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报之样板《北洋官报》为何能出三千多期？

近代文献数量极大，但过去一直不太受重视，因为一方面不如古籍有价值，另一方面不如当代文献有热点。但近来，近代文献的地位显然上升，许多不常见的、数量很大的文献被复制出版，于研究者以很大的便利。近代报刊是近代文献中极重要的一类，但至今还不能说已经研究得很充分，尤其是在目录学方面，中国近代报刊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的近代报刊产生得非常晚，在十九世纪以前，可以称得上连续出版物的只有一种《京报》，这是民间报房抄刻官方信息的唯一形式。而对比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在十九世纪初已有一百五十几份报刊行世。但中国的情况也在开始发生变化，1815年，由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开始，近代中文报刊从海外逐渐进入国内，从南方沿海迤逦北上，到世纪末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统计1890年5月以前的近代中文报刊时，计先后出版过75种，合传统的《京报》则为76种（按：这个统计仍须补正）。

甲午战败之后，激于国事日非，民间办报高潮迭起，虽经戊戌维新失败而不辍。与此同时，清廷始终未有筹办官报之认识，虽然曾有将民报改为官办的尝试，但并未成功。迨至庚子事变，清廷统治几近颠覆，其后乃不得不实行所谓“新政”，其中之一“新”就是官报的普遍创办。

晚清官报从何时开始创办，似乎至今尚未有定论，有人以为就是《北洋官报》为始，自然不对，但有人以为从《官书局报》与《官书局彚报》开始，也未必正确。因为在1881年出版的《甬报》上就有引用《宁波官报》的新闻。这个《宁波官报》至今未见有人研究，不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虽然《北洋官报》不是清末众多官报之第一种，却始终是清末官报最重要的一种，并且是这些官报的样板。

《北洋官报》前后出版了至少3053期，还在清帝逊位之后无缝对接地改成了《北洋公报》，后来又改成《直隶公报》，而不像有些其他官报就寿终正寝于清亡之时。这样长达十年的数千期积累，即使从资料方面而言也是值得重视的，更不用说其在晚清的特殊地位了。

1901年初清廷宣布实行新政，4月又下令成立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命李鸿章等五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又任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予政务大臣。其后，又增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刘、张、袁三人为清末最重要的封疆大吏，分别任湖广、两江与直隶总督。这三个总督辖区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地区，所以其最高长官得以参予新政政务，也因此三名总督对于新政都十分投入。而其中袁世凯尤为活跃，极力在直隶地区推行新政，《北洋官报》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北洋”一词来自于北洋通商大臣一职，同治以后，此职位例由直隶总督兼任，所以时人常视北洋与直隶之意义为一。《北洋官报》其实就是直隶官报，是直隶地区的官办报刊，而且在创刊号上的<序一>里也曾自称为《直隶官报》。

《北洋官报》创办于公元1902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初为二日刊，但在章程中已预告将来可能“按日一出，以符日报之例”。后果然在出满两百期后，改为日刊。此官报的形制如今天的十六开本杂志大小，页码或十多页或二十多页不定。创办的目的乃是“以讲求政治学理，破锢习，期於上下通志，渐致富强为宗旨。”其时尚无所谓发刊词之称，而是以<序>的形式来表明办报的缘起与宗旨。

第一期就有两篇序，第二、三期还续载有序三、序四，以补述前序之不足。序四之末略云：“是以於学堂课吏馆而外，设官报以辅之，所以开风气益见闻也。”可见其办报宗旨与民办报纸相去不远，是要开风气、益见闻。事实上官报的创办就是要与民报抗衡的，将民众争取到政府的规范里头来，但民报在当时势力已经很大，民众的心理状态是反政府之道而领会之，所以在《北洋官报》的《序三》里不得不承认民报之作用：“我国自乙未以来，二三时流，创念大局，始多仿西法刊报以行於国中者，初创于通商海壖，渐散于内地，其宗旨虽纯驳不一，而发为议论，参以事实，往往有资於当世。故近日言华文报者尚焉，要而论之，其於埽旧文，袪积习，未必无摧廓之功也。”

但如果尽是民报的长处，还要办官报作甚？所以接下来就要批评民报的不是，以为自己开张鼓吹：“独惜其习於纵横家言，好为跅弛奔放之词，语气扬抑惟恐不溢其量，又往往偏重，使人以意气相高，新旧之际，党派纷竞，门户显分，识者谓民德之不和，其患甚於民智之不开，未尝不引为世道人心之深虑也。”换句话说，虽然民报于开民智有利，但却造成了民德之不和，不和之为害甚于民智之不开，于是这样一来，官报的创办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末官报大抵可分为基本两类，一类是地方衙门或中央政府所办，一类则是专业部门所办。对于官报的研究至今尚未深入，大约因其只是政府部门的官方消息，而无社会民间新闻，更无改良、革命主张之争议，因此没有广大的受众，影响面很小。但既然官报在客观上存在了近十年之久，而且是官方创办的，而且许多官报后来都被赋予发布政府部门公报命令的权力，有如现在的政府公报的功能，所以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料，也自然是近代史研究者应当予以关心的史料之一。

如果与其他史料相对照，则必有可观之处，甚至还有其唯一性的价值。例如简单地以《官报》命名的留日学生监督处所编写的官报，直是研究清末留学日本史的极佳史料，其内容详细到周树人于1908年暑期请假的起讫时间一类，不能不说具备了与档案同等重要的价值。当然插一句题外话：一个留学生监督处所办的官报，竟然仅以“官报”二字为题，也未免过于托大。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官报”二字事实上并不是十分神圣，只不过说明是政府机构所办报刊，以与民营报刊区别罢了。如果汇集清末所有官报进行深入研究，相信不但于新闻史的研究，而且于清末国家社会状况的了解会更进一层。

由于晚清政府是革命的对象，故官报历来被视为是反动统治者之喉舌，自然从来不被重视，甚至有的新闻出版史对其不及一语。倒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史，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给了官报一席之地。要研究首先就得有材料，近些年来，有识者已经注意及此，前几年已有《清末官报汇编》出版，但于种类而言，不及已知官报之半数（还误收了一种《官话报》）；而依每一种官报的完整性而言，往往差得更远。可见尽管官报系列的风行，去今不过百年，但竟亦难以求全，如果不从全国共享的角度看，则任何一个图书馆的收藏都会是残缺不全的，甚至集全国图书馆之库藏，亦未必能得其全帙。

就《北洋官报》而言，前几年影印出版的《清末官报汇编》只能从其第58册开始，至第2358册结束，只占其总期数的一小半而已。有鉴于此，天津古籍出版社有意影印出版，遂面向全国图书馆搜罗求备，获得许多图书馆的支持，但最终竟亦仅得接近半数，最后才在上海图书馆补齐了大半。今所出版影印本仅缺九期（为第1960、1961及3054-3060等册），已经相当难得了。原来《北洋官报》正是创办于天津，现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也算是有缘份了。

三千多期的《北洋官报》（包括《北洋公报》与《直隶公报》）短时间里无法读遍，但大致浏览，发现其格式大抵为以下几类：宫门抄、专件（或译件）、奏议录要、本省公牍、时政纪要、各省新闻、各国新闻等，有时还有科学纪闻。

所谓专件，其实是专门著述，往往以连载形式出现，其中甚至有《普通植物学教科书序》节《科学馀录》（按：意思是从《科学馀录》节录来的）这样的文字转载，亦曾转录《外交报》专论《论主权与民心之关系》这样的文章，其最末一句：“然者交通日繁，旅民日杂，吾国主权愈偪愈狭，民心之嚮背，吾正不知如何矣。”亦照登不误。可见，即作为官报，为吸引普通百姓注意，也不能不放下身段，甚至说几句平民想听的话了。

《北洋官报》所形成的体例与办报思想、办报方法成为清末许多官报效法的榜样，因此影印一份完整的《北洋官报》行世，显然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我以为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顺便提一下，本影印件自1—3053期题为《北洋官报》，而第3053期出版于1912年2月12日（旧历辛亥年12月25日）出版，这一天正是清帝宣布逊位之日，此事当天来不及报道，必须等到第二天（今日之报纸仍只能报道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但第二天循例又是旧历年尾北洋官报局开始放假的首日，故又须等到旧历翌年即乙巳年正月初六（1912，2，23）才恢复出版。然原件正好缺第3054-3060七册，而从第3061册起已标刊名为《北洋公报》，因此目前似无法知道从哪一册开始更名为《北洋公报》。

但若进一步考察，似可断言，即在大年初六恢复出版时就顺理成章改成《北洋公报》了。因为正在休刊的十天中，中国发生了政治制度上的翻天覆地的大事——改帝制为共和。我过去曾说过，这是件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创皇帝制度可以相提并论的大事。《北洋官报》年终岁首的休假正好覆盖这一变化于无形。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逊位，三天后的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说明民国之不同于帝国，官报若还要办下去，则名称自然也应改动，于是《北洋官报》就改了个名继续出版了。

第3054册虽然目前尚未找到，但既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后出版，推断其必然改名为《北洋公报》了，而且也必然在乙巳年正月初六准时出版，因为七天以后现存的第3061册正是出版于正月十三（1912，3，1）。《北洋官报》就这样与《北洋公报》实现了无缝对接，这意味着什么呢？帝制中国与共和中国之间并无壁垒鸿沟？值得发人深省。

我因为近年来提倡重视近代文献，所以天津古籍出版社希望我为他们的影印工作写个前言，但我实在没有时间多仔细深入阅读这些影印件，只能以上述近乎空泛的话语交卷，倘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由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