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帝国主义在东方：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辛亥革命110周年，2021年9月25日至26日，上海市历史学会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帝国主义在东方：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高端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国内著名科研院校的40余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以多元视角广泛探讨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层面的相关议题，充分展示了学界有关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线上线下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主持，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刘金华分别致辞。章清指出，本世纪初组织召集的“年代会议”以及《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论文集，曾经大力推进了学界有关1920年代的历史认识。本次会议将讨论范围扩展为“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而且进一步聚焦于“帝国主义在东方”这一主题，反映出历史研究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刘金华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她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召开本次会议，进一步研讨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议现场照片

本次会议邀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桑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天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三位学者作专题报告。

桑兵教授探讨了“帝国主义”概念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他首先指出，“帝国主义在东方”作为会议主题，包含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示“帝国主义”概念进入中国，进而成为国人认识列强、推动革命的有效工具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指用现有理论知识指认相关的历史事实。把“帝国主义”作为关键概念加以考察，要深入了解其中的渊源、流变、内涵、外延，然后才能用以研究历史过程。简言之，要处理好梳理历史和把握概念的关系，不能用概念简单勾勒历史。在此基础上，桑兵教授结合相关史料，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产生、传播及流变作了简要回顾和梳理。总体来看，“帝国主义”一词早在清季即已入华，不过除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外，最初并非负面概念。五四前后，“帝国主义”一词虽成为指认列强侵略扩张的重要标签，但多属个别现象，甚至五四运动也没有正式提出反帝的政治口号。一般而言，直到此时“帝国主义”概念仍非完全负面，也不能将帝国主义简单等同于外国列强。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人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源自欧美列强和日本的压迫，但革命矛头仍主要指向国内的官僚军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接受了苏俄列宁式的帝国主义论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世界革命说，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目标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瓜分，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1925年，以反帝爱国为旗帜的五卅运动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国内出现反帝自觉。因此，严格地说，中国的反帝运动直到五卅运动时才开始。此后，围绕“帝国主义”引发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用反帝观念考察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反帝与排外的关系、反帝与利用列强间矛盾的关系、反帝与反法西斯的关系等，凡此种种值得进一步研究。

杨天宏教授围绕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有关论争进行深入解读。他指出，1920年代，中国思想政治领域发生了“仇友赤白之争”的论战。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有赤色的吗？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还是朋友？“正方”认为，“赤色帝国主义”不符合“帝国主义”的通行定义，苏联已废除资本主义，不存在作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不仅如此，苏联坚持反帝立场，支持弱小国家及民族的革命，是中国的朋友，所谓“赤色帝国主义”旨在转移国人反帝斗争的方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实施分共政策。1929年，中东路事件。“赤色帝国主义”再度成为国人关注的问题，但“正方”已近乎失语。他认为，尽管这次论争告一段落，但仍留下诸多问题有待思考。首先，1925年是民族主义盛行、反帝呼声高涨之时，也是中国面临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削弱之时，这种侵略与反抗之间的负相关现象应如何解释？其次，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势必将苏俄的压力引向中国，分散中国打击主要敌人的注意力，这一立场究竟对谁有利？此外，他结合近代以来中俄关系的长程发展，进一步梳理了俄国在华形象的变迁历程。甲午战争后，清廷实施“联俄制日”策略，标志着中国联俄的开始。巴黎和会后，苏俄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赤色帝国主义”被视为虚构。中东路战争后，又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直至日本全面侵华，苏俄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定盟友。建国后，苏俄一度被视为“老大哥”……其间曲折包含丰富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和深刻思考。

唐启华教授认为，值此华盛顿会议召开百年之际，当今世界又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必要梳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远东国际关系的深刻联系，进而立足民国北京政府和英国视角加以审视，为既有认识提供宽阔视野，也有助于理解当下的远东国际秩序。他指出，各国学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认识见仁见智，而且百年来与时俱进。例如，共产国际和前苏联视其为“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的分赃体系。美国学界早期认为，华会后美国旨在遏制日本势力、固化远东秩序。“二战”后，“美日合作论”者认为，美国用经济力量将日本拉入自身领导的世界秩序，视为对日合作的胜利。1965年，入江昭所著《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提出，美国的新外交主张以经济合作调和列强利益，建立远东集体安全机制，并援引国际体系理论，指出各国外交政策均受外在体系因素的制约。嗣后孔华润、柯伟林等学者又迭出新见，或者从后冷战视野检视1920年代建构跨越国家、文化新秩序的努力，或者强调中国在新国际体制中的重要性。日本学界早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着重检讨日本的帝国主义性质。1970年代，细谷千博强调华会体制是日、英、美三国协调的东亚国际政治体制，但因苏联革命外交、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反华会体制派等不安定因素，导致这一体制崩坏。近年来，久保亨、小池圣一、服部龙二、川岛真等年轻一辈学者，分别从亚洲民族国家发展、史学史、东亚国际政治、中国外交等角度重新审视，刷新了有关华会体制的认识。相对而言，北京政府和英国的角色较少受到重视。他强调，北京政府虽政局动荡、内斗不断，但仍是当时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而且北洋外交也有优异表现，尤其推动“修约外交”，获致相当不错的成果。英国虽在一战期间国力损耗严重，但仍是世界大国，在中国及远东拥有庞大利益，其外交政策灵活实际，实不可忽视。如果相关研究加入以上视角，有助于提供拓宽既有认知。

研讨议题之一：国民革命在北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建伟讨论了1928-1929年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指出该党部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而由地下走向公开，但自始就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方面党部之内矛盾丛集、纷争不断；另一方面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并且公然挑战中央权威，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其间，又有改组派等多方参与其中，致使党潮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北平党务乱象。报告认为，这一案例颇可反映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由地方实力派实际掌控区域的典型样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探讨了丁家党与北方国民革命的历史关联。她指出，由于国民党地域色彩浓厚，国民革命又是从南方兴起、以北伐为中心的民族革命，使得北方国民革命呈现出不同面貌。她分析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北方党务负责人丁惟汾的生平、性格和特点，兼及作为“丁家党”的丁氏子弟和革命同仁的相关情况。报告认为，丁家党体现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连续性，成员虽政治立场不一，但有共同理想和特征，为研究国民革命提供了不同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着重研讨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前后的司法人事延续问题。1927年前后，北京政府司法官员大量进入南京政府，出现“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这一趋势虽有利于延续北京政府司法基础、实现司法工作平稳过渡，但也造成司法人员反对国民党理念、甚至反党，司法系统无法成为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等问题。南北政权鼎革与司法人员流动，不仅涉及敌对政权之间的人事关联，也可反映国民党政权实为庞杂混合体的特点。

研讨议题之二：观念认知与话语建构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李里峰对中共早期的国际认知和国耻论述作了系统回顾，认为中共早期以《向导》周报为主要阵地，对《辛丑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等国耻事件进行系统报道、广泛宣传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中国革命的敌友谱系。中共“国耻”论述表现为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长。从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中共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思宇围绕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九七”运动作了深入解读。这一运动系由中共为铭记辛丑条约之耻而组织。中共尝试创设“九七”这一时间节点，型构仪式性的运动，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九七”运动与局势息息相关，尽管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但往往与政治运动相关联，旨在增加政治意味。“九七”运动适逢中共反思组织弊病，嗣后中共开启内部“大革命”。报告认为，透过“九七”运动可以更好理解中共的运动文化、组织文化，以及与其他势力的互动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勾勒了帝国主义在江南地区的认知史，认为现代中国既有对无所不包的大革命的向往，也有对苏联作为理想国家形态的憧憬，两者构成了帝国主义的认知环境。江南提供了认知帝国主义的区域性触媒，如国民党改组后在江南的党务拓展、江浙战争造成的军阀合法性崩塌、五卅运动引发的江南人士对帝国主义的“亲历亲闻”。各种中间渠道如地方性报刊、小册子及演说、集会、私下讨论构成的“有声世界”，引发了独特且深入的区域性帝国主义认知。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月峰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国的新文化方案入手，指出梁氏曾有一整套国家改造计划，主张以文化改造国家，同时改变国民心理和政治经济制度，以应对民初以来“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的困局，较之早期新文化运动侧重国民性改造更进一步。梁氏不赞同“欧化”、“俄化”或“复古”倾向，强调“决非先有预定的型范”，希望化合中西文化、吸收社会主义精神，主张中国文化更多参与“再造新文明”的试验过程，在旧文化基础上养成新的国民心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湛晓白从清末边疆语文教育展开，分析了其中的国家建构与身份认同问题。报告认为，清末新政时期，汉语文作为统一国家语言文字，之所以在语言、文化迥异的边疆地区得到普及，源于这一举措满足了熔铸国民、促成国家统一、配合宪政的国家需求。不过，清末边疆地区的语文教育在服务清廷国家需要、彰显工具性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认同问题有所勾连，体现出新型的民族国家理念、民族主义意识和传统族群观念的杂糅。

研讨议题之三：1920年代的中国与日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围绕日本两次“东方会议”的召开，深入研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一战”结束后，原敬内阁为应对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5月16-25日召开第一次东方会议，讨论日本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政策。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为应对中国国民革命形势，于1927年6月27日-7月7日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主要讨论日本的满蒙政策，嗣后有所谓“田中奏折”之出笼。报告认为，研究两次东方会议的关联和比较，有助于探讨19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历史特性以及日本从协调外交走向自主外交的必然轨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分析了1920年代日本在山东地区的势力分布，指出1922年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山东悬案”得以解决，但所谓“山东问题”仍然存在。日本通过增设在鲁使领馆机构，不断加强对山东的全面监控。日本在鲁公民人数之多，在中国各省居于前列。横滨正金银行等日系银行控制山东地区货币流通、关盐税收、铁路收入等。日本从山东撤军后，仍保持严密的军事钳制，注意控制山东地区的铁路干线。综观1920年代，山东是满蒙之外日本在华扩张最重要的省域，藉此可增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中日关系的既有认识。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郭循春详细梳理华盛顿会议前后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演变逻辑，强调华会前夕日本陆军一度积极参与会议准备工作。随着会议期间日本外交形势急剧变化，陆军对美态度恶化，并对日本政府“协调外交”深致不满，最终引发旨在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协调主义，寻求控制乃至占领中国的“1924年对华政策纲领”的制定。华会后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既是1920年代后半期陆军对华政策的来源，也为1930年代陆军对华行动埋下伏笔。

研讨议题之四：1920年代的中国与欧美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肖如平、丁书颖选取英国费克斯公司与民国北京政府的飞机贷款合同这一典型案例，探讨外国资本在中国早期航空发展中的角色和影响。在费克斯合同的订立和实践过程中，英国企业和政府存在认知差异和立场矛盾。英国企业立足市场和商业逻辑，推动政府支持大规模飞机定购和航天开发合同。英国政府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更要直面国家政治体系和中国内政问题的冲击。费克斯合同的推进过程，反映出民国北京政府发展航空事业的问题和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深入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英国对在华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的监视和评估，认为五四前后英国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华传播的情报总体是不完全、不准确的。英国将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整体，而且以英联邦为监视范围，并不限于中国。英国立足远东国际关系和英国在华利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监视，旨在防范俄国革命发生连锁反应。通过这一视角，也有助于从侧面理解中共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真实情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毓斐围绕1923-1924年民国广州政府争取粤海关关余问题展开研讨，指出美国政府一改早期冷静态度，日益突显强硬姿态和主导作用，利用在华通信体系密切留意局势发展，甚至动用武力加以威慑。相对而言，在粤美国人流露同情态度，为关余问题交涉提出“中间方案”，并为美国政府提供第一手信息。最终，经美国驻华公使调停，列强采取部分妥协立场。关余问题的不彻底解决，对嗣后广州政府外交转向和美国政府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徐高利用英、美等国外交文件，对于五卅前后英美两国在华的合作与分歧进行初步讨论。由于英国在华利益广泛而深厚，五卅以后首当其冲地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攻击对象，因此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对中国的反英情绪抱以警惕态度。美国的对华政策则以现实主义为旨归，尤其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作用，避免承担针对英、日两国的排外压力。整体而言，英美两国的对华政策兼有分合，特别在具体问题上时有分歧，但均有本国利益考量蕴含其中。

研讨议题之五：概念建构与革命动员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熊玉文的文章讨论了“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报告首先辨析华报与外报、在华英美报刊与日本报刊的立场区别，指出巴黎和会期间在华英美报刊对亲美和反日宣传、中国提案、中国代表团筹建均有影响。五四前在华英美报刊通过消息披露和议程设置，达到心理冲击和运动动员效果。嗣后在华英美报刊因利益关切采取遏制态度，但具体举措各不相同。总体而言，在华英美报刊在内幕揭露、热点追踪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对中共三大前“统一战线”概念从共产国际传入国内的脉络以及党内外的认识表述进行梳理。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统一战线”仅为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内的联合或统一，后来明确为阶级外的“统一”与阶级内的“联合”。中共二大议决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而非“统一战线”，或为表达中共作为独立政治体的地位，并减弱“统一”引起的国共两党的误解。同时，中共以外的团体人物如何认识“统一战线”、用“统一战线”表达自身主张也值得进一步研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聚焦清末民初报刊媒介和五四以后苏俄、共产国际等外部力量如何形塑近代中国的“国民意志”、新型革命政党如何成为“国民意志”真正主宰者的历史过程。报告着眼“国民”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传布和流变，指出清末民初这一概念受到报界的积极宣传，多用以表达时人对未来中国人政治人格的“理想期许”。到了1920年代初期，在苏俄“东方革命战略”影响下，“国民”才被赋予“民族革命”和“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内涵。“国民革命”不仅表达出中国人的民族解放诉求，也隐含着苏联政府主观上的国家利益诉求。

研讨议题之六：局部视野中的国民革命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集中探讨了自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协防委员会的流变过程。该会前身是小刀会起义时上海租界的自卫组织，太平天国运动后成为工部局下辖的常设机关，旨在维护外国租界安全。报告重点梳理该会自五卅、北伐以至“一·二八”、“八·一三”事变的应对举措，展现1920-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协防”体制的内部肌理和崩裂过程，以此弥补既有研究偏重大国角力、忽视作为多方矛盾焦点的上海内部城市安全机制的不足。

上海大学文学院王敏深入讨论了五卅运动中的工人罢工维持费问题。报告指出，尽管工人运动领袖广泛进行罢工动员，但因缺乏稳定经费而无法解决罢工工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致使罢工维持费短缺引发的骚乱时有发生，这也是罢工运动无法持续的重要原因。罢工维持费问题表明，罢工运动领导者对上海的政治权力结构缺乏认知，盲目追求反帝运动声势，未能制定符合工人利益诉求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揭示出罢工维持费与上海罢工运动乃至五卅运动整体走向的密切关系。

圆桌讨论

在圆桌讨论环节，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桑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天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义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与会学者先后发言。

桑兵充分肯定本次会议的议题价值和研讨成果。他指出，现有研究存在偏重五四、忽视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倾向。帝国主义问题牵涉到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展开研讨。他认可本次会议鼓励切磋交流的时间安排，提出应该鼓励“开长会”，特别是控制报告时间、增加讨论时间，有助于参会学者充分发表意见，并帮助报告学者检视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杨天宏详细梳理了近代国人的帝国主义认知及其变化。他认为，“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经历过“以褒为主、褒贬共存、以贬为主”的认知变化过程。清末民初，时人对“帝国主义”心向往之，他们寻找甚至制造“帝国主义”在中国早已有之的例证，并对中国重返帝国时代充满期待。这一现象导因于日文及经由日本译介的西文文献提供的思想资源，也离不开国人追求富国强民的现实需要，主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提供了学理基础。“一战”后，国人对“帝国主义”发生由“爱”到“恨”的根本转变。究其原因，国人将“帝国主义”视为战争根源，同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传入中国，国人认同“帝国主义”是积贫积弱的关键，反帝成为各党派团体的一致呼声。他强调，所谓“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出于建构，时人知之甚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若干核心问题。首先，清末民初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褒义理解有无事实根据？其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吗？所谓“后帝国主义”时代又如何理解？再次，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主要来自外部还是内部？最后，现有研究是否已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复杂内涵？

唐启华首先回顾百年来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深刻变化，从一度积贫积弱、深受列强欺侮到现今崛起为世界大国，这一历史巨变令人感慨系之。他回忆自己早年从事北洋外交史研究的学术生涯。唐启华早年负笈英伦时深受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影响，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北洋外交史的研究道路。尽管《帝国主义之后》在论述范式上稍显美中不足，但入江昭的这部成名作的研究视角在海内外学界仍有重要影响，而他本人也曾深受此书启发。唐启华指出，此次与会的年轻学者在史学研究的基本功、语言能力、档案运用等方面表现突出，但也存在“见小不见大”、“见树不见林”等共性问题。他表示，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外交史研究就应成为大国之学，为国家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软实力支撑。年轻学者要跳脱出民族主义论述习惯，更多思考世界体系如何运作、如何提出崇高而有号召力的外交理念等问题，继续打开视野、提升层次、作出贡献。

吴义雄结合本次会议主题，分享自己有关“帝国主义”的思考和看法，同时提出若干重要问题。首先，“帝国主义”和“世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如果“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过由褒到贬的认知变化，国人对“世界”是否也有过类似的认知变化？这两种认知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其次，对于“帝国主义”的实际内涵，各国学界的看法不同，中国学者习惯视为一种实体或若干国家，而海外学界更多用以指称对外政策或国家行为，究竟如何定义“帝国主义”？再次，“帝国主义”存在单数和复数的分野，既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也可以具体到若干国家。如果立足复数的“帝国主义”，牵涉到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表现、近代以来的对华影响孰轻孰重等相关问题。最后，“帝国主义”存在不同形态，传统研究大多从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层面入手，而“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有关研究相对薄弱。由此后者是否独立存在、抑或与前者并驾齐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张俊义表示，目前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比较深入，而1920年代仍有诸多历史空白有待填补。他从外交史研究着眼，指出在这一时段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遇，多股思潮和政治力量交汇于中国大地，因此研究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需要更为宽阔的视野，由此才能揭示出更为复杂的面向。

汪朝光指出，近代中国和帝国主义发生诸多纠葛，因而具有较为突出的研究意义，值得进一步展开研讨。他同时强调，尽管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有着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但帝国主义也不是笼罩一切的，相关研究需要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纳入考察范围。

金光耀认为，本次会议聚焦“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为深入考察帝国主义问题提供了有益启发。一方面，要从外部视角关注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内部视角分析国内政治。他从1920年代的内政和外交出发，同时结合近代中国的长程历史，进一步指出内政和外交存在紧密关联，中国对外关系往往与国内政治有着诸多联系，主张用更为广阔和动态的视野考察帝国主义问题。

会议期间，《历史研究》编辑部焦兵、刘宇，《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胡永恒，《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吴志军，《学术月刊》编辑部周奇，《史学月刊》编辑部赵广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张旭鹏，上海大学文学院廖大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宝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可等专家学者先后主持研讨或参与评议，他们为与会学者的报告提出诸多意见建议，也为本次会议的顺利举办提供大力支持和指导帮助。希望本次会议进一步促进帝国主义研究的稳步发展，不断增进对192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