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为何能在近代上海发迹？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更是一个移民城市，曾被称为“客帮垄断的舞台”。在上海的众多移民中，宁波移民群体占据了最为引人瞩目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宁波籍工商业群体（以下简称甬商）在近代上海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创立的。

比如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信谊化学制药厂的鲍国昌等，都在近代企业的开拓和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像航运界的虞洽卿、西药和娱乐业的黄楚九、钱庄业的秦润卿、银行界的宋汉章，也都是行业翘楚，且不少是横跨各个领域。

而从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内部结构上看，甬商的统治地位更为一目了然。比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此后历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市总商会），27年里换届18次，甬商共有7人14次当选为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23年。据统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内，上海20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甬商人数占到了七成，粤商约占一成，其他合占两成。可以说，当时的甬商在上海是独领风骚的。

为何宁波商人能够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令人惊讶的成就？日前，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近代甬商在沪经济活动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对此进行了分析解读。

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

朱荫贵认为，近代甬商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崛起和成功，一定有其他商帮不具备而宁波商人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否则就难以说明为何是宁波商人而不是其他商人取得这种成功了。

这些特色和优势，首先一点是宁波帮拥有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明公所和宁波商人旅沪同乡会。

从《张让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宁波商人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就设立了客居上海者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以每人每天一文凑集的经费，用于在上海“建丙舍（存放灵柩的房屋）、置义冢（公坟）、归旅榇（棺椁）、设医院”等各种公益慈善事项。

因此，四明公所自然成为旅沪宁波人在外的活动中心和庇护中心，广大宁波人对它的认同和维护之心也十分强烈。所以当1874年法租界开马路侵入四明公所冢地时，旅沪宁波人不惜付出7人死亡的代价进行保卫。1898年，法国人再次谋划侵入时，再一次遭到了强烈抵制，又以失败而告终。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活动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和推进办学教育两大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如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同乡会都设专会办理救护、收容、遣送遭难同乡的善后工作。

而在办学教育方面，包括了设立和推进小学、中学教育，设置各种奖学金等，1927年在上海设立的小学就达到了10所，学生人数最多达3460人。此外，同乡会还在造桥、修路、疏浚河道等公益事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朱荫贵认为，在近代中国，像宁波旅沪童星会这样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是不多见的，它和四名公所一道，得到了广大宁波人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助推甬商发展

1897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中9个董事中，3个是宁波人。其后不久，又诞生了一家纯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组织的一家商业银行——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拥有资本150万两，有发行钞票权。发行钞票的利润大，但是风险也高。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不信任钞票，而信任银元，所以一旦时局变动，就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四明银行的资本不算雄厚，所以也曾遭遇几次挤兑风潮，每次都是依靠旅沪宁波同乡的群起支持，而稳渡难关。

其中一次，几乎所有宁波人开设的商店，都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外等候兑现，竟然主动倾囊取出现洋，换进四明银行的钞票。几次下来，上海市民也知道四明银行有同乡全体做后盾，不会动摇，对其钞票的信心也因而增强。

在没有外来压力的驱策下，收入不多的普通宁波籍工人肯主动帮助四明银行分散和承担风险，让朱荫贵感到吃惊，“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

再比如1908年成立的宁绍商轮公司，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外资轮船公司排挤和倾轧。在历尽艰难从日商、法商手上租到黄浦江一处码头后，宁绍商轮公司立票价为5角，并宣布永不涨价，得到华商拥护。但洋商为挤倒宁绍，凭借雄厚资本，将票价从1元压减3角，并用其他手段招揽客人。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旅沪宁波人爆发出惊人的团结力，宁绍商帮下属各行业团体纷纷开会表态并订立守则支持宁绍商轮公司，同时组织“航业维持会”，以支持宁绍商轮公司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

比如宁绍商帮绸缎顾绣衣业同人，召开会议，其业董就说：“若是我宁绍公司果然被他逼倒，是我宁绍帮从此破气，必为别帮所笑……所以今日特邀诸公到此，自后或往返沪甬，必要乘自己宁绍轮船，万万不可见目前只小利，去乘他外国人的船了。”同时还订立了五条规则，包括一切货物必须由宁绍轮船装运、各店逐年预先购买宁绍船票等。

正是在广大宁绍旅沪群体同人的支持下，宁绍商轮公司不仅站稳了脚跟，后来还有实力购买了外商轮船公司的商轮。反过来，在广大宁波同乡支持下发展壮大的甬商，也尽可能对同乡给予回报。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形势十分紧张之时，船票价格飞涨，宁绍商轮公司就及时派船赶赴武汉，向急待离开的同乡伸以援手，对贫困者给予免票。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作用

甬商清楚地明白，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只有金融和实业相互渗透和支持，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正如宁波籍实业家刘鸿生所言：“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作为支柱，也就会限于停闭。”

据统计，1912、1924、1926、1928、1930、1932、1934年的上海钱庄中，浙江籍的钱庄都占半数以上，而这些浙江籍钱庄中又以宁波籍为主。银行业同样如此，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开始，此后多个银行中都可以看到宁波籍人士活跃的身影。

宁波籍商人或是以传统商业起家，然后经营钱庄再进一步促进实业壮大，或是本以钱庄、金融业开始，转而以支持工商业发展来促进本身发展，或者实业经营者以入股方式向金融业投资。无论是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促进了甬商整体的发展壮大。

朱荫贵最后总结道，像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这样既不属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团，曾经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赈济、教育、医疗和帮助家乡建设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活动，无疑弥补了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和扮演了部分政府应有的角色。

它们形成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使得宁波籍商人能够在异乡渡过难关、站稳脚跟，加上甬商对金融和实业相结合的重视，促使他们能够超越其他籍贯商人群体在近代上海经济活动中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