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知识人是提高自己引导社会，还是先将知识普及社会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但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在进入‘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6月16日的“社科文献大讲堂”上说。

这个名为 “后天下时代的学术与社会”的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主持，罗志田教授主讲，他从“天下士”到“知识人”的观念转变，谈到学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罗志田以大连为例，认为大连一直得不到长足发展是因为没有一所好的综合大学，“整个东北地区都缺少好的综合性大学”，他说。

由“士人”到“学人”

罗志田认为，“天下”的内涵一直在变化着。近代鸦片战争后，“天下”指中国和世界，随着“天下”内涵的变化，人们关于知识的观念也在变化。他指出：“‘天下士’是指借助阅读来想象天下，是不需要物质和交通就可以想象的一群人。过去不是追求‘知识’，而是追求‘闻道’，这与后来出现的‘知识阶层’有很大不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正在朝着以知识为追求的学人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在不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时代，中国读书人，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士人在庙堂和江湖之间，随时做好转换的准备，随时准备好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胡适等人‘二十年不议政’，把政治留给肉食者，但实际上也将社会留给了肉食者；第二，士人是有责任的，他们要思考，要看得长远，其他人要以士人为榜样，而现在强调专业知识，导致做学术要多出、快出成果，多和快的结果就是没有成果；第三，古代士人‘受市民供养’，考中秀才就可以不交税，并且受尊重，但是最晚在七十年代，读书人已经不再享有原来被尊重的地位。”罗志田说。

学术和社会的关系

对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罗志田引述了傅斯年和蔡元培的观点：社会与学术相辅相成，所谓学术的普及，就是“你做好，然后带动大家”。

罗志田说：“傅斯年认为，学术的职责是唤起普通人对学术的爱好，提升民德，学者才能做好学问。而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大学应做社会的文化中心。” 做学术以提升民德，罗志田认为，民德不好，文德就是无源之水。

谈到大学，以大连为例，罗志田教授认为： “大连一直处于一线、二线城市之间，难以有长足发展的一大原因是没有一所好的综合大学，没有好的综合大学，没有历史系的综合大学，不能聚合有学问的人，这个地方就没有希望。不光是大连，整个东北地区都缺少好的综合性大学。”

社会需要一个“学者”的象征

知识人在现代社会应扮演什么角色？讲座主持人陆扬认为，知识人在西方是批评，而在中国则更多是介入。

罗志田认为现在的读书人与以前“士”的区别在于：成为知识人后的主动选择，选择“不参政、不议政，拱手让与肉食者”，近代史是典型的“国进民退”。

学人与社会的关系难处理，新读书人的“两难”是：是提高自己，再引导社会，还是就是要将知识普及社会。“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正面的追求被提倡，但又有“引导百姓”的责任感。而在普及过程中，很可能是学者被社会感染，而不是学者将学术导入社会，大学老师被学生叫“老板”就是学人被社会同化的典型表现。

罗志田提到现在不少历史学者为电视剧作顾问，“也有人拿不少钱请我，但我知道他不会听我的。不听我的，到最后要写我的名字，这样不好；听了我的，也许这部电视剧就真的卖不出去了，所以我就拒绝了这一类的邀请。” “但社会总是需要一个学者来说所有的事，社会期望学者说些话，但是学者究竟应该怎么说、怎么做，还未达成共识。”罗志田说。

罗志田总结道： “‘天下士’的读书人已经很难影响变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责任，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于读书人自身，似乎渐行渐远了。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学者能尽量剥去‘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

（本文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