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生态观①｜瑞典如何将“消灭化石能源”的压力变成动力？

【编者按】

瑞典政府于2009年提出“无化石燃料2030”计划，最迟到2030年之前，瑞典将彻底淘汰车辆化石燃料，以可再生、清洁和安全的能源取而代之。与此相配套 的，则是整个社会向生态经济的全面转型。2016年5月31日至6月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实地探访这一发生在北欧第一大工业国的涵盖政策、技术和日常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全面转型。

“确实很令人惊讶，这里已经是欧洲人口和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下午五点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瑞典向导、外交部官员乌拉·雅各布森（Ulla Jacobson）不无骄傲地对澎湃新闻记者说。这里的景象和通常印象中北欧城市“安逸天堂”的形象大相径庭，熙攘的人群和车流简直让人忘了这是一个人口只有上海三十分之一的城市。北欧最大的购物中心——斯堪的纳维亚商场（Mall of Scandinavian）的文艺范儿十足的入口，和为了消费品而狂热不倦的进进出出的购物大军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和谐。

根据瑞典国家经济研究院2015年年末的预计，2016年瑞典经济增速将达到4%。在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经济疲软成为家常便饭的背景下，以不到一千万人口创造出这样的增速，在令人咋舌的同时，也让人不得不抛弃关于“福利国家”的种种刻板印象，重新思考瑞典的经济发展引擎到底是什么？更加令人好奇的是，在大部分制造业大国都极其依赖化石能源的时候，瑞典工业又是如何将“消灭化石能源”的压力变成动力的？

打破新能源的固有印象：白大褂还是安全帽？

在位于斯德哥尔摩近郊的Fortum Värme 发电厂，瑞典方面展现了用以替代化石能源的一大法宝——生物发电设施。

据负责讲解的发电厂工程师马特斯·斯特伦姆伯格（Mats Strömberg）介绍，用于生物发电的主要是造纸业的“边角料”。得益于高达54%的森林覆盖率，瑞典拥有欧洲首屈一指的木浆造纸产业。然而，由于造纸厂只使用砍伐下的树木的主干部分作为原料，而树木的枝桠和树叶就被运送到发电厂，作为发电用的生物燃料。这些生物燃料通过海路运抵斯德哥尔摩，在海港卸货后经过筛选、储藏和运输，最终运抵两公里以外的厂房。此外，工厂还从其他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等国进口生物燃料。

斯特伦姆伯格称，截止到2016年，Fortum Värme 发电厂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过燃料生物质进行发电的发电厂。它不仅可以每年产生750千兆瓦时的电力，将瑞典的生物发电比例提高三个百分点，达到90%；还可以 产生“超值”的副产品——热能。生物质燃烧所产生的大量热能将以热水为媒介，在瑞典漫长的冬季输送到家家户户，作为供暖使用。据测算，该电厂每年产生的热能足以满足19万个普通大小的公寓房间的供暖需求。因此，这种类型的电厂又被称为热电联合型（Combined Heat and Power, 简称CHP）电厂

“这一点也让发电厂有利可图，事实上，这些热能的价格比电价还要高很多。”新能源专家、瑞典科尔图斯新能源公司的创始人罗尔夫·扬格伦（Rolf Ljunggren）表示。

谈及“生物能源”，人们惯常的印象是一片绿树蓝天，想到的从业者形象也多半是身着白大褂的科学家，而不是带着安全帽的技术工人。总之，这一切似乎是一幅后工业和去工业化的景观。然而，当走进Fortum Värme发电厂的园区，看到的却是轰鸣的轮机、巨大的厂房和铁制的深入地下的楼梯。眼前的景象，与其说是后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的“高新科技”，不如说是工业化时代强健的肌肉和骨骼。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这一切之下数十米处的见闻。

Fortum Värme发电厂共有两座地下储藏仓库，位于海平面以下20米，加起来可以储存近4000立方米的生物燃料。在这阳光完全照射不到的巨穴中，弥漫着木质的苦味和地下潮气特有的奇怪腥味。本以为不会有人在这里工作，结果却在巨穴的出口处发现几个穿着橙色安全背心的工人，手里攥着一摞表格做着某些检查。此外，在高出穴底数米处的一大堆生物燃料背后，一台挖掘机正在驾驶员的操作下前后移动，将堆积如山的生物燃料推到自己下方的传送带上，向着厂房的方向飞驰而去。

这些在巨穴里深耕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非常年轻，有些人的面庞甚至还带着几分稚气。这让人非常惊讶。

“本地的年轻人愿意来这工作吗，毕竟这并不像在IT或者金融产业工作那么‘酷’？”记者问斯特伦姆伯格。

“就我看来，本地的年轻人还是比较愿意来到这里工作的，不管是科技还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他们都很愿意来我们这里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更何况，我们的薪水也不错。”

两天以后，一家由斯德哥尔摩水务公司运营的垃圾处理站也给出了了相似的答复。当时，在一处闷热的车间里，斯德哥尔摩水务公司研究员乔纳斯·瑟兰德-吕克伯格（Jonas Selander-Lyckeborg）说，该车间负责对市民送来的化学品垃圾（如用剩的化妆品和油漆等）进行分类存放。

“尽管很艰苦，但这个岗位的薪水很有吸引力。”他说。

根据瑞典统计局的数据，电煤能源业的平均月薪为38576瑞典克朗，而垃圾处理行业的平均月薪为37059瑞典克朗。在计入统计的17个产业部门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高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大部分政府管理部门的水平。

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造就新能源大国

斯特伦姆伯格还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细节，Fortum Värme电厂的仓库在修建之初最早是用于储藏从波罗的海运进瑞典国内的石油。后来，随着生物能源逐渐替代石油的使用，仓储物资也从石油变成了生物燃料。

扬格伦还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原因，“瑞典能源业的特征是，大部分使用传统能源的发电用设施都兴建于很早以前，要想继续使用必须加以维护，而政府通过税收和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使得对这些设施进行升级的效益要低于投资新能源产业。这样政府就成功地引导市场进行了瑞典能源结构的转型。”

换言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关系，是瑞典能够在新能源领域屡屡取得突破的原因。

“市场不可信任，它需要规矩。”瑞典非政府组织“改革、企业家精神与可持续论坛”（Forum of Reform, 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英文简称FORES）的CEO马蒂亚斯·戈德曼（Mattias Goldmann）干脆地说。

这乍一看和他所在的机构的价值观唱反调，后者将“气候变化和其它环境问题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作为其课题之一。

戈德曼称，明确的规划和计划本身其实对市场中的竞争主体有利：“企业需要知道国家未来的动向，以此来制定长期的经营策略。这也就是瑞典政府确立的2030年消灭化石燃料、2050年消灭碳排放的长期目标为什么受到企业欢迎的原因。”

“因为这些目标不会只在现任政府任期内有效，所以企业们就不用担心如果换一个党派执政会不会更改政策，就会有更加确定的投资方向。”他说。

而反过来，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也使得政府在实现自己制定的目标时事半功倍。戈德曼表示，如果政府需要直接推动某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会事倍功半，并引起民意的反弹，但如果政府懂得聪明地引导市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比如，瑞典政府就成功地通过引入一套奖惩机制解决了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资金问题。这一套机制，简而言之，就是让排放量和污染量大的汽车来支付对清洁能源汽车的补贴。前者在被生产和购买时需要支付的高额税收被用来补贴给后者。这样不仅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成本，并且使得政府免于将原本用于医疗和住房方面的资金用于环境建设，这对提高可持续发展方案在公众中的接受度非常必要。

不过，任何环境治理政策都应该因地制宜。“比如，瑞典发展新型能源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国内没有大型石油公司。”他说，这使得政府在加征碳排放税、对传统能源消费提出更严格的限制时，不会面临过大的游说压力。

“不要模仿任何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