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英大使回顾：布莱尔时期或许是英国和欧盟关系最好的十年

【编者按】

6月23日，英国将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事实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一向若即若离。从位置、历史来看，英国无疑是一个欧洲国家，但英国加入欧盟多年，迄今仍置身于欧元区和“申根协定”之外。相对来说，布莱尔当政时期，可能是英国与欧盟关系最良好的十年。《我所知道的布莱尔》一书里，前驻英大使马振岗记录了他在英国的亲身见闻，与布莱尔等政要的交往等。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该书中梳理英国和欧盟关系的一章。

2007年6月，布莱尔最后一次出席欧盟首脑会议，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他的评价是：“托尼·布莱尔把英国从欧盟的边缘带到主流，他实现这点靠的是参与而不是投票。”他又补充说：“我必须说，坦诚而言，在英国关于倾向欧洲的争论至今尚未胜出。”这段话清楚表明，尽管布莱尔在执政10年中拉近了英国与欧洲的距离，但英国真正融于欧洲的问题还远未解决。英国身处欧洲，实际却总与欧洲若即若离，与欧陆关系远欠和谐，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布莱尔时期可能是英国与欧盟关系最良好的10年。

从地理位置上看，英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欧洲国家。但英国人总觉得他们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从未把自己当成完全的欧洲国家，或者把英国看作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英国于1973年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却总是别别扭扭的，有诸多保留，很少同欧陆成员保持步调一致。可以说，英国是身在欧洲心却不尽在欧。

在历史上，英国与欧洲是密不可分的。英国人的祖先绝大多是从欧洲大陆移居过来的。公元前4000年左右，欧洲大陆的人开始到不列颠岛定居，以后是中欧的凯尔特人。公元43年罗马帝国入侵，在这里统治了350多年。然后是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等部落联袂而来，期间又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侵入。1066年，法国人来建立了诺曼底王朝。除了苏格兰主要是来自爱尔兰地区的斯科特人外，整个英国几乎全是欧洲大陆人的后裔。在长期的种族融合中，英国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在发展壮大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英国也主要是同欧陆强国较量抗争，相互战争不断，或战或和纠缠了很长时期，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当欧洲列强开始对外掠夺殖民地后，英国也是抢在前头，注意力随之转向世界各地，但欧洲始终是英国关注的中心。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端于欧洲，英国也都是主要参与者。直到二战后期，英国与美国缔结成“特殊关系”，同欧陆的关系才变为相对次要地位。二战结束前后，英国已深感己身力量之衰落，遂推动欧洲联合，希冀借助欧洲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成为英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

早在1943年，丘吉尔就从战后欧洲重振考虑，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1946年，他又号召“建立一种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英国认为欧洲振兴首先需要法国重振，为此，英国竭力保住战后法国的大国地位，力主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1947年3月，英国与法国在敦刻尔克签署英法同盟条约。1948年3月，英法又与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正式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实际上这是五国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合作的条约。英国推动欧洲联合的根本意图在于，面对二战后美苏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占主宰地位的现实，企图联合西欧结成独立于美苏的第三种力量，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

传统上，英国奉行“孤立”于欧陆的政策，也就是既超然于大陆各国之上，又纵横捭阖于他们之间，而绝不接受欧陆国家染指英国事务。战后英国推动欧洲联合，并非想使自己成为融入欧洲的平等一员，而是别有所图：一是企图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二是着重在经济贸易方面，组建欧洲贸易大市场。英国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特地位，又要占据领导地位，自然无法与欧陆国家的愿望合拍。因此在此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难与欧陆国家一起行动，而且渐行渐远。法德等六国策划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时，曾邀请英国参与，英国却因此事是欧陆国家带头发起而态度冷淡，最终谈判无果。1957年六国《罗马条约》签字后，英国试图扭转趋势，提议建立包括六国在内的大欧洲自由贸易区，没能获得法德等国支持，结果只是组成一个名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七国小自由贸易区，形成六国对七国的竞争局面。直到较量告败后，英国不得不于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英方的原因。

第一，英国战后的对外战略方针一直是丘吉尔制定的所谓“三环外交”，一是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二是维护英联邦利益，三是与欧洲的关系。英国一直把借助美国力量维持世界大国地位视为外交的核心，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尽力配合美国。这与欧陆主要国家联合图强的思想自难完全吻合。英国要维持英联邦利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对外关税体制和农业补贴政策等，难免同法国等发生矛盾。丘吉尔设计“三环外交”是本着英国为主的原则，这对实力已经江河日下的英国来说，显然是勉为其难，力不从心。

第二，英国始终背着“大英帝国”的包袱，长期未能找到自己在国际上的准确定位。英国虽意识到二战后自身力量的大幅衰减，需依附美国维持国际地位，却仍自诩为“一个负有世界责任的帝国”，企图把自己摆在欧洲国家之上。这只能是英国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显然不会被欧陆国家接受，美国也不可能支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丧失了帝国，却未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三，英国虽也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在文化、宗教、习俗、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上都与不少大陆国家有差异。就经贸而言，英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而德法等国是莱茵体系。欧陆国家一般重视原则，而英国讲究务实，更看重实际利益。英国人自命高贵，瞧不起大陆人。而大陆人认为英国人傲慢冷漠，也不喜欢英国人。所有这些，都在他们之间造成无形的隔阂。英国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算计过度反而受损。

英国要加入欧共体，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如何协调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与同欧洲的关系，法国就曾要求英国不能在两种关系上“骑墙”。二是如何处理与英联邦成员国的关系，又要维护英联邦国家的利益，又要捞取欧共体的好处，英联邦国家和欧共体都不会听之任之。三是如何解决与七国自由贸易区间的关系。加入共同体的谈判长达12年之久，中间两度遭到法国戴高乐的否决，直到1973年英国才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在不少方面却不与欧洲同步而行，迄今仍置身欧元区和“申根协定”之外。英国是欧盟中数二数三的大国，却一直不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力量，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国内长期都存在着较强的疑欧势力（Euro-sceptics）。现在尽管加入欧盟已经30多年，国内亲欧与疑欧两派依然争论不休。保守党疑欧派势力较大，工党里也有一定力量。

布莱尔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对英国实际状况和国际格局有着更现实的认识。他清醒地看到大英帝国时代已经过去，仅靠英联邦是难以发挥“全球性作用”的。他十分看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他同时认为，英国“只有处于欧洲决策的核心地位，华盛顿才会认真看待我们；而我们只有与美国建立新的、有力的冷战后关系，才能在欧洲具有同样程度的影响”。他强调，“欧洲是今天英国能够发挥力量与影响的唯一可以通过的路径。如果英国要保持其全球角色的历史作用，只有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部分。事实就是如此。”布莱尔在工党主政前就呼吁，“必须停止那种摆脱欧洲而趋向孤立的倾向，而取代为建设性参与的政策”。

1997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布莱尔首相着手调整对欧政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欧洲的事务，力图发挥“领导作用”，并做了几件较有影响的事。第一件是关于科索沃，1999年英国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科索沃问题上站在一起，一道策划在科索沃用武，并承担和完成说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重托。这是布莱尔在欧盟中与法德两国配合最默契的一件事，也使他赢得欧盟一定好感。

第二件则是关于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事。冷战时期，西欧在安全和防务上几乎完全依靠美国为主的北约。法国虽一再主张发展欧洲独立的防务力量，却几乎没有国家响应。1987年，法国和德国组建法德旅，可算为欧洲防护力量的最初开端，但规模和能力都有限。1991年12月欧共体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突出发展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要求。1993年法德旅扩展为法、德、比利时、卢森堡和西班牙五国参加的“欧洲兵团”，是欧盟主张建立欧洲防务力量成员国的又一次努力。英国对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力量一直坚决反对，但这种态度在经历科索沃战争后骤然改变。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中，80%是美国军队完成的，而在远程运输、后勤保证、指挥系统等方面也主要依靠美国。美国认为欧洲应该在巴尔干事务上担负更大的责任，敦促欧洲在防务上承担更大义务。布莱尔领会到美国的要求，立即做出积极响应。1998年12月，布莱尔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圣马洛宣言”，共同提出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议。1999年1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通过建立一支5万～6万人欧洲部队的决定，2000年11月欧盟防长和外长会议宣布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尽管布莱尔在欧盟防务政策上表现积极，但在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同法德等国并不一致。英国秉承美国意愿，是要建立一支依附于北约的辅助性军事力量，而不是欧盟自己独立的防务力量，在这支部队的指挥权上也与法国等存在分歧。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欧洲快速反应部队计划一直没能真正落实下来。

第三方面是经贸关系。欧洲是英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与欧盟各国的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10年，英国从欧盟进口占其总额的51%，出口占其总额的59%，都远远超出同美国的进出口数量。在建设欧洲统一大市场问题上，英国总体态度较为积极，也能做出一些妥协，在欧美间发生贸易摩擦和冲突时，只要涉及英国利益，英国一般都和欧洲一道抗衡美国。21世纪初，欧盟同美国发生香蕉、钢铁、飞机等一系列贸易战，布莱尔虽也努力从中调停，但基本是与欧盟站在一起。记得2002年3月我请英国贸易大臣到官邸吃饭，她因参加欧盟与美国就钢铁贸易问题的谈判而提出定在晚上七点半，期间她的秘书几次打电话推迟，说谈判未结束，直到快八点半她才匆匆赶来。她气呼呼地说：“这帮美国佬，顽固透顶，一点都不肯松动。整整谈了一天，又劳累又烦人。到中国大使这里来，我总算能够放松一下啦。”

无论布莱尔多么积极参与欧盟事务，他始终受到两大限制，需要坚守英国的“红线”。其一是英国主权利益，原则上，英国反对欧盟任何限制国家主权的改革和进展；其二是英美“特殊关系”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美国在欧盟中“特洛伊木马”角色。在一体化进程上，英国是反对欧盟走向“联盟”“联邦”或“邦联”道路的，但在做法上却很巧妙，在欧盟通过加强一体化的重大决策时，如通过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0年的《尼斯条约》和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等，英国都是权衡利弊，没有坚决抵制和否决。而一旦涉及具体转让主权时，英国的态度则非常坚决。1990年10月在罗马召开的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就建设经货联盟问题与其他成员国进行了激烈争吵。她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怎么可能到女王那里去对她说，在我们的货币上以后不再印有她的头像了呢？”1999年欧洲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正式启动欧元时，英国拒不参加，这很大程度上“孤立”了自己而减弱对欧盟的影响力。布莱尔当时在国内地位很稳，工党在议会拥有可靠多数，是完全有条件做出加入决定的。但由于英国民众意见不一，他担心保守党借机发难，影响工党民众支持率，与财政大臣布朗商定不加入欧元。我曾就此事问过英格兰银行行长艾迪·乔治，他淡定地说：“欧洲人连自己的经济都管不好，还要管那么多。我们英国经济很好，可不想交给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所在地）那帮人把我们也搞得一团糟。”对“申根协议”的态度，也是一例。1985年6月德法等5国签署关于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申根协议），后来许多欧盟成员都参加，英国至今不肯加入，因为英国要维护控制外来移民的权力。

布莱尔承诺重建与欧盟的关系，在欧洲外交、防卫、经济等方面也做了些努力，与欧盟关系较前密切。但英国始终未能成为欧盟的核心力量之一，布莱尔也从未被视为欧洲主要领袖。他与法德等国领导的关系也一度密切过，如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共同倡议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一起参加“第三条道路”研讨会等。但因对美国态度的差异，特别是对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观点和行为大相径庭，布莱尔同他们关系的短暂“蜜月”也随之结束。希拉克和施罗德等人对布莱尔的表现不爽，尤其是对他同美国关系过密颇多不满，但英国毕竟是欧洲一个有影响的大国，而且有时还需要布莱尔扮演欧美之间“桥梁”角色，也不想过分冷落和排挤布莱尔。布莱尔50周岁生日时，两人都给他发了热情的贺电。另外，法国为防止德国做大，也要拉住英国平衡德国。

总之，英国对欧盟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情结。一方面英国意识到可通过欧盟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对欧洲的归属感，担心融入欧洲会削弱自己的外交独立性。尽量保住英国的主权利益，把与美国关系摆在对欧关系前面，是所有英国领导人的基本守则，布莱尔也不例外。但总体上说，布莱尔当政10年仍属英欧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时期。

英国保守党素有疑欧情绪，卡梅伦本人过去也是一个强硬的疑欧者。在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后，外交大臣黑格曾把密切英美关系、加大与新兴国家接触力度、积极发展与欧盟关系列为新政府外交的“三大支柱”。对欧盟，一是寻求在欧盟内发挥更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加强欧盟参与度；二是主张欧盟加强单一市场建设，在中东、伊朗核、与俄罗斯关系等问题上发挥集体力量，提升欧盟竞争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等。三是维护英国自身利益，凡涉及向欧盟让渡权力的条约均需在英付诸全民公决。但在实践中，卡梅伦政府与欧盟龃龉明显增多，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上，态度更是格格不入，不时上演“光荣孤立”场面，并不止一次发出“退出欧盟”的声音。卡梅伦还表示，下次大选后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决。我看也就是说说而已，英国真若脱离欧盟，欧盟将如何，英国日子又将怎么过？总之，与布莱尔时代相比，英欧关系显然疏冷不少，恐怕短期内也很难再热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