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毕力格：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

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曾写道：“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需择史学有根底者乃可耳。”王国维虽不是一位清史研究专家，但他早已发现满、蒙、藏各语言对中国学术之重要性。其后，中国清史学界的先哲，如孟森、郑天挺、王锺翰诸先生无一不指出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国维去世近百年了，我们今天本不应该还在围绕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争论得喋喋不休，而是早该以一支掌握好满、蒙、藏诸多语言的强大的研究阵容，在国际清史学界引领风骚才是。但遗憾的是，中国清史学界才刚刚开始重视和稍稍会利用满文文献，质疑和责难之声就已经不绝于耳了。有人质疑满文是否还有用，有人责难一些人对满文文献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得很过分了。所以，满学界的同仁聚集在一起，纪念清朝开国四百周年之际，笔者不得不老题新作，在此对满文文献赘言几句。

正确的清史观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

对满文文献价值的评估，首先和人们的清史认识相关。何谓“清史”？清史是指清朝开国史和有清一代的中国史，时间上前者从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的崛起开始，到1635年；后者则在1636年至1911年间。从地域上讲，清史范围涵盖中原内地以及东北地区、蒙古高原、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亚草原和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也就是在整个清朝版图上所产生的历史。从族群角度看，清史不仅涉及满族和中原汉族历史，同时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蒙古、西藏、回部以及其他诸多民族。清代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极其重要的阶段，清朝一半以上的时空都与民族关系与边疆事务有关。就国家与疆域的形成等清史重要课题而言，今人所谓的民族史和边疆史，当占据其一半以上的内容。这也就是说，今日清史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对象，绝不仅仅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民族，满、蒙、藏、维诸族的历史，无疑也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应该受到研究者平等的对待。任何轻视兄弟民族的历史地位，贬低民族语文史料重要性的论点，不啻是忽略清朝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而这正是有识者所不能接受的。

清代的民族史和边疆史是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地理上来看，清朝的版图主要正是由内地与内亚这两块广袤的区域所组成的。而这也就是说，清史研究的地理范围，理应包含中原、内亚乃至西南地区非汉族群聚居地。而要研究清朝与内亚乃至西南等地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就必须依靠满文档案文献。因为在这片区域，满文资料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官方史料。在清代，办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基本上都是八旗出身的大臣，清朝规定，满洲大臣办理满、蒙、藏、回等事件时，必须使用满文题奏。到乾隆十一年，这一规定终于制度化。结果，满文书写的题本、奏折、朱批奏折和谕旨成为研究边疆地区和民族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此，我们可以列出举不胜举的例子。

在清史学界，有人把清朝从1644年算起，而把清史仅仅看作是中原王朝的历史，把中原周边的地区史和民族史置于清史范畴外。这是完全错误的清史观，其主张本质上和“中国为中原国家”的论调如出一辙，试图将满、蒙、藏等民族史与清史研究彻底割裂开来，这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苟同的。

清朝在中国王朝系列中的特殊性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

又有人主张，即便满文档案对研究民族关系等课题有所帮助，对研究清朝在内地的统治，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历史，则没有多大的用处。这种先入为主的误解，也是长期阻挠中国满学与满文文献研究发展的负面因素。

清朝在中国王朝系列中有其特殊性。清朝和元朝一样，都是非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清朝是满洲人建立和统治的国家，满洲人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因此，满语和满族文化在清朝具有很高的地位。满洲统治者在清朝的统治地位又决定了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满语满文，被清朝称之为“清语”、“国语”、“清字”、“国字”等，被视作清朝“立国之本”之一。满文自从它被创制的1599年到现在，已经历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场合，满文从未被停止使用。在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间（1636-1911），无论在国内，抑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满文均得到长期使用。金国（1616-1635）时期自不待言，就是清朝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1644-1795）的一个半世纪中，满文地位极其重要。一方面，清代内部重要的政府文书、国史馆编纂的大型史书等都大量使用满文，有些政府部门的文件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权威性的文件只有满文。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满洲人，也不仅仅是边务，而是整个清朝国政的方方面面。同时，对外国书、条约等正式文件也将满文作为国语使用。乾隆朝以后，满文的使用在内地虽然渐至衰落，但并没有被抛弃，从国家中央机构到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满文仍然是很重要的语言文字。如今，仍有不少清朝后期的档案文书得以保留。

要言之，因为清朝是满洲人建立和统治的王朝，作为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字，满文及其文献在清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故而也成为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满文文献的广泛利用，还能够填补因缺乏汉文史料而出现的空白，也能纠正因汉译而出现的错谬，尤其是能够复原通过汉译系统改变的满文原文的本义，从而推动清史研究工作全面系统地开展。

满文档案的史料性质及其重要性

史料在性质上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的差异很大。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初，便以记载、保留和传承历史为目的。满文文书档案，都是当时处理政务和具体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它不是为讲述历史而形成，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在满文文献中，主要部分是满文档案。作为“遗留性史料”，满文档案可以用来鉴别传世文献记载的真伪和正误，以此接近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在清史中，包括官方编纂的历代《实录》《起居注》《会典》《列传》等编年、会典、传记类史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各类史书，都属于记述性史料。

两相比较，后者系统性强，体现了一个时代官私两方史家的时代意志，构成了彼时历史过程、历史思想的主体框架。但因为突出某种“意志”，往往经过删改、取舍、编排，甚至杜撰；前者则无意识地保留了很多历史真实。正因为这样，满文原始档案的史料价值远比清朝国史馆和清代官吏、文人所编纂的其他各种史书要高很多，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史料的局限性问题与多语种文献的重要性

在谈到满文文献时，有人特别强调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事实上，这种命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历史材料的“用处”与“局限”，往往并不是自然天成的客观事实，而是历史学者主观的诠释。史料本身有“用”与否，端视史家如何去解读并运用。与其说满文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如说是无法适当解读、使用满文史料的人，自己本身被偏见蒙蔽而具有局限性。《庄子》有云：“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阐述的正是这个道理。

退一步来说，满文文献即便有局限性，但局限性亦非满文文献所独有，实际上任何史料都有局限性。清代汉文档案与传世文献的数量确实是最多的，但因为汉文史料性质的局限性，只用汉文史料亦难以完整地再现清代历史。在清代民族史和对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中，汉文史料无法成为主要史料，涉及这个领域的汉文史料主要是清朝中央的官书或汉族文人笔记，对地方族群与外国的社会与文化，往往带有明显的误解与偏见，这体现出汉文史料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笔者曾研究过康熙朝经营西藏的过程，对此，汉文史料如《清圣祖实录》等，除了官方的事后追述与缘饰，几无留下有用的只字片语，然而原始的满文档案与藏文文献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则相当复杂曲折。此外，清代相当多的官修史书是双语的，甚至是多语的，比如历代《清实录》都是满蒙汉三种语言纂修的，而且清前期的实录有的是先有满文后有译本。还有，《起居注》《玉牒》等和《八旗通志》《朔漠方略》《准噶尔方略》《王公表传》等各类大型史书也都是满汉合璧的，在对这些历史文献的满汉文版本进行系统性地比勘研究以前，谨慎的学者不宜将这些满汉双语文献认为是单纯的汉文史料。

作为新史料的满文档案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以“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王国维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同时列举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写本、内阁旧档与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并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之新发现。早在九十年前，王国维就已注意到内阁大库档案与非汉民族文字，作为新史料之重要性。而陈寅恪也曾直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近年来，中国档案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出版之数以千计未曾公开的满文档案，可谓造福学林之美事，亦为新中国开展新学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契机。不幸的是，近来有学者因为个人的偏见，散布轻忽满文史料重要性的言论，这不仅对有志于学习满文，进而对利用满文档案治史的青年学子，产生了负面的消极作用；更阻碍了以满文作为新材料、研求新问题，进而发展新学术之动力。

我们不期望每位研究者都能成为“预流”的大师，也不敢批评不使用满文档案者就是“未入流”，只期望清史学界能够维持开放的态度，就史论史，正视满文档案的重要性，尊重满文文献研究者与档案整理者的专业性，不要因为个人偏见而阻碍新学术之发展。试想，今日中国治上古史、秦汉史、唐史的学者，会摒弃甲骨、简牍、敦煌写本等新材料而不用，反倒强调其史料局限性吗？同理，谨慎笃学的清史学者，难道应该贬低作为新史料的满文档案，而片面强调其局限性吗？

因为研究对象的问题之不同，地域之不同、民族之不同，任何一种语言的史料都可能成为主要的史料，任何文种的史料都有局限性，同时任何文种的史料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特别强调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是因为上述三大理由。但我们同时并不否认，满文文献存在着各种潜在的不足。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故意贬低满文文献的价值，片面强调汉文文献的价值和作用，似乎仅仅掌握了汉文，就能搞好清史研究。如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在可恶的民粹主义干扰和学术的鼠目下，永远原地踏步，甚至是后退。

一个健康的清史研究，应该是重视多语种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应先入为主地指定某一语种的文献为“主要的”，某一种文献为次要的或者无用的。更不应该的是，以满文文献的局限性为说辞，为只会利用汉文传世文献进行“研究”的老路子辩护。这个路子早已把中国清史研究带入了死胡同。在王国维呼吁多语文献的重要性和相关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之后近百年的今天，如我们再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只会让历史又一次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