有其他作品加在一起还要广阔，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刊登在《论坛报》的新闻作品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性。

长达十年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其实在1861年格里利下达解雇令之前，双方的不愉快早已初现端倪，简直可以用积怨甚深来形容。

从马克思方面来说，当初与《论坛报》的合作，与其说出于政治考量，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原因。1852年，由于德国革命系列文章取得轰动效应，达纳决定正式任命马克思为驻伦敦特约通讯员，年薪两百英镑。考虑到当时的生活成本和购买力水平，不得不说这是惊人的数字。但由于家庭负担过重以及马克思本人生活习惯等原因，经济问题依然令这位经济学家深受困扰。1854年，燕妮为此给《论坛报》编辑写信，希望他们给马克思（驻伦敦记者）一套房子。请求未获批准。但此事确实给双方日后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还有文章署名的问题。比如《论坛报》上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马克思写这些文章，没有添加通常的时事新闻，而达纳则插手把某些比较详尽的历史回顾等等改写成了《论坛报》常用的词句，并把它们作为社论发表。马克思不能失去《论坛报》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所以他对此装作没有看见，但内心深处，对他比较有分量的、精彩的著作不用他的名字发表，以及用他名字发表的文章又只剩下一些糟粕，无疑是大为不满的。

格里利的办刊宗旨，要求撰稿人服从并服务于大局。这对一般人，当然不成问题，但对马克思这样个性强烈之人，双方的碰撞势所难免。比如他认定，达纳刊登西蒙的文章“是愚蠢的”——对此他甚至不惜以中止供稿相威胁。结论是，“达纳十分庸俗”。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位庸俗的达纳，在1857年经济危机来临时，尽量不枪毙他的稿子，并为他介绍每页两美元的《美国新百科全书》词条撰写工作，以确保他的收入。

《纽约论坛报》编委，前排左三是格里利。

当然，对《论坛报》最大的不满，还在于格里利政治保守的姿态日益明显：他不遗余力地鼓吹阶级调和（harmony）而非马克思中意的阶级斗争（struggle），明显丧失革命理想和锐气。格里利不过是个“坐在扶手椅里的白头翁”，马克思如此讥讽他的雇主。全然没有料到后者对他的忍耐也已到达极限。

从《论坛报》方面看，马克思根本不是个合格的职业撰稿人：因为他总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交稿的因素很多：庞大的经济学研究计划（《资本论》），病痛的折磨，家庭经济的压力，等等，尤其是后者——马克思曾解释延迟交稿的原因——“给达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困境，显然是远在纽约的中产阶级编辑所始料不及的。还有，马克思长期的习惯是一直熬夜，到次日中午才睡觉。他会日以继夜地写作，以致搞垮身体，这样就不得不停笔休息一阵。而他的工作也总被突如其来的想法打断：马克思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一种学究式的气质使得他宁愿徜徉在卷帙繁复的典籍中沉思，而不愿移步到书桌旁奋笔疾书。此外，就写作计划而言，比他的生活习惯更糟糕的是他对完美的坚持，要追根问底地搜刮最后一条资料，对此前拟定的稿子进行一遍遍改写。若干年后，对重度拖延症患者马克思极其失望的恩格斯告诉他：“我会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俄国农业状况的书籍，就是这些东西，让你好几年来写不完《资本论》！”——缓慢稳健不是取胜的唯一方法，突然提笔猛写赶工的人也可以做完很多事情，尤其是对马克思这样的职业专栏作家而言。

的确，马克思给《论坛报》撰稿，不单单是出于经济考虑，他更要借助这一平台传播自己的学说。很长时间里，他对美国这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率先爆发革命深信不疑。到1857年，期待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不景气的经济态势如病毒般扩散，这让马克思喜出望外——他的朋友李卜克内西说，在伦敦的朋友和同事中间，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不停期盼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革命来临意味着他将失去《论坛报》这一主要经济来源，而重新变得一贫如洗。

1861年初，改组后的《论坛报》新编辑部摒弃了之前激进的废奴立场，转而支持南北双方达成和平以避免内战，并赞同美国南部各州继续维持奴隶制度，马克思对此也非常愤慨。而《论坛报》则无视他的抗议和冷嘲热讽，因为办刊宗旨不会因个别撰稿人而改变——双方都明白，道不同不相为谋，分手只是早晚的事。

1861年，格里利下令让达纳解雇马克思。1862年3月，达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据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送文章。至此，双方的合作正式宣告结束。

“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抱怨的“现金”问题在他失去《论坛报》职位的1861年几乎恶化到极点——最后仍是由恩格斯慷慨相助：他从继承的家族财产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转赠马克思，每年三百五十英镑。“真是被你的慷慨大方吓了个跟头。”马克思由衷地感慨。至此，困扰这位经济学家大半生的经济问题总算解决，他可以潜心于科学（Wissenschaft）研究和著述了。

作为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极富个性的马克思并未像其他一些左翼领袖一样，通过在政党中谋得职位以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或者通过寻求公众支持发起募捐——以马克思的名望，这些都不成问题，其收入也远胜过吃力不讨好的专栏作家——但他的自尊和骄傲却不允许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他一直拒绝在国际工人协会担任领导职务，更不要说什么拿钱干活）。至于经商——据说他本人曾有过这个念头——不过由于志趣相违还没真正开始就被打消掉了。所以，接受达纳邀请给《论坛报》投稿，当一名自由撰稿人，也几乎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选择。所谓历史的选择，大抵如此。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说，资本主义化一方面把文人从对贵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断把诗人抛向市场的过程。艺术被迫变成商品，文人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市场，但同时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且不愿随波逐流的文人便感受到巨大的痛苦。精通古典文学的马克思从本质上说仍是个文人：既不甘心为资产阶级所驯服，事实上又无处可逃。马克思深知一直以来，他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恩格斯的生意收入，尽管他对此非常不情愿。1865年7月他告诉恩格斯：“我向你保证，我宁愿把手指切掉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要钱）。过了半辈子还要靠别人生活真是压抑。”但相对于依附资产阶级以摆脱哲学（家）的贫困，或通过组建政党分肥渔利，他倒宁愿像产业工人那样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谋生。像波德莱尔一样，马克思认为一般人眼中巴黎或伦敦街头的“闲荡者”并非游手好闲之徒，而是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是任何时代都稀缺的真正的天才。斯珀伯在书名中以副标题将卡尔·马克思定义为“19世纪的人”，可以说准确把握了传主的精神气质。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努力，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终究未能在美国取得他所期盼的成果，相反，在经济上远比美国落后、情感上一向令他憎恶的俄国，他的学说通过党内政治家及理论家的阐释，却大受欢迎并获得了尊崇的地位，如此殊荣，肯定也是终身困厄的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与对俄国的态度不同，终其一生，马克思对美国都抱有浓厚兴趣，除了早年打算旅居纽约，实地考察那里的政治经济状况，直到晚年，依然不顾大部分成员反对，坚持将共产国际通讯总部迁往纽约。难以想象，如果马克思当年的避居地不是英国伦敦，而是美国纽约，他的《资本论》，以及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类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但一向由“狡黠的理性”推动的人类历史，显然不容许这样的假设。

延伸阅读

●《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美]乔纳森·斯珀伯著，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Horace Greeley: Champion of American Freedom

Robert C. Willia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