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观察 | 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新冠肺炎疫情给西班牙最重要的博物馆，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带来了多重的打击和挑战：不仅可预见的门票收入下降，博物馆经济部门负责人在感染新冠后去世，博物馆员工与董事会成员中，亦有数位因感染住院，其中包括自2019年起担任博物馆董事会成员的前西班牙文化部大臣、首任欧盟理事会秘书长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

普拉多博物馆外景
摄影：Pablo Blazquez Dominguez/Getty Images

受疫情影响，西班牙博物馆的第一轮闭馆自2020年3月11日开始。近三个月后，普拉多博物馆于6月6日，携一场意外催生的展览“重聚”（Reunited）重新开放，展览大获成功。上一次因时局原因长期闭馆，还是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期间。不知是巧合还是出于传承，两次非常时期，普拉多博物馆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挪移并重置它那无与伦比的馆藏，仿佛象征着一次次的重生。

普拉多博物馆“重聚”展览海报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普拉多博物馆馆藏：“非常华丽，却极为不平衡” Museo del Prado

一直以来，博物馆爱好者们对普拉多博物馆的馆藏都赞叹有加。与卢浮宫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同，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不是百科全书式的，其收藏可概括为12世纪至20世纪的美术作品，核心馆藏源自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开始的西班牙皇家收藏，由皇家委任创作、购买、外交礼物、替代税收等方式逐步积累而成，反映了西班牙黄金时代君主的品味，尤其体现在绘画和雕塑两类艺术作品中。

出于众多原因，提香（Titian，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是普拉多博物馆绘画收藏的轴心之一。自1530年左右开始，出于政治、宫廷、宗教或艺术的需求，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腓力二世（FelipeII de España，1527-1598），以及他们最亲密的朝臣开始委托已扬名欧洲的提香作画，形成后来欧洲广泛流行的官方肖像画的雏形，如今有40余幅保留在普拉多博物馆。尽管提香一再拒绝到西班牙宫廷定居的邀请，但似乎正是从他开始，西班牙皇室开启了与艺术家关系的新篇章。

提香，《自画像》，1562年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鉴于自15世纪末起，西班牙和旧低地国家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共同统治之下，西班牙君主在收集这一地区的绘画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普拉多博物馆拥有顶尖的弗拉芒艺术（Flemish art）收藏，数量近千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2-1516）的幻想世界，以及他批评人类行为的讽刺立场，令其成为最吸引当代博物馆参观者的画家之一。这位平生仍充满谜团的艺术家去世几十年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为其作品的主要收藏者。流传至今，普拉多博物馆拥有了全球最好和规模最大的博斯作品收藏。

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的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斯作品《人间乐园三联画》，照片由Pablo Blazquez Dominguez/Getty Images拍摄

在16和17世纪，安特卫普（Antwerp）成为欧洲的主要艺术中心之一。在竞争激烈的艺术市场上，活跃着的艺术家包括伟大的老彼得·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1552/30-1569），他创作了精致而恐怖的《死亡的胜利》和《圣马丁日的酒》，这是普拉多博物馆在过去几十年中最重要的收购作品之一。

老彼得·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1562-1563年
©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普拉多博物馆还藏有5幅老彼得·布鲁盖尔之子扬·彼得·布鲁盖尔（Jan Pieter Brueghel，1628-1664）和17世纪弗拉芒绘画的伟大人物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合作的绘画。鲁本斯曾因外交任务，驻扎马德里创作，他曾言：“画画是我的职业，当外交大使是我的爱好。”画室和外交场合皆为鲁本斯的主场。他在欧洲各大主要宫廷的外交表现与他的艺术天赋相辅相成，使他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画家。作为同时代西班牙君主菲利普四世（Felipe IV，1695-1665）最喜欢的画家，普拉多博物馆继承了皇室收藏中的约90幅鲁本斯作品，为全球博物馆之冠。

鲁本斯，《圣乔治与龙》，1606-1608年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1819年，普拉多博物馆作为“皇家绘画和雕塑博物馆”开馆时，展出逾百幅画作皆为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建馆初期它以提高西班牙绘画的知名度并倡导其价值为目标。因此，路易斯·德·莫拉莱斯（Luisde Morales）、胡安·德·胡安（Juan de Juanes） 、埃尔·格列柯（El Greco）、里贝拉（Ribera）、苏尔巴兰（Zurbarán）、穆里略（Murillo）……普拉多博物馆几乎持有以上每位西班牙艺术家数量最多的作品，尤其是迭戈·委拉斯盖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和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

弗朗西斯柯·德·苏巴朗，《羔羊颂》，1635-1640年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委拉斯盖兹毕生创作中约40%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被收藏在普拉多博物馆。早于他本人的步伐，还在家乡安达卢西亚作画时，委拉斯盖兹的名声就先传到达了马德里。因一幅依据肖像画绘成的国王菲利普四世的画像，委拉斯盖兹受邀为西班牙王室效力直至1660年去世。在这期间，他身兼数职，担当室内画师，为皇家收藏而创作的作品中，62件如今被普拉多博物馆收藏和展示。同时，他也是需要处理诸多行政事务的宫廷官员，以及国王艺术品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为西班牙王室挑选和建立艺术收藏。在这个意义上，委拉斯盖兹在多个方面影响了如今普拉多博物馆的馆藏，博物馆前的广场上立着的正是他的雕像。

弗拉门戈舞者在普拉多博物馆馆藏委拉斯盖兹作品《宫娥》（1656年）前起舞©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一个世纪之后，等到戈雅有机会接触到西班牙宫廷收藏，皇室收藏中的委拉斯盖兹作品是他首先研究和学习的对象。多年承担为宫廷绘制壁毯画稿的任务后，戈雅在1789年被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1748-1819）任命为宫廷画师。9年之后，约瑟夫·拿破仑·波拿巴（Joseph Napoleon Bonaparte）率军攻打进西班牙。戈雅在拿破仑战争（又称独立战争、半岛战争，1808-1814）期间留在马德里。作为宫廷官员，他向约瑟夫·拿破仑·波拿巴（何塞一世）宣誓服从，为占领国政府的部长和当局绘制肖像，他还为拿破仑在巴黎建立的博物馆提供了西班牙皇家收藏的画作清单。

戈雅，《马德里1808年5月3日》，1814年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戈雅的身份特殊，这意味着战争对他的影响不会在停战的那刻了结，甚至直到那时，战争对他的影响才有机会逐渐被表现出来。1814年，戈雅打破以往宫廷偏爱的柔美和谐的画风，绘制了如今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的名作《马德里1808年5月3日》，西班牙爱国者双手上举，怒目圆睁地面对侵略者，与法国士兵的粗暴无情形成巨大的张力。

这幅作品与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年）被认为是批判战争悲剧性的巓峰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格尔尼卡》原本也收藏在普拉多博物馆。1990年，专注于展示20世纪艺术的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在普拉多大道上成立，《格尔尼卡》在2年后被转交给该博物馆展示和收藏。

200多年间，普拉多博物馆也多次分离出去一部分古代文物馆藏到西班牙国立考古博物馆；亦有别处博物馆的收藏，例如西班牙曾经的占领地特立尼达博物馆，以及西班牙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在其命运终止时加入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进入近现代后，藏家捐赠也成为普拉多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

两次史无前例的馆藏“大挪移” Museo del Prado

对于这羡煞旁人的馆藏，2017年起担任博物馆馆长的米格尔·法洛米尔·福斯（Miguel Falomir Faus）在上任之初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却表示，自己掌管的博物馆馆藏“虽非常华丽，却极为不平衡”，“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能统计出200件戈雅、90件鲁本斯、40件提香，以及委拉斯盖兹或博斯现存的大部分作品……”

这听起来真是颇有几分“凡尔赛”味道的危机感。但背后藏着一个真问题，某一类藏品非常出色的博物馆容易在观众心中形成固定的印象。如何能打破观众的期待，引导他们发现，无与伦比馆藏有常看常新的可能，进而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来参观？这对如普拉多博物馆这样，需要依靠门票收入平衡开支的博物馆尤其重要。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疫情期间普拉多博物馆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应对。

一方面，同各地博物馆一样，普拉多博物馆在疫情暴发后，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陪伴着长期居家防疫的人们。在一个Instagram视频系列中，普拉多博物馆策展人、馆长、修复师以及各岗位的员工分享自己喜欢的馆藏。出乎所有人意料，普拉多博物馆的警卫员、7人搬运工的领队马诺洛·奥苏纳（Manolo Osuna）完全展示出他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艺术作品所积累的洞察力，在社交媒体上喜欢听他分享的人超过了策展人以及馆长。

更重要的，是在第一轮闭馆的88天中，在原先计划之外，普拉多博物馆对其无与伦比的永久陈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挪移”，重新对公众开放后，带来了特展“重聚”。展览“重聚”由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中249件15至20世纪的绘画和雕塑珍品组成，其中仅约60件作品保留在原先的位置和空间。虽然展品数量是平常永久陈列1400件作品的五分之一，但因重新悬挂了近190件画作，常常打破人们基于国别、年代或风格形成的既有认知，艺术家之间、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新鲜而充满未知，新的叙事也等待着观众细细体会。巧合的是，“重聚”展览利用的空间，正是约两个世纪前，普拉多博物馆开馆时第一个展览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重聚”既是博物馆与观众的再次见面，也是前文所述历史上众多艺术家和它们作品之间的久别重逢——普拉多博物馆馆藏形成的过程本就有着自我指设的特点，更是博物馆对自身历史的重访。

普拉多博物馆“重聚”展览路线图

自然光充盈的中央展厅里，普拉多博物馆最重要的两幅早期文艺复兴馆藏作品安杰利科（Fra Angelico，1395-1455）的《圣母领报图》和罗希尔·范德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400-1464）《从十字架上下来》首次同处于一个空间，在展览的开端迎接观众；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提香、鲁本斯对亚当和夏娃这一母题的描绘在展厅中逐一展开；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与阿尔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1593- 1652/1653）的肖像画迎面相逢；鲁本斯的《农神萨顿吞噬其子》的画作挂在戈雅对同一神话生猛描绘的旁边；委拉斯盖兹的《宫娥》《巴克斯的胜利》《纺纱工》则迎来了世纪聚首；曾经被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es）描述为“战争中痛苦和残暴形象无与伦比的原型”的《马德里1808年5月3日》在“重聚”中 比邻戈雅为卡洛斯四世绘制的优雅家庭肖像。

普拉多博物馆“重聚”展览中罗希尔·范德魏登的名作《从十字架上下来》与安杰利科的《圣母领报图》首次同处于一个空间©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普拉多博物馆“重聚”展览中鲁本斯的画作《农神萨顿吞噬其子》（左）挂在戈雅对同一神话生猛描绘（右）的旁边，摄影：SAMUEL SANCHEZ ，图片来自：EL PAÍS

米格尔·法洛米尔·福斯馆长将“重聚”展览比作香水——精华都集中在一个小空间里，不仅仅存有历史的浓度，还激荡着情感的浓度。灵活而有诚意地“重聚”，这样发现新角度看待旧馆藏的方式被证明是成功的。2020年七、八月间，在防疫限制人数的情况下，“重聚”展览接待了超过10万观众预约参观，绝大部分是那些曾经认为“已经熟悉了重要的作品，就没有理由再去了”的马德里本地居民。

相较之下，85年前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那次“大挪移”要惨烈得多。

2020年普拉多博物馆“重聚”展览现场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普拉多博物馆将作品撤走留下沙袋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丢勒，《亚当》，1507年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上图“重聚”展览现场拱顶左侧作品）

毁灭性战争迫在眉睫，炸弹落在了普拉多博物馆的屋顶和花园里，藏品必须转移。西班牙共和党人在危急时刻任命了54岁的毕加索担任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director of the Prado, albeit in absentia）。毕加索为将藏品转移到日内瓦筹集了资金。在日内瓦举行的“普拉多展”，一如“重聚”，为当时处于紧张状态、感到前途未卜的人们带去了一些安慰。

根据《劫掠欧罗巴： 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中记录：

“西班牙内战将沦为交战双方及各自支持者试验新型武器的场地。战争之初，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已经全部取下并转移到低层的内部展厅了……当飞机轰炸当地医院、猛烈扫射道路之时，打包员、藏品主管甚至埃斯科里亚市长本人都疯狂地工作着，他们将格列柯的巨幅油画《圣莫里斯》卷到一个木筒上面，将范德韦登的《基督下十字架》以及其他数十幅杰作打包装上一辆卡车。

两个星期后，炸弹开始落在普拉多博物馆的屋顶和花园里了。周围的建筑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包括藏有阿尔巴公爵部分收藏的莉莉亚宫。普拉多博物馆没有着火，但它的窗户全破了，上层展厅里到处是碎玻璃和残渣。

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在运输途中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打包箱所用的木材是用装甲火车从前线附近一处木料场运来的。几天后的一个黎明，委拉斯开兹的《宫娥》、戈雅的“黑色”绘画、《战祸》以及三百余幅其他重要作品，乘一辆顶上堆着“许多巨大木头城堡”的卡车，穿过堂·吉诃德的古老地域向巴伦西亚出发了。

在西班牙战场逐渐向巴塞罗那附近靠拢的过程中，普拉多藏品一次又一次向越来越偏远的地方转移，直到被困在交战双方之间的采石场里，这些采石场位于菲格拉斯村附近，离法国边境只有几英里远。

通过非同寻常的国际努力，一个抢救西班牙艺术珍宝的委员会与国际联盟及法、英文化机构通力合作，组织起一个卡车队，将普拉多藏品运到了法国，这次活动使用的是在略多于24小时的时间内从欧美收藏家那里征集的私人资金。到法国后，这批宝贵的箱子被装上一列22节的火车，运到了日内瓦。这些作品在日内瓦被组织展出，那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展览，因为所展作品通常情况下根本不会远游，更不可能全体出动。所展绘画共174幅，包括委拉斯开兹的所有重要作品、勃鲁盖尔的《死神的胜利》、26幅格列柯作品、38幅戈雅作品以及丢勒的《自画像》。

西班牙内战期间，普拉多博物馆馆藏珍品在日内瓦展出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从肯尼斯·克拉克、伯纳德·贝伦森到马蒂斯、毕加索，任何人只要有可能，都不远万里前来参观。8月下旬，最后一批观展者中的巴黎画商勒内·然佩尔在日记中写道：

‘战火马上就要烧到我们身上了，但我们仍然花了48小时在这里观看普拉多展……死神就在我们头上盘旋，如果他一定要带我们走，那么最后看一眼委拉斯开兹、格列柯、戈雅、罗格·范德韦登的作品，也不失为精彩的人生结局。’”

二十年间的巨变  Museo del Prado

与此次出色应对疫情截然相反，在21世纪初，作为西班牙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的普拉多博物馆仍在冷落中沉睡。时任马拉加当代艺术中心馆长、西班牙艺术杂志《Arte y Parte》编辑的费尔南多·弗朗西斯（Fernando Francés）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普拉多是一个杰出的博物馆，但它几处于一种死亡状态。如果你已经熟悉了重要的作品，就没有理由再去了。”

2019年11月9日，谷歌主页面动画庆祝普拉多博物馆建馆200周年，创意设计：Nate Swinehart，图片来自谷歌

改变始于2001年。时任西班牙首相的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的保守派政府在财政缩紧的情况下，决定削减政府对博物馆的资金支持。当时普拉多博物馆的年收入约为1800万美元，其中1500万美元来自西班牙政府拨款，其余由私人捐款、出版物和门票收入构成。西班牙总议会最终在2003年批准新的章程，一方面普拉多博物馆必须逐步将收入中的国家拨款占比从80%降至50%。与此同时，它获得了对预算的控制权，以及从企业捐款和商品销售中筹集运营资金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普拉多博物馆开始尝试公私合营。另一方面，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后，西班牙国内的党派之争对博物馆的影响也逐渐减弱。时至今日，普拉多博物馆自身的运营收入可负担约70%的开支。

2019年普拉多博物馆庆祝建馆200周年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2002年起担任馆长的米格尔·祖卡扎（Miguel Zugaza）虽然是艺术史学者，但他告别了普拉多博物馆历史上一连串贵族、艺术家和学者馆长的传统，成为了第一位通过开发特展、促进国际借展、启动文创、知识产权收费……将创收视为和学术一样重要的博物馆领导者。15年间，他建立了一种对坚持专业性、创业精神和国际化会带来回报的信念。

现任馆长米格尔·法洛米尔·福斯也是这近20年来变革的亲历者。在2019年普拉多博物馆建立200周年庆祝时，他分享了普拉多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方向：吸引那些传统意义上不被其馆藏吸引的社会群体，鼓励性别和少数族裔研究，应对博物馆过度拥挤引发的挑战，更好地发扬与英美不同的西班牙赞助文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改造的一间17世纪西班牙宫殿将成为普拉多博物馆主体建筑群增加的最后一栋建筑，这也意味着对目前的藏品展示的再次重新思考。

原作者： kayak

参考资料：

普拉多博物馆口述史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voces-del-prado

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普拉多博物馆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whats-on/exhibition/protected-art/81811f39-e3f9-4fe7-94af-225676279523

普拉多博物馆“重聚”展览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whats-on/exhibition/reunited/1027b51a-a7dc-4199-7ce6-5ff4a2710f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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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际博物馆观察 | 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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