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谈改革：把公仆置于监督下，才能制止腐败蔓延

2016年6月，《田纪云文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田纪云文集》分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农业卷、民主法制卷。

《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约30万字，汇集作者1979年至2010年期间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文章、讲话，以及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所写的回忆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章，共46篇。

1983年至1993年，田纪云担任两届、十年国务院副总理。新华网在有关《田纪云文集》发行的报道中说：“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田纪云同志主管农村和经济方面的工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具体执行者之一。”

纵观《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改革”是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田纪云发表多篇文章，追忆改革开放初期。他写道：“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度，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巧妙运筹下，冲破重重阻力和难关，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九十年代乃至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9年1月，四川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局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实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田纪云回忆。

早在四川工作期间，田纪云就意识到，“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比例失调的状况，同财政分配上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有密切联系。根据我的体会，在财政资金分配上的主要教训是，在预算收支安排上，不是量入为出，以收定支，而是量出为入，以交定收；不是在安排好必不可少的消费性开支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而是先定建设规模再安排生活消费；不是在可能的基础上考虑需要，而是片面强调建设需要，超越财力的可能安排财政支出。一句话，不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而是要客观经济规律服从主观愿望。这是造成我国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财政连年发生大量赤字的根本原因。”

1981年，田纪云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3年，他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收入1981年到1985年9月这一时期的6篇文章，主题包括国企分配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改革、工资制度改革。

1985年9月，田纪云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6年11月28日，田纪云在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负责人汇报时，肯定了温州的个体经济成果：“我认为温州以家庭工商业为主的个体经济有较快发展，其主导方面是积极的，一是发展了商品生产，繁荣了经济；二是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扩大了就业面，从事农业、种植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三是方便了群众，富裕了人民；还有一条，带动了小城镇的建设和繁荣。”

而在国企改革领域，早在1988年1月，田纪云就提出设想：“对企业改行所得税制，所有企业实行相同税率，税后利润全部被企业支配，工资奖金形式亦由企业自主确定，彻底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9年10月，田纪云表示：“农村的承包决不能动摇。只能采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方针，在改革的实践当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方法。不能把乡镇企业视为私人企业。”

1992年，田纪云热忱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他严厉批评了当时某些人公然反对改革开放的行为，“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干什么都要先问一下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都不能干”。他疾呼：“现在难道不是到了应该坚决抛弃这种僵化模式的时候了吗？商品短缺、凭票定量、‘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难道就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能代替资本主义？”

1993年3月，田纪云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2002、2003年，田纪云先后卸下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1999年3月、2002年5月，田纪云发表了两篇关于民营经济的文章。他认为：“民营经济，都是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外、不享受任何优惠甚至受歧视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天生的市场经济。如果继续搞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必然要扼杀它，不允许它存在。如果你搞市场经济，就必须也必然发展多种所有制，没有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就不会有相互补充和竞争、也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命运、同兴亡的。”

“我们必须打破‘左’的思想禁锢，破除形形色色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田纪云写道。

《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2010年2月，回忆了1997年7月4日田纪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建议。

他说：“只有建立一套党内、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民主监督机制，让普通党员、人民代表真正具有说话、监督的权力，让当官的‘乌纱帽’与党的、人民的民主监督制度联系起来，把‘公仆’置于主人的监督之下，才能使法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制止腐败的蔓延滋长。”

（本文引文除标明外，均引自《田纪云文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