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福山：美国大选体现了政党的代表性危机

福山：2016年美国大选的意义

美国大选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上周，曾在90年代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美国政治的衰败或复兴？：2016年大选的意义》（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在这篇文章里，福山把特朗普和桑德斯都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他认为，他们的出现，以及像杰布·布什这样利益集团和寡头政治的代表被早早淘汰，说明美国的民主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糟。最终，在两代人经历了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之后，美国民主总算开始回应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不平等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议题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福山说，需要解释的并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者在今天脱颖而出，而是为什么，他们要过那么久才做到这一步。

福山首先分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在这轮美国政治周期中，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寡头的过度积累，转向了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们的拮据处境。工人阶级，尤其是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的收入在持续下降。如今，他们仿佛处在了上世纪80年代的黑人底层所处的位置。在一些农村的白人社区中，毒品问题日益严重，死亡率不断攀升——原因不外乎自杀、吸毒、酗酒。但如是惨淡的现实，几乎与美国的精英们毫不相干。

那为什么这些问题到今年大选才暴露出来，而不是更早呢？福山说，这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出现了问题：共和、民主两党都无法为这些式微的群体服务。共和党是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势力的合体，前者出钱，后者出选票。他们倡导经济自由化，促进自由贸易立法，使他们身后的商人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利；他们争取解除对银行的各种调控，致力于为富人减税，减少穷人的社会福利。这些政策都对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民主党呢？从克林顿时代的“第三条道路”开始，民主党的精英就去拥抱后里根时代关于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共识，他们收买劳工运动，阻止后者对贸易协定提出反对意见。民主党把身份政治作为其核心价值，他们因此失去了过去罗斯福新政最有力的支持者：白人工人阶级。白人工人转而支持共和党，他们虽然是奥巴马医改的最大受益者，却误以为这个法案是为别人，而不是为他们制定的。

福山指出，特朗普和桑德斯某种程度上共享了同一个主题：即一种旨在保护和恢复美国工人工作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反对移民，谴责外迁的美国公司，声讨贸易自由化。事实上，自由贸易令全球产出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激增，全球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贫，更为美国自身创造了难以计算的财富。但是，贸易自由化在提高总收入的同时，也会导致分配不均：它制造赢家和输家。一些经济学家总是认为，贸易创造的收益可以以职业培训的方式补偿那些被淘汰的低端工人，但美国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很不实际。怎么可能把一个55岁的流水线工人培训成一个程序员？资本因其集中性、流动性，总是相对于劳动力更具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如此之大，要美国保留低端职业终究是不可能的。福山建议美国向德国学习：学习德国的学徒制度，保护本国的供应链。如今的美国就是德国的反面，两党都对白人工人不管不顾，后者还是只能靠自己。

今天，美国的经济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此紧密地扭结在了一起，特朗普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会造成许多问题。福山说，这个国家不需要强硬的领袖，需要体制的改革家。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首先是移民改革，一方面要为既有的“非法”移民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通道，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发行全国性的具有生物识别功能的身份证，阻止新移民；其次，在不可能阻挡自由贸易势头的前提下，试图说服一些美国的跨国公司回国投资，修改公司税；最后，大规模地重建基础设施，从而创造巨量的工作岗位，长远地推动美国的生产力。

福山在特朗普和桑德斯身上看到了某种契机。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给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但老百姓支持的政策贴上的标签，但精英并不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对大众选择的不屑，很可能仅仅是为了遮蔽自己赤裸裸的利益。民众动员本身并不天然是好的或坏的。最终，要挽救美国政治的衰败，还是需要把民主的愤怒导向好的政策——那么，福山在这次大选里支持谁，就不言而喻了。

奥兰多枪击案：枪支管控、伊斯兰激进主义、恐同暴力

在过去的一周，西方世界发生了很多的不幸。美国奥兰多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枪击，导致49人死亡，据说这是美国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枪击事件。随后，枪声又在英国响起，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Jo Cox）遇刺身亡，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英国政坛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袭击发生后，英国退欧论战的双发都暂停了活动——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答案即将在6月23日揭晓。

关于奥兰多枪击事件，目前似乎还没有深度的反思性文章出现。法国公知贝尔纳-亨利·列维（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包括《萨特的世纪》《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这一事件发生后，有三个问题亟需回答。

首先是枪支管控问题。在美国，要获得战争级别的武器是如此容易，只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18岁以上（美国的最低饮酒年龄是21岁）；第二，没有犯罪记录或明显的精神疾病。在这次枪击事件中，袭击者使用的武器和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正是同一型号。作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持枪权长久以来一直被全美步枪协会描述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佳方式。但诚如奥巴马所言，在民间大量贮藏的攻击性武器构成了一个隐形的、但却是合法的武器库。所以问题不是类似规模的袭击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而是在何时何地发生。

列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及它对全球发动的无边界的战争。此次事件告诉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平民免于伊斯兰圣战主义伤害上，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如今，美国成为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两股力量间的博弈：一方是伊斯兰激进主义，一方是伊斯兰启蒙主义。

枪击事件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显然是恐同和针对同性恋的暴力事件。美国一直有袭击同性恋的历史：早在1973年，就有32个男同性恋在新奥尔良被活活烧死。现如今，同性恋也上了伊斯兰圣战主义的袭击名单——同样位列这个名单的，还有犹太人、基督徒、亵渎者、叛教者。

西方世界何去何从，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