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朱英：抵制美货运动与新商人群体的兴起

相对传统商人而言，近代新商人群体是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商人。中国近代的新商人群体，以上海新商人为代表，诞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20世纪初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其特点是具有近代思想与意识，以独立社会力量的新姿态，踊跃参与内政和外交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甚至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中国近代新商人群体形成过程中，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既是辛亥革命前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也是近代上海新商人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还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近代商民外交的发轫提供了契机，从各方面体现了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的新趋向，值得深入考察和剖析。

一、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

空前普及与规模盛大的抵制美货运动，是首次由上海新兴商人发动的一场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表明新商人群体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而有影响的社会力量。

190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署的华工禁约时值修约期，海内外华人强烈要求取消其中的歧视性条款。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前，旅美华侨联名致电清朝商部、外务部和驻美公使，力主废约。檀香山《新中国报》发表文章，提出以抵制美货的方法迫使美国政府接受废约要求。至1905年5月初，上海的报刊也不断报道美国政府强迫中国续签华工禁约消息，清政府“由出使大臣梁诚与美政府磋商数月，美政府一意坚执，无所通融”，“此约若成，辱国病民，损我甚巨。……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国内民众也群情愤激，爱国热情普遍高涨。一旦有人发起反美运动，必如星火燎原迅速漫延全国。

5月9日的《时报》在“本埠新闻”栏目报道了一条重要消息，称“美国华工禁约之害，本报已痛言之，兹采得本埠绅商以此约关系甚大”，已定于次日在上海商务总会“聚集各帮绅董，会议抵制之策”。“绅商”是清末报章对新兴商人的流行称谓，此则报道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新兴商人将在新式商人团体——上海商务总会的会所召开商议抵制美约的会议。该报记者具有相当程度的新闻敏感性，认为“爱国之士当乐与斯会也”。事实表明这次会议确实非同一般，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发起全国抵制美货运动的重要会议。会议议定，“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全体与会者无一反对。“随后公议电稿，禀请外务部坚拒签约，并请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电部抗阻。又遍电各省商务局请为传谕各商，协力举行抵制办法”。以上报道略有不确之处，一是除外务部、南北洋大臣之外，同时还给商部致电；二是向各省发布的通电，其实是通电全国21埠商会，并非官办的商务局。这项举措，对于抵制美货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商人积极响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由“四民之末”的商人发起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先例。对于上海商人的这一空前爱国举动，舆论不吝各种赞誉之词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有报纸评论兴奋地表示：“勿谓中国人无国家思想也，请看今日沪上绅商之集议；勿谓中国人无权利思想也，请看今日沪上绅商之集议。”不仅如此，该评论还详细阐明了上海商人此举的深刻意义与影响，认为“美国华工禁约问题，关于国权及国体之大问题也，关于吾国商工业之前途之大问题也，关于吾全国四百二十兆同胞之人格之大问题也。吾知全国将无一人不当设法对付此约者，而今沪上绅商，独顾公利公益，而先为天下倡，吾高其义而感其热诚，吾望此次集议之能结良果，吾尤望全国人闻风继起，合大群而共谋抵制之策，使吾政府有舆论以为之声援，而又使外国知吾国民之并非可侮，则于中国外交之前途，其或不至于长此失败也”。正如这篇评论所期望的那样，上海商人发起抵制美货的倡议之后，全国各地各界群起响应，函电纷驰，很快就使抵货行动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的报纸为此还发布特别征文告白，阐明：“华工禁约一事，为当今最要最大之问题。现同志决议，以相戒不用美货为抵制最善之策。但此中条理甚繁，如海内诸君，别有高识雄论，务请指陈切实办法，惠寄本馆，俾得代为公表，以资互助。”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5月10日向全国发起抵货倡议的这次重要会议是在商务总会举行的，加之当时某些消息的误导，包括本人在内，海内外史学界曾长期误以为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并非商务总会所召集，商会领导人不仅未主持，甚至也没有出席会议。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福建籍沪商曾铸（字少卿），他在上清朝外务部书中说明：禁约涉及国体民生，必须合群力争，遂邀集各帮商董开会商议，“定不用美货以相抵制”。事后，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消极表现曾受到时人批评。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上海新兴商人发起抵货运动的结论。而新兴商人群体在形成之初，即发起这样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自然令社会各界刮目相看，也受到舆论称赞。

二、抵制美货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

上海新商人不仅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而且还担任了这场爱国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重任，更进一步体现了新商人群体所具备的重要能量与影响。

上海商人向全国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并没有自封为这场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但全国的商人及各界人士却毫无疑义地予以认可，于是为数众多的相关函电雪片似地向上海飞来。由于致电商部、外务部和南北洋大臣，以及向全国21埠商会发布通电，都是由曾铸个人署名，所以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函电都寄给了曾铸。另外，上海各大报纸在报道发起抵货行动的这次重要会议时，都会提及会议是在上海商务总会举行，故外间也有误以为商会是抵货行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有些函电也寄给了上海商务总会。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函电虽然是寄给上海商会，接收人却是曾铸，而不是商会的总理或协理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也不是负责商会日常会务的坐办。当时的曾铸，在上海商会中并非举足轻重的人物。类似情况在史上极为少见，表明全国各地各界都一致将上海商会和曾铸作为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

在抵制美货运动初期，这些函电大体上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向。其一是积极肯定倡导抵制美货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人镜学社致商会函称：“美禁华工续约，贵会提倡抵制，各埠各帮闻风应之，他日效果功收，我同胞之幸福，实贵会诸君之所赐也。”此外，多有称赞曾铸之函电。有的表示“吾公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有的说明“执事于禁约一事，领袖其间，爱国之忱，尤为士民所钦仰”。这些言词，对商人发起抵制美货的爱国之举无不大加颂扬，这在当时对商人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其二是表示坚决响应上海商人倡导的抵制美约号召，积极参与抵制行动。各地函电均踊跃向曾铸表示采取一致行动，坚决响应抵货号召。如南京学界致电曾铸表示：“抵制美约，宁已全体赞成，候示实行。”各地致上海商会的函电内容也相似，例如“九江士商致上海商会电”：“商会诸公鉴：抵制美约，极表同情，敝埠定实力遵行。”贵州学界致上海商会电也表示：“实行抵制，海内同情，敝处亦照办。”同时还向上海商会建议：“此系国民合群基础，鄙见宜亟趁此提醒各处商帮组织大小商会，联订规则，互相扶助，遇事维持，以固团体，而杜流弊，全在大力提倡，国民幸甚。”不仅如此，海外华商也积极予以响应和支持，例如新加坡华商致电表示，对于抵制美约“力赞如议举行”，槟榔屿“华人全体极愿赞行上海商会所议不用美货”。

其三是视上海商会尤其是曾铸为抵制运动的领导者，请求对抵货行动予以指导，或告知具体行动步骤。济南商会致电上海商会表示：“美货抵制一事，凡见诸沪报者，已择要印行，并于会议时详细解说，惟此事贵会应议有章程，究以何事为始，即请赐示，以便遵守。”汉口八大商帮共同阐明，以相戒不用美货的方式抵制美国禁约，实乃最妥善之法，请上海方面注意“两月后是否改约，电示即照办”。厦门商会更明确表示，届时“如应实行，请即电示，当即遵办”。可以看出，各地函电提出的较多要求，是将上海商会视为抵制行动的领导机构，希望拟订详细的抵制美货章程与实施办法，告知国人，以便采取统一行动。曾铸在上海泉漳会馆举行的抵制会议上曾发表演说，提出包括不用美货在内的五项具体抵制办法，但并没有向全国推广，上海商会则由于并不是抵货行动的发起者，稍后同样没有制定抵制美货的章程或办法，只是就华商积压的美货如何处理提出了“疏通”之策，但受到不少团体的反对与批评。

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发来函电之多，几乎使上海方面颇有应接不暇之势。曾铸亲自回复以及就相关问题做出说明的函电，也为数众多。有记载称，曾铸因“倡议抵制，全国响应，往来函牍，多至二十万言”。这一方面体现了全国民众对他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也使他陷于极度繁忙之中。海外华商为支持曾铸领导抵货运动，还主动为其捐款，曾铸不得不在报上登载启示，阐明屡屡收到海外各埠所寄之款项，足见海外同胞公谊，“但敝处一切用费，皆系自备”，故将所有来款悉数退还，并“特此鸣谢，以志高谊”。由此可见曾铸全心投入公益而不计个人得失的良好品德。

上海商人提出的两月期满后，美国政府并未修改华工禁约，于是各业商董又在上海商务总会举行特别大会，曾铸发表演说，号召合力实施抵货行动，获与会者赞同，“各帮签名毕，即拟定通告全国三十五埠电稿”。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正式实施抵货的号召，采取一致行动，使抵制美货运动达到了高潮。不仅通商大埠，即使穷乡僻壤，“戒用美货，万众一心”，形成“文明抵制，照耀环球”的壮观景象。

由于种种原因，曾铸在8月11日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紧随其后更多函电纷至沓来，“日必数百起”，纷纷表示拥戴曾铸在抵货运动中领袖群伦的重要地位，阐明“义声一倡，天下响应，非服从曾少卿也，乃服从曾少卿抵制之策耳。曾少卿可死，抵制之策不可死。死一曾少卿，什伯曾少卿且起。……天下同胞，愿与曾少卿并肩铸铜而立者，幸勿踌躇瞻顾”。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英勇表现，使其声誉大增，随后在上海商务总会的换届改选中当选为总理，并成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四位办事总董之一。几年后曾铸因病去世，更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

由上可知，新商人群体兴起以及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发挥倡导和联络作用，均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与称赞。《东方杂志》发表的专文指出：“抵制一说，一唱百和，学界商界，皆表同情，奔走呼号，相戒以不卖不买。自上年以迄今日，其影响及于内地，报章所载，络绎不绝。”

三、抵制美货运动与近代商民外交的发轫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无论内政外交，小民均无权预闻，更无从干预，但到辛亥革命前随着民众爱国运动的高涨，这种状况开始在某些方面出现新变化。上海商人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抵抗美国强迫中国续签华工禁约，要求清政府在未经商民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在条约上签字，这显然是在外交方面要求拥有发言权，可以视为近代商民外交的发轫。当时的商人对此也不乏认识，例如苏州商人即曾明确指出：“夫中国为二千余年之老大专制，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独行，国民纤芥不得预闻。内政之腐败在是，外交之失策亦在是。现今略施教育，顿使雄狮睡醒，振摄精神。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慝〔惹〕动全球之注射，隐寓二大国国际关系。此次若不办到废约地步，将来各国效尤，试问我华人尚能出国境一步么？”可见商人对于此次抵制禁约肇始商民外交的意义，在主观上显然具有较明确的认识。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发轫的商民外交，既受到清政府重视，也引起美国以及国外舆论的关注。上海商人发起抵制行动时，公开向清朝商部和外务部致电，告以“众商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阐明“事关国体民生，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商部和外务部相继致电两江总督，进而通过上海道转告上海商人，将尽力维护海外华人利益。另还向商人和学生表示，对于华工禁约，“必不轻易签押，以致失国家体面”，“政府必与美国极力抗议，以保全国权”。上海商人发起抵制美货的行动，也使美国方面首次看到中国商民外交的能量与影响，美国代理驻沪总领事一方面对此深感惊奇，另一方面急忙设法与商董联络，试图当面阻止抵货行动的实施。当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始终不肯在续约上签字，“美人行将移其交涉于北京”，美国政府新任命的驻华公使和驻沪总理事匆忙赶赴中国。在此之前，还通过代理驻沪总领事照会上海道，请传谕各帮商董，择日当面详加说明，以消除所谓误会，避免有碍两国邦交。

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商民外交，并非限于上海商董对美隔空喊话，而是与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涉。在美国代理驻沪总领事的请求下，上海道致函上海商务总会表示：“各帮商董以爱群之热心，筹抵制之方法，血诚毅力，实深钦慰。”同时说明：“今美总领事既愿与闻此议，且允为转达政府，于此事未必无益，用特奉布，即希贵总会转告各业商领袖，或在洋务局，或在贵总会，订定齐集日期见示，届时弟亦当亲莅也。至各业商迭次会商办法，亦请转致抄录一份送署为荷。”上海商务总会的商董也认为有此必要，于是在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和驻沪总领事劳治师到沪后，双方即于5月21日在美国上海总领事署正式会晤，开启了近代中国商民外交的历史性帷幕。

就双方会唔的整个过程而言，上海商务总会的商董们，尤其是曾铸的表现可谓不卑不亢，可圈可点。美驻华公使柔克义急不可耐地表示：“近日颇有敝国续定苛约，腾为口实者，然其实并无此事。本政府拟定续约，极欲改良，务使两国均沾利益，外间所说，似有误会。”这显然是以所谓误会为由，指责商董不应发起抵货行动。曾铸指出绝非误会，“仆于书肆购得贵国华工禁约记，特专呈阅览，有历届约章以及种种苛待，言之极详，窃愿贵公使一为流览”。柔克义还企图拖延中国抵制美货的实施时间，声称“续约须由下议院议准”，而其开会的时间，“尚在六个月后”，所以，“今议抵制，殊非其时”。其最后一招即是威胁，“敝国与贵国睦谊最敦，商情亦素所最洽，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曾铸对这些说法均一一予以驳斥。报章评论称：“我华人受禁约之害，隐忍已二十余年，至今忍无可忍，乃有抵制之议。……美禁华工数十年，于我交情，尚无关碍，今我一议抵制，乃遽曰关碍，揆之情理，宁可谓平。”

即使是民间性质的商民外交，也需有礼有节，当时的商人对此不无认识。所以，美国驻沪总领事主动与商董会晤后，作为酬谢，商董也公宴美国总领署官员与美商代表。宴会开始之前，美国总领事仍强调所谓“中美两国交谊”，“以为环顾各国与中国交谊之笃，无有逾于美国者”。商董虽也表示“贵国与敝国交谊，向为上下所共知，亦为中外所公认”，但指出美国对华“工禁过严，波及旅客耳。若于往美士商予以自由，并将工禁酌予改良，商董对于贵国来货，将欢迎之不暇，尚何别筹抵制哉”。稍后，曾铸与美驻沪总领事之间多有函件往来，重申上海商人的要求，而总领事则以前述之理由予以敷衍，甚至威胁说“如必欲强而致之，则非本总领事所敢预知也”。从实际结果看，商民外交很难达到既定目标。原定两月很快届临，在正式实施抵制行动之前，曾铸又曾与美国总领事当面进行交涉，仍无结果，最终只能正式实施抵制行动。抵货运动后期，驻香港的美商也曾主动联络粤商举行过两次会议，双方围绕禁约、抵货与商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达各自的立场与要求。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发轫的商民外交，最主要的诉求为“伸国权而保商利”，目标是拒绝美国提出的续约要求，修订华工禁约，取消其中歧视和虐待华人的条款，具体斗争方式即是“相戒不用美货”。由于商民外交的交涉对象主要是美国，并不是清政府，所以运动初期商人主动表示愿做政府后援，以商民外交帮助政府达到修约目的。当清政府一再遭受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其态度与行动发生变化之后，商民外交的策略也随之有所调整，强调不用美货系所有中国人自有之权，非他人所能强制执行，即“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牵涉”，故“无论美人不能干预，即政府亦不能禁止”。

在此之后，商民外交同时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曾铸在抵制大会上提醒众人：“中国向来与外国交涉，均不令民间与知，此约无论迟早，倘我政府贸然遽行画押，则民间必实受其害，故吾人必须向此层留意，设法预为防备。”随后，曾铸在上书外务部时代表商董向清政府明确提出要求：“美使到京，务求促令赶紧改良，并明言此次约本，必须寄与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之所以提出这种前所未有的要求，曾铸曾予以说明：“按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素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外交鲜有偾事。”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前初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商民外交虽不尽完善，但不仅提出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要求，而且对内和对外的行动都呈现出全新的姿态，由此受到舆论的关注与肯定。

综上所述，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促使了新商人群体的兴起以及近代商民外交的发轫，使近代中国反帝爱国的民众运动呈现出全新的发展趋向，这一重要变化对于辛亥革命的发展无疑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本文首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题《抵制美货：辛亥革命前新商人群体兴起与商民外交发轫》。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