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今年诺奖，打开世界的门，却关上自己的

北京时间10月11日傍晚，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3位经济学家共同分享这一奖项。其中一半奖给加拿大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另一半则奖给美国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Imbens），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颁奖词说：他们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并展示了可以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他们的方法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

这结果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是阿兰·克鲁格（Alan B. Krueger）。

应该怎么研究才好？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曾关注过实验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并将当年的奖项颁发给了采用实验方法进行贫困问题研究的迪芙洛（Esther Duflo）和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夫妇。

奖是颁发了，但是在坊间却引发了一番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实验”方法论算不得什么经济学的正统高深规范创见，不是说那种在数理建模的基础上做出的扎实玩意儿，按照有些坊间评论的说法，简直有点儿“奇技淫巧”的意思。

当然，迪芙洛和巴纳吉贤伉俪本身都是数理统计方面的牛人，并非因不懂得数学而跑去采用实验方法，亦无可能在全世界眼皮子底下用什么花拳绣腿瞒天过海获得这项世人瞩目的大奖。

其中焦点，其实或也就在于当今经济学进展的瓶颈，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分析在社会现象中显现和隐藏的经济学因果关系？

作为自然科学，可以更“纯粹”地进行对照组分析等，从而得出更有力的实证结果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因果理论。而作为社会科学，大规模的对照也许很难发生，或者由于现象的不可复制，比如一些历史事件，无法真实模拟和知晓“倘若当时不这样”又会怎么样；或者由于伦理的约束，比如不能通过剥夺其中一些人的权利来企图验证，这些权利的赋予和去除能够带来多大经济效应；或者由于外在影响因素太多的原因，等等，使更有精确意义的实验难以实现。

而宏观经济的验证和启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觉到了“不够用”，数模与现实的指导关系逐渐变得模糊而疏离。尤其是几次经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发展瓶颈、贫富分化带来的冲突等等，让众多经济学者希望在方法论上进行突破。

因此，近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一些过去一段时间曾经饱受质疑的方法，除了研究贫困的迪芙洛和巴纳吉，还有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他是首位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也曾经饱受争议。

打开方法论的一扇门

而此次获奖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在“自然实验”方面做出了巨大突破和贡献。所谓“自然实验”，是在经济学难以在实验室里制备出完美对照实验的困难中，找出了一条从无序的社会自然事实中，抽丝剥茧出一场有意义“对照组”的实证方式，使通过对比能够得到因果关系。

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自然实验”之一，就是今年诺奖得主安格里斯特与2019年去世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1991年发表的关于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研究。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这是个没有被实证过的因果关系。知识真能够改变命运吗？过去的验证方式，最多是通过个案说明，比如孟子的妈妈强烈、严格、倾尽全力让他好好学习知识，最后他就成了一代哲人、伟人、先知，等等。但科学地来看，他能够有所成就，是不是因为多读书呢？会不会是因为他妈妈基因优越？会不会是因为他很会与人打交道？又或者，如果他不多读书，他是不是能够在别的方面脱颖而出同样成为一个大人物？面对个体，其因果关系就很难因此建立，推而广之则更难说，知识就是命运的决定因素之一，其因果关系是有意义 。

几十年来，一些教育经济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也做出过很多研究，但其方法始终有一些内生性缺陷，很难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对教育和收入等的影响，如家庭富裕程度等，以致于对教育能够提高收入的因果关系验证仍存疑问。

安格里斯特与克鲁格则做了这么个研究。由于美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6周岁的儿童必须在该年9月入学，年满16岁才可辍学。于是，产生了一个自然对照组，即一个1月1日出生和一个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如果两人最终都辍学，那么后一位接受的教育将会比前一位多上近一年。而造成一年教育时间差异的原因纯粹只是“生日”，因此，两个对照组未来的收入比较就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影响因素，从而可以得出一个“真空”条件下的因果关系验证。

这为经济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饱受争议的议题，干净利落的方法

另一个经济学“自然实验”的著名例子则发生在此次另一名诺奖得主身上，然而还是和阿兰·克鲁格。

这个研究是关于最低工资的。

和教育的投资回报率类似，最低工资究竟是保护了还是伤害了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群众一直是业界和学界的攻防焦点。倡导者们认为，最低工资是对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反对者们则多是持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最低工资会伤害企业利益，因此只会让企业降低雇佣率，从而使失业率更高，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实际利益，或者至少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障另外一部分人的。

这个问题的核心也在于，一个地区或推出最低工资政策法案、或没有最低工资限制，因此实证比较只能是在同地区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这当然纳含了太多其他影响因素，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都在此间发生变化，究竟是最低工资政策影响了就业率，还是影响最低工资政策的其他因素影响了就业？真不好说。此种比较研究在宏观上可行，但实质上的可信度却已经大打折扣。

上世纪90年代初，新泽西州的最低小时工资从4.2美元提高到5.05美元，与此同时，与新泽西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没有调整。于是，卡德和克鲁格分别搜集了新泽西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前后，两州的快餐店雇佣状况等变量。他们在这里采用了DID法，即“倍差法”，或者“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用两地实验前后数据的差值进行分析，从而在比较中也消除了两地本身的差异带来的影响。最后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让新泽西快餐店的平均工资显著增加了，但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失业率上升。这个证据表明，最低工资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要比理论预计来得小得多。

这是个令人惊异的发现，在劳动经济学历史上意义重大。而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意义重大，不仅仅是“自然实验”方法获得一堆殊荣，DID现在经济学研究上也是“当红炸子鸡”。

打开了世界的门，却关上了自己的

阿兰·克鲁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期间劳工部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奥巴马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有目共睹。

除了在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方面的贡献，克鲁格对于收入分配问题也尤为关注。他在2012年的演讲中，就曾经将高度不平等国家有更低代际流动性的曲线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以警醒大家，收入分配的分化已经带来社会阶层固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和撕裂。

他有很多先进于世人的看法，在《恐怖分子的成因：经济学和恐怖主义根源》中，他写道，与恐怖分子来自贫困、未受教育的环境的假设相反，恐怖分子通常来自中产阶级，并且多接受过大学教育。

从谷歌学术被引量来看，克鲁格的影响力巨大，是2019年诺奖得主之一迪芙洛的几乎两倍，也是2018年诺奖得主之一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大约1.8倍。

而且，他不仅在学术上具有不凡的洞察力，也是个摇滚乐爱好者。

克鲁格除了研究过经济学、恐怖主义和摇滚乐，也写过关于幸福和痛苦。他死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赞道：即使克鲁格教授在纠正你的时候，也永远保持着微笑和温柔的神情。

然而，在2019年3月，他在家中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由于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健在的人，看到与他肩并肩的学者在接受奖项，难免更加觉得惋惜。

就在当年，全球环境经济学家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马丁·L·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教授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同事回忆，他曾留下一张纸条，质疑自己是否再有思维上的敏锐度为他在环境经济学领域继续做出贡献。此前获得诺奖的环境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获奖时据说很是吃惊，因为他以为威茨曼会和他一起。

我们不会去追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必须承认可能有一些抑郁症等实质性疾病的困扰。只是，在整个世界风雨飘摇的今天，经济学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做出的贡献可能不能很好地被认可，又或者有太多的新问题不能被想通，在又一次的混乱和蒙昧中，最理性的人最先对自身提出巨大质疑，甚至无法负担这种重负，只能离开。

打开了世界的门，却关上了自己的。

后记

很多人由此关心学者的心理健康。但对于这些见解始终高于世人和时代的人而言，什么才是他们的心结和慰藉？

需要智慧的时代里，更需要对智慧的爱护和支持。保持理性的同时，开心一点。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