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外交遗产讨论会：主张和平有时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

“吴大使身后的影响可能比生前更大。”中国社科院西非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说。

他说这番话的场合是6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事业与吴建民大使外交遗产讨论会。

因为6月18日的那场意外，这场由共识网主办的对《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的讨论活动，加入了对吴建民的缅怀和外交风范的探讨。

6月18日，《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主编之一、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应邀赴武汉大学讲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享年77岁。

学者资中筠在讨论会上评价，吴建民作为职业外交官，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前来与会的高中历史教师魏祺谈到，我们的历史教材只讲了中国外交在七十年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恰恰忽视了吴建民这样在外交战线兢兢业业实干的人。“有必要让同学们知道，外交有魅力，但是外交也有难度，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做好的。”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为民则认为，今天人们追思吴建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深深的忧思：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积攒的还不算丰厚的“家底”（包括物质财富、国际关系等），千万不能随便挥霍掉。

资中筠：某些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

资中筠。

86岁的资中筠女士听到吴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特别震动”，专程赶来参加讨论会。

资中筠评价，吴建民强调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在某些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

在资中筠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外交”，是以民间的名义，为政府的政策做宣传，中国真正的民间外交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但是，“民间外交”这个词需要慎重对待，需要警惕群众性的外交。

资中筠说，近几年来，特别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谁都可以对外交发表自己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他（她）又不是自己的判断，他（她）掌握的一丁半点可能都是来自媒体的宣传、是很片面的情况。

“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

资中筠谈到，群众性的情绪也会给国外错误的信息，他们可能分不清这些信息是代表国家还是代表群众，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的媒体都是官方媒体，媒体的声音代表官方政策。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为个人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国家是不能‘玉碎’的。国家必须要考虑知己知彼。”资中筠强调。

她还评价说，吴建民作为职业外交官，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确实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对外说话有时是要有口径的，但是有些人形成了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我觉得很难交流。吴建民是按常识和人情说话的。”

吴建民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

资中筠表示，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反对，但是民族主义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现在好多自称爱国或者民族主义的人的言论实际上连这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虚伪的。喊一些不负责任的口号，真正需要为民族作出贡献的时候他就跑了。”

“有些人喊着要打仗，打一个大仗，把14亿人口卷入战争，这是很难想象的。现在有些人轻易喊打，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资中筠说。

宋以敏：从中国看世界变成从世界看中国，需要勇气

对吴建民的勇气高度评价的，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宋以敏女士。

宋以敏的爱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何方曾经担任过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多年的助手。

宋以敏说，何方对吴建民的去世感到很惋惜，最近一些关于吴建民的争论，让何方恍然有一点回到了他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时候舌战群儒的状况，他感到跟吴建民有很多共同的看法。

宋以敏引述周有光老先生的话：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并谈到：“吴建民也提倡这一点。”

“我们过去之所以老是出错，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是因为只是从中国看世界。只是从中国看世界，就免不了许多教条和偏见，免不了从上层政治需要出发观察世界，这样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看法和认识的，只会被曲解。”

宋以敏说，从中国看世界变成从世界看中国，这很不容易，今天依然需要勇气，而吴建民能够做到，他很有勇气。

曾与吴建民有过几次接触的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中学历史教师魏祺记得，吴大使曾经鼓励他，做“多思考、重实践、重真知”的人。

高中历史教师魏祺回忆，吴建民告诉他，历史老师要讲好历史，把历史脉络理清楚，鼓励学生去读《联合国宪章》。

“我特别汗颜，我自己都没有读过《联合国宪章》，更别说跟学生推荐。我和清华、北大的学生打交道时问他们是否读过，全场鸦雀无声。”

魏祺说：“如果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世界，真的要多读书，要多读国际的东西，不能只迷信教科书。这是吴大使给我最大的感触。”

殷罡：现在的外交官应该学习吴建民大使的儒雅和使命

殷罡。

资中筠在讨论会上还谈到了吴建民的风度。

“有些外国人跟我说，你们外交官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他不考虑在国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让国外更好地了解中国，而是想着怎么向国内交代。毕竟，过硬是不会挨批的。这使得我们的一些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资中筠颇有些犀利地指出。

资中筠说，外交总是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在过去中国非常孤立、面对很多人的反对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我们现在求同的范围广多了，但是有些人现在专门挑异。”

中国社科院西非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则表示，中国现在的外交官应该学习吴建民大使的儒雅和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要想到，大使的工作不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今后几年活得怎么样，而是今后几百年。”殷罡说。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评价，吴建民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始终坚持温和和理性的对话的态度。

他表示，自己不认为因为要缅怀，所以就要对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予以过于严厉的批评。在当下，很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是有道理和根据的，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受到外力挤压产生的正常反应。“我们对国家的看法、对道路的选择有争议很正常，即便是那些破口大骂的，也未尝不是全然不讲道理。”

“但是，因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人们没有经过充分的启蒙，大多数人不会认真讨论问题，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口号、谩骂、情绪成为主流。一个人把持本心，仍然讲述自己的观点，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文明的体现。”储殷说。

周为民：追思吴建民还因为深深的忧思

雷颐。

曾任《学习时报》总编辑的周为民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人们追思吴建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深深的忧思。

他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对立对抗转向和平发展，是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要求出发所决定的。“我以前也讲过，当年邓小平能够打开中国现代历史进步的进程，主要是两点原因：一是在国内大局中，解放思想，否定‘文革’，纠正‘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在国际大局上就是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

周为民说，抓住这两点，中国立刻有崭新的局面出现，这是我们重要的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改变了，或者倒退了，那一定导致全局被动。”

他担忧，现在人们一谈到中国就会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如何如何（强）”，这是要警惕的。

“的确，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全体人民的努力奋斗，给我们积攒了这样一份还不算丰厚的家底。千万不能随便挥霍掉。如果我们的大战略出问题，三十多年的家底会很快挥霍一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注意到，在吴建民去世后，网上出现了各种评论，有赞成的、惋惜的，也有很多骂他的声音；也注意到一些媒体提及，“中国需要不同的声音”。

雷颐说，希望人们从这件事情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需要的发言是多元的，不要给人扣“政治帽子”，因为“一扣上‘帽子’，就很再难平等地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