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调研｜如何理解“老漂族”的城乡生活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父母为帮助年轻子代保持进城成果，加大家庭积累力度，催生出了相当一批以进城带孙子、做家务为目标的“老漂族”。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可能是第一次长时段地生活在城市，这也带来诸多的适应难题。笔者通过调研访谈，为大家提供更多理解“老漂族”的视角。 

一、难以忍受的城市生活

近日，笔者对一些阶段性返乡的“老漂族”进行了调研访谈，他们总要谈及城市生活的种种不便和难以忍受，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层面，老漂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从个体的角度看，过着“只出不进”的经济生活方式，这必然带来极大焦虑，外在的表现是家庭生活中极度节俭： 

城里干啥都要花钱，葱啊蒜啊这些村里到处都是的小菜，还得花钱买，买一颗生菜就得一两块，这日子过得心惊肉跳。为了少花点钱，我在小区楼下的花坛里，偷挖了一小块地，各种小菜都种一点，要吃了就下楼扯点，就是不能浇粪，长得没家里的好。

我知道孩子对我好，老提要带我出去吃，虽然我也想出去见见世面，但是一想到在外头吃一顿，家里能吃一星期，我就拒绝了，所以去城里生活了这大半年，我还从没有在外头吃过呢，实在嘴馋了，就买点东西，自己回去煮，省钱还卫生。上次女儿从外头买了几十块钱的卤鸡爪带给我，那个味确实不错，但是首先还得把她说一顿，不然老买怎么行。 

其次，在家庭生活层面，与年轻子代，特别是儿媳生活在一起，容易产生摩擦，生产出各种无法言说的“闷气”，这些“闷气”无法纾解，老人只能自我消化。 

经常看不惯儿媳，花钱大手大脚，家里饭菜做得好好的，就想着去外头吃。我帮忙做家务活了，她就啥都不干，把自己睡的房间拖得干干净净，别的地方就不管了，下班回家就等着吃饭，我忙里忙外的，她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就像没看到我，让她帮忙，叫她吃饭，都要喊半天。

自从我家那位出去打工以后，她知道我们每个月都有收入了，就不给我交伙食费，虽然我负担得起这个钱，但是她提都不提是什么意思，我给她做个免费的保姆就算了，还得自己倒贴钱，倒贴钱也就算了，还没落到一句好听话。她这不就是光明正大地啃老吗？儿子在南方打工，为了不让他担心，每次通电话的时候，我还要一个劲地夸儿媳，心里那个气啊。 

再次，在社会交往方面，因为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外加脱离了乡土生活圈子，老漂很难找到谈得来的，能够讲讲心里话的人。城市生活虽然交往密度高，但是与每一个人的交往都很难深入，只能是点头之交，这加深了老漂的孤独感。 

在城里，我每天的生活很固定：小区、超市和幼儿园，不敢去远了，我不认识字，怕找不回来，所以，一年多的时间，我每次买菜都去那个超市。小区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带孩子的老人，但是他们有些人讲话我听不懂，特别是南方方言。大家每次聊天内容都差不多：“你老家哪里的？”“你家住几栋几楼？”“孙子几岁啦？”“儿子和儿媳做什么的？”“去哪里买菜？”这些问题全问过一遍后，也就没话说了。 

二、正确认识老漂及其城乡生活的三个视角

当前，有关老漂的研究多从个体视角出发，讲述老漂经历从农村到城市之后面临的适应难题，具体从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社会保障等方面展开，老漂被描述为“城市中的孤岛”、“无根的群体”等。

调研发现，中国农民践行着接力式和渐进式的城镇化道路，农民的城镇化进程由生产城镇化、住房城镇化、生活城镇化、职业城镇化和身份城镇化五个阶段构成，其中生产城镇化指的是，农民进入城镇打工，获得务工收入，并且务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占优；住房城镇化指的是农民进城买房，但是进城买房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民已经过上了城市生活，相当一批农民虽然进城买房，但是仍然践行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生活城市化指的是，农民不仅能够在城里买房，而且经济收入足以支撑其在城市生活定居，但经济来源可能缺乏长远保障；职业城镇化是生产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农民不仅可以实现在城镇定居，而且拥有稳定预期的职业，职业城镇化是农民完全实现城镇化的关键步骤；身份城镇化是生活城镇化的高级阶段，意味着农民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预期和可观的足以支撑其在城镇生活的收入，而且其社会交往、生活取向、闲暇生活等都实现了与“城市人”身份相匹配的转换，身份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最终完成形态。

从城市融入视角出发思考老漂问题，似乎暗含着老漂们的预期是实现生活城镇化，当然其城镇适应难题从生产、居住、生活、身份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问题是，当前阶段，农民城镇化进程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生活城镇化，但广大中西部农民尚未达到这个水平，况且生活城镇化的主体是年轻人及其子代，而非中老年人，只有一小部分老年人才能实现生活城镇化。

总体来看，认识当前阶段的老漂，除了城市融入视角之外，还离不开另三个视角：城乡互动视角、家庭内代际支持视角、小城镇视角。

首先是城乡互动的视角，对于许多进城帮忙带孙子、做家务的老漂来说，不一定将城市当做自己的最终归宿，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顺其自然的选择，就是返乡。这样一来，城市融入对他们来说，就不构成一个大问题，或者至少不是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大问题，城市生活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有结束的一天，在结束之后，他们还可以回到熟悉的村庄，重新过上以前种种田、养养鸡、串串门的生活。城乡互动的视角告诉我们，西方国家农民城市化，经历一个从农民到无产阶级再到城市工人的道路，进了城就无法退回农村，城市融入成为一个刚性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独特的集体土地制度，使得农民并不是以无产者的身份进入城镇，农民进城了，但是村里还有他们的土地、房屋和熟人，因而一旦进城失败，还可以退回村庄，农村成为农民城镇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由此形塑出农民渐进式进城的图景，这样城市融入就不是一个刚性问题。对老漂的考察就不应该局限于其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而应该是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返回农村的全过程。

其次是家庭内代际支持的视角。老漂进入城市，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为了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而来，他们有阶段性任务需要完成，他们的城市生活绝不是无意义的，照顾孙辈、做家务对老年人来说，并不是能轻轻松松完成的任务，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反倒是极为充实的，真正完全闲下来的时间并不多，因而不知如何打发时间的问题并不突出。从现象上来看，老漂多是奶奶，而不是爷爷，少数爷爷进城之后，没过多久要么选择返乡，要么选择在周边找活干。家庭内代际支持的视角告诉我们，老漂的城市生活并没有进入意义生产的空白区，相反，依托于家庭责任伦理，城市生活充满了意义，有意义感、充实感和责任感共同形塑了老漂作为家庭辅助者的进城动力，城市生活虽然有很多难以适应的地方，但是对代际责任伦理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不适应，也就是说，老漂城市生活的真实状态是，责任伦理下的意义感是第一位的，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感是第二位的：

没有我们帮忙带孩子、料理家务，儿子儿媳哪能轻松、安心去挣钱。每次我一提回家，他们就着急，问我回去干啥，他们巴不得我在城里多住段日子，多帮帮他们。儿媳也挺会说话，让我心里美滋滋，她说，“我们住的房子、每月挣的工资，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儿媳承认咱的付出就够了。一想到这些话，再难受我也能忍下去。

最后是小城镇的视角。城市融入视角，多将老漂的流入地定位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城乡差距因此被拉大。问题是，在全国人口中，能够在这些特大城市定居的毕竟是极少部分人。村庄调研发现，广大中西部农村中，能够在北上广深买房子的家庭寥寥几个，有的村庄甚至没有，大多数农民选择在本地的县市或省会城市落脚，由此衍生出一大批从农村迁入小城镇的老漂。相较于大城市老漂，小城镇老漂的最大特点是距离村庄较近，城市适应难题容易缓解。

第一，就近城镇化带来较短的城乡距离，使得老漂能够阶段性地往返于城乡。

虽然住在城里，但是我不到10天就回家一趟，看看院子里的菜，跟邻居们说说城里的事，心里就敞亮了。从市里回家也方便，坐公交车，两块钱，半个多小时。城里啥都贵，我每次回家除了把院子里的菜种种、收收，打包带到城里，还从我们镇上买上面粉、面条、蒸馍、猪肉、蔬菜拎上公交车，到了车站，儿子开车来接我，这样城里生活十来天买点青菜就行，省了不少钱。

第二，就近城镇化意味着城里生活着相当一批亲戚朋友和熟人，建构类熟人社会不成问题。很多亲戚倾向于在同一个小区或相近几个小区买房子，只需较短时间的步行就可以相互串门，亲戚之间保持着较为频繁的往来，互帮互助，这为老漂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温床。

超越城市融入视角，将城乡互动视角、家庭内代际支持视角、小城镇视角纳入对老漂城市生活的理解，有助于在独特的中国农民城镇化道路背景下，全面地把握这一极具阶段性、因而极具特殊性的群体。 

三、从消极到积极的话语转换

过往的研究大多将“老漂族”和“随迁老人”混合起来使用，但其实，二者有着多方面的区别：

第一，老年进城主动性的区别。“随迁老人”意味着老年人是跟随子代进城的，具有明显的被动性，表明老人处于被动接受子代安排的状态。而“老漂族”意味着老人进城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或许城市生活是孤独的、难受的，但是出于完成家庭任务的目标，他们选择克服困难，正面回应家庭责任。

第二，城镇化所处阶段的区别。按照家庭发展秩序，老人的城镇化是单个家庭中人的城镇化的完成阶段。“随迁老人”群体的出现意味着部分家庭已经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城镇化，老人跟随子代进城，具有稳定的城市生活预期，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较低，老年人的生活面向城市。“老漂族”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进城，说明城镇化尚未完成，甚至有进城失败的风险，还需要老人的协助，“老漂族”进城完成阶段性任务后，返乡的可能性比较大，老年人的生活面向农村。

第三，进城老人家庭角色的区别。“随迁老人”进城没有特定的目标，“进城享福”是共享的预期，这说明老年人的城市生活依附于子代，独立自主能力比较低，结果老人陷入了“只消费、不生产”的依附性地位，因为回乡的可能性比较低，城市生活积累的不平衡感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出口。而“老漂族”以子代的辅助者的角色进入城市，不是老人依附于子代生活，而是子代依附于老人生活，老人的帮忙对于子代在城市安居乐业尤为重要，这构筑了“老漂族”城市生活的意义之维。

将“随迁老人”和“老漂族”区分开来，有助于我们在看到进城老人客观存在的融入难题背后，发掘出其温情脉脉、积极乐观的一面，从而充实对“老漂族”的认识。

（作者黄丽芬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