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万件赵元任档案是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编者按】

赵元任先生的全部档案都保存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目前，该校东亚图书馆正在进行赵元任档案的整理工作，计划于2016年开始将赵元任的全部档案数字化并陆续出版。近期《文汇学人》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现存伯克利大学的赵元任档案包含哪些形式？总数量大约有多少？是他哪些人生阶段的档案？

周欣平：赵元任先生毕生注重收集和保存资料，是一片纸都不丢掉的。他的档案，一页是一件，共有近23万件，分为38箱保存，集中保存了他终身的资料和文献。这些档案覆盖了19世纪末到198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段，是对研究近代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档案。大体分为六大类，包括日记、文书、手稿存集、讲演授课资料集、私人札记、来往书信。

赵元任

赵元任的日记从1906年写到1982年，从未间断。他第一则日记写在1906年，当时14岁：十二时至溪山，拟在彼午餐而晚矣。遂稍待，众皆至养济踢球，余至青年集益社取书。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982年1月26日，当时他89岁：Up late, took a nap after breakfast. PM took another nap.赵元任先生是在1982年2月24日去世的。

档案中还包括大量重要文书，与清华国学院、中央研究院、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美国语言学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有关。比如，有一份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任命赵元任为中文研究教授的文件，年薪6千美元；还有一份1946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赵元任的任命函，聘他为语言人类学系的教授，聘期一年，薪水是每月国币600元。1925年，赵元任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清华国学院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20世纪著名学者。1929年，赵元任又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7年他来到旧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6年，度过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因此，这些文书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初期的文件、清华国学院的教授档案、美国语言学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的工作档案等是比较重要的。

赵元任学术研究工作的一大批原始手稿、讲课授课资料和札记也是档案的大宗，其中有他的论文手稿，有他编写的国语教材的手稿，等等。

另外，赵元任档案中收有大量私人信件，包括他与许多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来往信函。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赵元任和其他学者之间的交流，如胡适、傅斯年、李方桂、杨联陞、李济、陈世骧、梅贻琦、钱思亮、裘开明等人。这些书信很能反映这一批在20世纪不同阶段穿梭往来于东西之间的学界名人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也可以一窥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涵养和人格。

傅斯年1947年赴美国前写给赵元任的信

周欣平：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之父”。在我看来当然是一位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学者。他和清华国学院其他三位导师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陈寅恪和王国维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思想的，而他研究现代语言学。我个人认为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清华国学院建立时相关人员的眼光。他们应该是有这样的想法，即建立现代汉学，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是只往回看，除了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还要吸收西方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西方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中国的学术过去太向内了，强调思考、记忆，而缺乏逻辑分析。

1930年代赵元任在中国进行方言调查时的外出物品清单

赵元任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开启了一个paradigm （范畴）。西方学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评价一个人学术贡献大小，不在于有多少数量的学术成果，而在于是否开辟了新的范畴。赵元任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当然也不在于写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等脍炙人口的歌，而在于，他实际上把西方现代的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整个学术范畴的演进。比如提倡田野调查，搞实验语音学，把机器带到文史哲学术研究中来，还重视西方哲学思想。赵元任档案中有一份他1930年代在中国做方言调查时的外出物品清单，很有意思，列明了他行前准备的随身物品，包括：中国信纸、中国信封、洋信纸、洋信封、毛笔、砚台、墨、钢笔杆、钢笔头、旅行用蓝黑墨水、红蓝铅笔、铅笔锯、小刀、铅笔、橡皮、剪子、线绳、厚打字纸、543打字纸、薄打字纸、复写纸（黑蓝）、吃墨纸、发音费本、记账本、调查表格、图钉、别纸夹、糨糊、胶水、练习薄、猴筋、明信片。

今天中国的文史哲的研究，对比传统中国学术，完全呈现了新的面貌，这其中有赵元任很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清华国学院请他来，是很明智的，如果再请一个王国维这样的学者，那么四位都是在传统中国学术领域见长的，恐怕国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也是另一种面貌。

那么，赵元任档案的重要性在哪里？它不仅仅是反映了20世纪学术发展和很多重要学者之间的关系，另外，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可以从语言学的发展做一个推溯，看到中国学术从传统的国学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变。

赵元任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他一辈子做学问最长的阶段，就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时期。1947年，他在哈佛的教学结束，准备回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回国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赵元任是个不喜欢做官的人，一看这封电报就怕了。当时中国也还处在战争中。他当时经停旧金山，就对伯克利表示，他不想回去。伯克利就请他留下来教书。一留下来，他就在伯克利度过了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包括他从1947年开始担任教授的16年（1947—1963）和退休后的19年，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他在退休以后就把自己一生的档案都捐给了伯克利。

是退休以后自己捐的？还是过世以后家属捐的？

周欣平：退休以后就捐了，是他本人捐的。他从出生到去世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当然，在国内其他一些机构可能也有，比如他在清华国学院的一些人事档案、比如在台湾“中研院”的一些史语所建立时候的档案，还有一些复制过去的档案等，但是他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档案就在伯克利。

民国时期几个著名的学者中，唯一一位国内没有完整档案的，就是赵元任了。比如胡适档案，大陆有，台湾也有。伯克 利加州大学收藏了丰富的民国文献，包括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档案。伯克利地处美国太平洋地区的西大门，邻近旧金山市，上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华人学者和其他人士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

这些档案中反映的当时学界交往的情况，能否举一些例子？

周欣平：最值得一提的是赵元任和胡适这对挚友。两个人是同一条船到美国去的，都是庚子赔款的第二批学生。当时胡适想去学农学，后来转向哲学了；而赵元任去学物理学，后来也转向了。胡适给赵元任写了一副对联，还在我办公室挂着，他说赵元任是“读无用书斋主人”，戏称他搞语言学是无用的。两人相差20年去世，忌日是同一天，也是缘分。

从两人之间往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很多心声。比如，胡适虽然是在“中研院”院长的位置上去世，但他本人是志不在此的。1940年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时，给赵元任写信谈到：“我是决不要做中研院长的。但我此时不能预先声明不做，因为那就好像我不肯丢‘大使’了。我若不做大使，一定回北大去教书，因为那是我爱做的事，而中研院长是我不爱做的事，做大使也不是我爱做的，但我前年为国家动了一念，决计担任到战事终了，或到‘召回’为止。因此，我决心不辞‘大使’，恭候‘召回’。万一‘召回’，也许是用中研院长为理由，但实际上的理由当然是‘责速效’。我们徽州有‘病急乱投医’的俗话，现在快到‘求仙方’的时期了，你说是吗？”信的末尾还有附注： “P.S.——无论如何，我即使被‘召回’，总不会不告诉你们俩。”

1940年代胡适和赵元任之间的通信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并未立即回国，而是从华盛顿搬到了纽约。他搬完家后给赵元任夫妇去信一封，信的右上角除了告知电话，还特别嘱咐，“但请勿告他人，以省应酬”。这封信大概内容如下：

元任，韵卿：

前晚才搬完房子。我这一个月真是忙的头脑混乱，竟没有写信给你们。

这是一个小apartment，有家具，勉强可以住几个月。有四个书架，书还没有寄到，不久总可以从华府运来了。我现在没有什么计画，想先住下，多睡觉，少说话，少见客，把这一年里减掉的十三四磅肉先“养”回来，然后打将来的计画。

请我教书的有Harvard, Cornell, Columbia, Univ. of Chicago, Univ. of Wisconsin……etc. 但我此时都没有决定。心里颇这么想：若公开教书，似宜远离东部大城市，故Wisconsin似最适宜？Barnes Foundation 只须每周一次讲演，一切自由，只地在Philadelphia的乡下，地名Merion，Pa.，颇僻静，主人是Dewty的学生，Dr. A.C.Barnes，发明Argyrol而发大财，也颇能容人。故此地也有特别attraction，——尤其是“自由”与“闲暇”。但别地如Harvard等，因书籍多，当然也有大引诱力。

但这种种，现在我都不想，也等我把觉睡够了，然后想他！

你们何时来纽约，可以来看我，可以痛痛快快谈谈。

……

我自己觉的这回“退休”，真是我个人万分徼幸！此时若不走，三五年中怕走不掉。我是五十一岁的人，有几个“三五年”可以浪费？所以我对刘凯诸友说：“我一生真是运气好。最好的运气有三个时期：①辛亥革命我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求学。②国民革命（1926-29）我又不在国内。③国人抗战五年，我又跑来国外，毫没吃着苦，反的了巨大的荣誉。现在好像我交第四个好运气了！”

我的书籍给我不少累赘，我离家时，只带一册石印的孟子上飞机，此时有三千册书了！幸的Library of Congress的王重明、吴光清两兄来帮忙，装了十一箱；八大木箱存放使馆，三箱不久可到此。

匆匆问好，问府上都好。

适之

胡适虽然又当驻美大使，又当北大校长，却没存什么钱，他1950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也是迫于生计。后来普林斯顿也不聘他了，1952年他作为荣誉馆长从葛思德图书馆退休。后来不得不回到台湾去。蒋介石在日记中讲过，他知道胡适很穷，当时经常隔一阵子寄钱到美国给胡适，请他回去做“中研院”院长。而对照赵元任档案里的私人信件，我们不难发现，胡适的确不愿意做“中研院”院长。

档案中还有一通1943年赵元任写给胡适的信，他称胡适为”迪呀适之”，这是赵元任写信常用的风趣语，“迪呀”就是“dear”。当时胡适旅居纽约，赵元任在哈佛，赵元任在信中谈到哈佛请胡适去讲学的事情。哈佛此前已经有信给胡适，但尚未收到胡适的书面表示，所以赵元任写信替叶理绥催请一下。“极盼望你来，所以特别乐意写这个催请的信。”信中还谈到自己最近很忙碌。“我忙得一个多月烟都没工夫抽，现在要恢复抽烟了。”信的最后，赵元任还写道：“那个喀什米尔的围巾实在太讲究了，刚巧赶上那次华氏零下的冷天寄到，真是有用极了，谢谢！谢谢！几时来？”足见二人过从甚密。

另外比如还有傅斯年先生1947年赴美前寄给赵元任的信。

元任吾兄左右：

近数月来弟因事忙，又兼身体甚坏，故久未以书上达。顷弟已决定六月中旬搭general meigs 轮赴美（六月十九日自上海开），内子及仁轨随行，到美后当即与兄取得联络。最近弟之身体尤觉不好，故已于日前入中央大学医院检查，大约六月初可以出院。出院后稍事屏当，即须就道也。晤面匪遥，统俟面罄。专此，敬颂俪安。

弟斯年上

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学家，档案中应该有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吧。

周欣平：私人信件中有为数不少他与语言学领域学者的通信。

罗常培在1928年写信给赵元任，谈到孟真（傅斯年）介绍他与赵元任通信，可谈谈音韵学。

王力在1939年写给老师赵元任的信中，请教和商榷了诸多语言学方面的问题，还谈到自己申请在清华大学的假期离开云南赴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做一段时间研究。

李方桂在1946年给赵元任的信中谈到，他可能接受哈佛的聘请，但当时国内交通不便，经济上也窘迫，所以困难不少。“若美国能供我们一家由成都赴美往返的旅费，我很愿接受哈佛的聘。”“抗战期内我们都很窘，若无旅费，寸步不能移动。”赵元任在回信中说：“关于旅费的问题，我想了许多办法，交涉了多次，叶理绥是十分愿意使你能够来，但出盘费向无成例。”还谈到薪水，“现在他们董事会决议，开始即薪水从最高算起，每年以八千计，共聘两年。”

除了以上这类语言学家之间的通信交谈外，冯友兰也曾给赵元任去信，讨论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开建语言人类学系，并请赵元任回国任教事宜：

元任先生大鉴：

抗战胜利后国内各大学竞谋扩充，清华文学院亦计划于下学年添开语言人类学系，拟恳先生返校，及济之、方桂诸公主持此系。藉老成硕望，俾清华之学术地位得以提高。国内狂简不知所裁，想先生久居异国，必亦浩然有归志也。附上清华正式聘书（按：当为前文梅贻琦校长聘书），旅费由孟治先生处转致，望惠然肯来，益又不仅清华之幸也。北平清华校舍亦接收，损失不如想象之大，书籍亦收回大半。此间联合大学定于五四结束，清华同人亦将于是时北返，在此时以前有示，仍寄昆明。此请俪安。

弟冯友兰谨启 二月六日

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给赵元任的聘书

从您已经翻阅过的档案看，赵元任先生在生活中是个怎样的人？

周欣平：这方面可讲的就有很多了，但我还没把所有档案都仔细看过，只是选择性地看了一下，所以只能简单讲讲。比如里面有他写给她太太的求爱信。别人写可能就写一两张纸吧，但是他给杨步伟写了一本小说，这些手稿都在那里面。

您本人是语言学的学术背景，是否因此对赵元任档案特别感兴趣？

周欣平：我老师郑锦全先生是赵元任先生的学生，我也相当于是再传弟子了。我到伯克利东亚馆以后就一直想把赵元任的档案整理出来。他的这些档案，从捐给学校，一直到我去的时候，还是封存的。这批档案是由伯克利大学的档案馆管理的，当然，有不少学者去看，每次去看就调一部分出来，我觉得这样不行，三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好好整理，既没编目，也没扫描。我虽然是图书馆的副馆长，但档案馆不听我的，我每次去看，以研究者的身份，他们可以给我调，但是我想做这个项目，他们就不同意，说没经费。就这样扯皮了不少年，我说这些材料在档案馆放着也是放着，还是调到东亚馆来吧，最近才同意的，暂借给东亚馆。档案馆和东亚馆各出一个人，先进行编目。目前编目工作已经完成了。

赵元任档案整理完成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呈现？

周欣平：下一步我们要请中华书局派人过去一起查看整理这些档案。我们打算先做一个赵元任年谱长编，把全部23万件档案通过时间的顺序联系起来，这当然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成果。除此之外，中华书局还会对全部的文献扫描、数字化，然后出版。所以最后呈现的是两套书。一套是赵元任档案，就是六大类文献扫描，预计会多达500册；另外一套是年谱长编，把其中精华部分浓缩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