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施叔青、陈玉慧如何讲述台湾的故事？

“科幻小说写的是未来的事，我写过去。历史小说通过作者的反刍，把当时的人情样貌写出来，也许会比历史学家写出来的更接近真实，让人像活着一样。”6月17日，刚听完一场“科幻文学”讲座的台湾作家施叔青坐在自己的讲台上这么说。

6月17日下午，台湾作家骆以军、施叔青、陈玉慧，香港作家陈冠中来到复旦大学与上海读者分享了自己创作的故事。这个座谈会名为“有故事的人”，是“小说引力：华文互联平台”在沪上连续举办的三场活动之一。“小说引力”由台湾文讯杂志社创立，致力于加强台湾文学与全球华语文学的交流。

“红楼梦奖”获得者骆以军口述故事的风格与他的文字一向细碎绵长，在座谈会上他说了个15年前自己写家族史小说《月球姓氏》的故事，其中有一章叫《梦里寻梦》。他说故事的名字源于日本京都的醍醐寺。那时候德川家康，关东军、关西军已经在对峙，“随露珠而生，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往事，如梦里寻梦”。他觉得“梦里寻梦”写得很漂亮就拿来用了。

“这篇小说是写我太太澎湖娘家家族的一个故事。我太太的外婆过世以后，她的大舅和三舅为了争夺遗产，大舅养小鬼到三舅梦里去揍他。澎湖崇尚道教、巫文化。三舅每天九点睡之前，就像小孩一直哭，然后叫‘他们要来打我，他们要来打我’。他醒来的时候，身上都还有被打过的淤青。每到黄昏要睡觉的时间，三舅妈的妈妈就会煮一种药草，她也会法术，然后帮三舅抹身体，就是到梦中去的时候比较耐揍，是防御性的术。十年时间三舅妈疯掉了，被锁在透天处，就是顶楼拜祖先的地方。可是乡下在很偏僻的地方，邻居就会乱传，说这一家的岳母和女婿像《红楼梦》一样乱伦。”

骆以军说自己将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中。当时他三十出头，原不准备发表，但当时《联合报》有个主编给他打电话，说要做一个年轻作家的专题。骆以军就把手中这篇唯一的稿件传真过去，起初犹豫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澎湖好像没有人看《联合报》，但果然出事了。

“三舅在澎湖的监狱上班，做公务员，澎湖监狱原本没有订《联合报》，可是刚好那年秋天，他到桃园监狱来受训。受训的时候那边刚好有他以前的同乡看了副刊，然后跟他讲‘这好像是写你的事’。我觉得一篇小说登在报纸，它是一个虚构的、暧昧的东西，可是三舅很生气，他不能分辨小说和社会新闻的差异，他打电话给我岳母说：‘你那个女婿是狗仔，是记者，在那儿乱写。’”

骆以军那时候年纪轻，台湾文化中舅舅地位非常高，他非常害怕。“还想是不是要切手指、下跪，像侯孝贤电影那样。其实三舅最气的是我写到邻人讲他岳母和他之间的事，他最在意这个。三舅后来变得很神经质，如果我们去过大舅家，他就不准你去他家。他是真的相信这个巫术是像火影忍者，他觉得你会变成大舅的容器，他会放那个鬼在你身上，会移动到他家。”

骆以军回忆，这事闹出轩然大波，后来三舅在外地当警察的大儿子打个电话给他老婆，讲了一个多小时：“姐，我昨天晚上整晚没睡，我把姐夫的小说看了三四十遍。”

他说有种奇怪的感觉，他从小学五六年级到高中，好像每天到了八九点，他爸就开始狂哭，他妈疯了被关在三楼顶，然后他阿嬷开始煮草药，空气中都是药草的味道。

慢慢的，亲戚、邻居都不再来，灯光好像都很黯淡。后来他就考警专到外地，不愿意回澎湖去。他说好像过去的那段时光，他会想象那个无声电影、默片，他要把它忘掉。可是他在读我的小说过程中，他忘掉的全部都出现了。甚至有些他记得的跟姐夫写的是不一样的，他突然怀疑自己的记忆。

骆以军称，说故事的人很多时候是偷故事的人，“我是影子，他才是故事本身的主人，可是最后我把他的故事拿来写成小说，他本人看了以后，竟然像影子在摇动身体、尾巴去摇动狗那种感觉。这是一个恶魔的记忆，你去偷了故事，其实故事像博尔赫斯《环形废墟》，梦中造人，最终人不在了，只剩下他的故事。”

台湾著名的施家三姐妹中，老二施叔青以意识流小说《放倒的天梯》成名，后不满女子在文学中呈现都是“茶杯风波”，要把女作家在大河小说里缺席的位置抢回来。由此诞生了“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寂寞云园》）“台湾三部曲”（《行过洛津》《风前尘埃》《三世人》）。

施叔青是鹿港人，“它本来是台湾的第二大都市，靠着海港起家。清代乾隆末期到嘉庆年间，台湾的稻米、甘蔗、糖，都是集中在鹿港，然后运到对岸的泉州去，然后泉州会把木材、瓷器运到台湾来，所以造就了鹿港的繁华。可是我们的繁华才50年光景，因为台湾有一条大河叫浊水溪，我们每年夏天有台风，台风一来就夹带很多泥沙，然后泥沙往下游，把鹿港海边的河床不断填高，大船就不来了，海港失去了功能所以就没落了。”

她说自己算是没落的末代子孙，“小时候的鹿港，已经沦为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可是它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因为靠海，为了挡冬天的九降风，所以城市的建筑弯弯曲曲，我们有一条九曲巷，晚上怕浪费电不点灯，所以感觉蛮恐怖的。第二，有很多海难发生，大家都很迷信，庙宇阴森可怕。农历七月中元节普渡地狱的恶鬼，一般台湾其他地方都只有农历七月十五号这一天，我们鹿港可以从初一普渡到三十，每一个地方都要给鬼吃。”

施叔青从小就在这种地方长大。白先勇很多年前曾评价她的小说有三个主题：疯狂、死亡与性，她写的东西鬼气阴森。施叔青说自己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后，叙述的语言还是充满故乡的味道。她用女性主义的自觉以及想象力创造出“香港三部曲”中黄德云这样一个人物，“全部是我杜撰的，她是13岁的女孩子，出生在东莞。她跑到神庙里去，向住持要一点香灰给弟弟治病，结果不小心被绑票被人贩子卖到香港。”

“那时卖到香港的女孩子有两个出路：一是去人家家里当帮佣，一是当妓女。我的女主角因为有姿色，所以被卖到妓女部。这三本小说写男性社会主控下，首先是生理上男女性别的不平等。第二是写国族、种族的不平等，因为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第三是阶级，因为她是妓女，是最边缘、最底层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意识地不要一般男作家的主角，反而以边缘人物为主角，站在她的立场发声，用她的观点、她的眼睛看世界。刚才听了场科幻文学的讲座，我们聊到刘慈欣的作品里对于女性刻画得不公平。站在女性的立场，我绝对要为女性发声。”

陈玉慧与文学的结缘始于舞台剧创作，源于不快乐的童年，《海神家族》就与童年被遗弃的经历有关。

“我5岁被父母丢在外婆家，我外婆只会讲日语和台语，我只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感觉自己被遗弃，一直到现在都是噩梦。‘无父’的概念不仅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台湾的。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岛。所以这样的平行关系，对我来讲，台湾是孤独的，因为以前被清朝割让，后来被日本占据，所以台湾是像我一样‘无父’的状态。”

但什么促成了陈玉慧把童年的孤独写出来呢？

“有一天我在电影院遇到一个人，一天之内就决定结婚了，这个德国作家——就是我先生问我说：台湾是什么地方？结婚前，我跟他解释，台湾是怎么样、我的童年是怎么样。有一天他就说：‘这太有趣，你为什么不写成一部书？’所以我就开始建构这本书。”

同时她的父母也来访，“因为我的童年跟他们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拜访我之后，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波澜，整个人陷入悲愁，开始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介绍，在弗洛伊德学派当中有一个‘空椅’技术，就是面对空椅子讲话——这个是你父亲，这个是你母亲。他要求我跟我父亲讲话，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可能对一个空椅子讲话？可是没想到当我开始讲，语调对了，一切都对了。”

由此陈玉慧的书开始写了，为了向丈夫解释自己的故乡，向自己解释童年，一片土壤、一个来处，曾经都是离苦的引申。

陈玉慧称，她的写作也是源于无爱的恐惧，庆幸于有天突然明白：“我的父母不爱我，是的，没人爱过我，至少不是那种方式，但有谁爱过他们？他们本身也是成长不好无爱的孩子，他们不是不爱我，而是他们没有能力哎。当我懂了这个之后就释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