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孟加拉国的气候故事；非洲-法国峰会意义何在

孟加拉国成功的气候政策

在半世纪前的1971年，孟加拉国在毁灭性的气候灾难中赢得了独立。就在独立前一年，波拉飓风造成了多达50万人的死亡。这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飓风之一，其人员伤亡因巴基斯坦政府严重不足的反应进一步放大。面对当时的东巴基斯坦提出了新的独立要求，军方发动了残酷镇压和种族灭绝。在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中，数十万人被杀害，20万妇女被强奸，600万房屋被损毁。

以此为开端，孟加拉国在众多发达国家中的想象中一直是贫困和潜在危机的典型，并被作为如果不解决气候变化全球贫困地区将会面临的灾难的警告。然而近日，亚洲科技研究院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系的孟加拉裔讲席教授Joyashree Roy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Roy指出，尽管该国的低海拔和高人口密度确实使之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将其视为等待中的气候危机受害者的叙事几乎完全是错误的。自争取独立以来，孟加拉国代表了一个成功的故事，展现了自决在发展和气候政策方面的力量。

孟加拉国能源

对于孟加拉国近年发展的准确讲述应该从天然气开始，该国国内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是其现代化的驱动力。1974年，政府对国内能源资源进行了国有化，但并没有将天然气销往海外，而是选择保留了大部分天然气。当局也没有将天然气用于人们的家庭消费，而是将其用于发电以促进工业增长、发展化肥产业、灌溉供水以及水泥生产等活动。

这些举措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惊人扩张，到2019年，孟加拉国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并成为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的重要出口国。其经济增速目前位居南亚第一，而由于天然气占到了该国能源使用量的60%，它要比很多邻国都更环保，比如主要依靠煤炭的印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孟加拉国的极端贫困率和婴儿死亡率在1990年至2016年间下降了约70%。预期人均寿命仅比美国少7年。世界银行在2015年对孟加拉国的进步表示了认可，将其提升为“中低收入”国家。

孟加拉国还通过改进预测、公共社区培训、教育活动和基础设施投资来适应气候变化。因此，波拉之后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在近年来下降到了两位数或三位数。这些伤亡数字仍然是悲剧性的，但与半世纪前令人惊骇的人员伤亡相比已有巨大改观。当然，这些适应的努力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恶化的情况下，但孟加拉国为自己争取到了在不影响人民需求的情况下进行能源转型的时间。

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增长模式都是对国家发展机构、善意的非政府组织和全球环保组织的建议的公然冒犯。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批评该国在能源等部门采用的补贴，淡化这些补贴与国内天然气使用相结合给孟加拉国经济带来的好处。其他组织则敦促各国经济和能源部门的多元化从而减少碳排放，通常鼓吹投资“更绿色”的能源部门以及逐步淘汰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更多声音主张对于想要在全球变暖中存活的低洼国家而言，必须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削减能源消耗。

然而这类一般性的建议在过去对孟加拉国就没有太大意义，在未来则可能离题更远。一方面，尽管该国有水力发电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社区迁徙；风能和太阳能的潜力也有限：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丰沃且粮食生产必须的，未被农业使用的土地很少。此外，为了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在全国范围内提高生活水平，孟加拉国需要生产和消耗更多能源，一些人想象中的能耗削减是不现实的。

简而言之，孟加拉国证明了为什么国际层面的优先事项在当地并不一定合适。对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而言，问题不应该是如何尽快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是如何最好最清洁地利用它们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优先考虑有效使用国内剩余的天然气储量，并设法利用该部门的基础设施、资源和知识来开发适合当地情况的清洁能源，例如地热和氢能。地热在很多国家被用于供热和发电，但它在全球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并不高，主要原因是因为所需基础设施的高成本。但Roy与同事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利用石油天然气勘探井和枯竭井进行地热供暖和发电正在成为可能。而在20世纪中叶首次成为能源工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氢能最近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潜在替代品重新受到了关注。和地热一样，孟加拉国现有的基础设施有可能以多种方式重新用于支持氢经济：世界上已有一半的氢是由天然气制造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投资，但拥有发达的天然气部门的孟加拉国有机会逐渐转向地热和氢能，并且以同时符合发展和气候要求的方式。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这两方面的迫切性同等重视，而实现这种平衡最好的角色是当地的。

自波拉飓风以来的50年间，孟加拉国凭借天然气开辟出了一条发展道路，快速偏离该道路将导致该国的化石燃料资产，并损害其来之不易的主权和发展成果。对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化石燃料不能在一夜之间被抛弃，至少不可能在任何称得上可持续或公众的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框架内实现。欠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应该和它的能力相匹配，而不是盲目求快，也就是说，可负担的、丰富的能源服务及其带来的相关的人类发展和经济进步不能因为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而被放弃。

Roy最后指出，将有多种与发展要求、地方历史、治理方式以及资源禀赋深度相关的转型模式。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做出选择，主权必须被尊重，发展中国家必须被允许建立他们需要的科技、基础设施和机构来规划自己的道路。

“重启”还是泛非？

几位“非洲更新集体”（Collective for the Renewal of Africa）的知识分子一起撰写了《马克龙的非洲政策仍然根植于法国殖民主义中》发表在《雅各宾》。

法国-非洲峰会的意义何在？1983年10月，托马斯·桑卡拉提出了这个挑衅性的问题。这位布基纳法索的国家元首和革命领袖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承认，他没有满意的答案；至少对他来说，这种与老牌殖民国家的会议显然不是讨论非洲自身问题的最合适论坛。

尽管桑卡拉提出了批评，讲法语的国家元首——逐渐有来自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同行加入——继续进行着这种仪式。该会议最近被重新命名为“非洲-法国”峰会，无疑是想撇清与殖民历史的关系。

在刚刚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的非洲-法国峰会，这个前殖民者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创新：没有非洲国家元首参加，而是引入了“民间社会”，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选择的非洲知名人士。但是这远不是巴黎对非洲说三道四的结束，而是应该被理解为法国日益受到挑战的霸权主义的最后一搏。

2021年10月8日，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召开非洲-法国峰会。

尽管非洲大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法国在非洲法语区却从来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这是因为它从来就不需要一个。相反，它一直设法维持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控制。

作为传统外交政策的替代，法国在与前帝国打交道时长期使用命令和禁令。这始于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位于刚果）会议，尽管会议本应讨论所谓法属非洲的未来，但却没有非洲人出席。此后，对于非洲法语区来说，法国一直是讨论民主（1990年6月）、安全问题（2020年1月）、发展融资（2021年5月）等问题的首选之地。此外，几乎所有联合国关于非洲法语国家的决议都是由法国影响或发起的。

这些不对称的关系越来越让非洲人民无法接受，2021年3月塞内加尔民众起义期间对法国经济利益的攻击以及民众对法国在马里军事存在的抗议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法国官员和主流媒体误称为的“反法情绪”之外，巴黎在其非洲“后院”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以及来自俄罗斯（特别是在中非共和国）和土耳其等其他大国的军事和外交竞争。在法国方面，这些情况引起了一种失去控制的感觉，以及对非洲大陆未来的某种忧虑。

维持帝国霸权的传统机制已经达到了极限。军事干预，例如在马里的失败的“巴尔赫内行动”（反恐行动），成本高，没有结果，而且在非洲越来越不受欢迎。宣布从马里“撤军”——实际上是对干预行动进行重组——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同样，巴黎支持的少数派统治者和非洲人民自己的愿望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与效忠的国家元首结盟，如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货币区的虚假“改革”——2019年12月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内·瓦塔拉与他的法国同行一起宣布的——正在加剧对法国的不信任和怀疑。最后，这些领导人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向敌对大国开放其经济，只要这些大国愿意提供所需的融资。

要说现任法国政府的非洲政策固守其镀金的过去，是老生常谈，从马克龙最近在乍得政变所支持的一方就能看出。但马克龙的非洲政策确实具有独特之处，右翼智库蒙田研究所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将其描述为“重启”。

在形式和修辞上，对巴黎来说，“重启”包括放弃其禁忌，采用“打破禁忌”的话语，并配以“透明”战略。改善法国在非洲形象的愿望是最近某些“象征性”措施的根源：计划归还某些被掠夺的文物，暗示承认法国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中的责任，以及“促进”开放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档案和与托马斯·桑卡拉被暗杀有关的档案。

就其实际内容而言，“重启”是依靠法国企业家和创业公司带头的“非洲现实主义”。蒙田学院坚持认为：“’重启'话语应促进法国公司进入非洲市场"。除了传统的政治支持外，经济影响也在重新获得重视。这无疑是2017年成立法国非洲总统委员会的动机之一，该委员会是由主要来自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咨询机构。

上周在蒙彼利埃举行的非洲-法国峰会将正式确立马克龙政权与非洲“民间社会”之间的联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法国总统要求喀麦隆学者、政治理论家、公共知识分子Achille Mbembe召集一个据称代表非洲大陆人民的人物小组，重塑非洲和法国的关系。然而，在接受这项任务时，Mbembe和他的小组疏远了许多非洲知识分子，很多人指责他是背叛的知识分子，他不得不在法国媒体上反复为自己辩解。

在殖民时代，法国从“适当的”解放运动中挑选对话伙伴。独立后，“好的”总统和政治领导人得到提拔，而“坏的”则被赶下台，或在巴黎的支持下被暗杀。

今天，法国总统府和外交部所“接受”的非洲知识分子的形象，一方面包括那些对在大陆范围内部署新自由主义逻辑没有明显反对意见的人。另一方面，它包括那些像Achille Mbembe一样，与反帝国主义保持距离，甚至建议法国应该组织一个旨在在中非建立民主的“大过渡”。这些知识分子在西方获得了声誉，其基础是西方公众乐于接受的经过净化的话语——但他们往往拒绝接受围绕泛非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这两个原则建立的非洲知识分子传统。

好消息是，“第二次独立”的斗争正由泛非主义倡议者推进，如非洲替代报告（Alternative Report on Africa）和非洲更新集体。2021年5月出版的《非洲替代报告》第一期题为《面对全球化的非洲社会的主权》。非洲复兴集体于2021年4月启动，汇集了一百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艺术到科学。正如其宣言中所述，其目的是培养语言多样性，同时致力于“出现一个真正独立和自主的非洲，努力实现一个以真实的人文精神和普遍团结为标志的未来”。

一个曾在内政部处理难民资格申请的官员写的匿名信

最近，《卫报》发表了一个曾在英国内政部处理难民资格申请的官员写的匿名信，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状况。内政部正在使难民失望。对痛苦的漠视，是部长领导层严重失职和整个社会缺乏关注的直接症状。以下是他的陈述：

“你想看看吗？”，在我说“不需要”之前，这名男子掀开了他的衬衫，向我展示了一个丑陋的疤痕，他声称这是AK-47步枪的枪伤。与内政部决策者面谈的许多庇护申请者一样，很明显有什么东西伤害了他，但不可能确定是什么造成的伤害。这名男子坐在那里，颤抖着告诉我，他很害怕回去，害怕面对那些他声称袭击他并杀害他家人的人。有必要评估他的故事的其余部分，以作出决定。

评估寻求庇护者的申请意味着每天都要在人类痛苦中进行筛选。内政部这样做是为了确定申请者是否可以留在英国，或将被迫返回原籍国，并可能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在我最近担任决策者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到了不合理的管理压力，这使得工作人员越来越难以坚持对申请者的照顾义务或对庇护案件作出正确的决定。这导致了一支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员工队伍——他们很可能会犯错。

在面试申请者时，我们听到了各种可以想象的暴行。在决定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在复杂和神秘的案例法和指南中抉择。内政部的庇护决策者在公务员系统中的级别与就业和养老金部的官员相同。除了在工作中接受的培训，他们不需要接受正式的法律教育。在头几周，我们的培训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将被期望产生更多的拒绝，而不是批准：这是管理人员判断我们成功的标准之一。

使这些挑战更加复杂的是，内部目标激励员工做出越来越多的决定，导致决策者牺牲质量，无法保护弱势客户。我们的常规目标是每周四到五个“事件”（events）；一个事件可能是一次面试，或者一封批准或拒绝信。管理层催促我们超过这些目标。其中一个例子是，有一条信息告诉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加班加点处理大量积压的案件——希望他们在一天结束前至少拿出一份完整的决定书。

在拒绝的情况下，决定往往超过5000字。要求人们在一个工作日内把相当于详细的法律论证与传记结合起来，往往涉及到背景和参考几十个来源，同时还要注意客户的其他需求，这是自找麻烦。

同事们常常简单地抛弃棘手的案件：如果决策者已经超负荷工作，他们会把多余的案卷放回案件库（被称为“堆”）中。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同事们对他们的面谈质量没有信心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重要事实”——申请人陈述的关键细节——没有被正确地询问。最终会指派另一名官员，但在此期间，申请人将被置于困境之中。旨在确保客户及其家属的风险——如自杀性思维或其他精神或身体健康问题——得到确认和解决的保障表格，有时会没有得到更新。

缺乏问责制意味着决定信可能包含严重的错误，包括明显的事实错误。我看到有的信中粘贴的判例法与申请人的国家完全不同。我读到了不正确的参考资料或纯粹错误的论据来证明拒绝的理由，如引用过时的政策文件。我只能想象申请人和家属的愤怒和困惑，他们发现一个决定他们未来的决定，而且是“代表内政部长”签署的决定，竟然包含这些不准确的内容。

疫情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当管理人员引入在线庇护面谈时，同事们抱怨他们无法清楚地听到申请人的声音；这一问题在数周内仍未得到解决。成堆的文件夹，每个都代表一个申请人，需要进行扫描和数字化。数以百计的案卷被贴错标签或无法打开；纠正文书错误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我认为，内政部目前对痛苦的漠视，是部长领导层严重失职和整个社会缺乏关注的直接症状。我们办公室的内联网上贴满了部门的宣传品，我们的部长Priti Patel在内政部员工旁边咧嘴笑着，据说是在制定“人民的优先事项”——这些优先事项显然不包括获得适当的住房，或解决纳皮尔和佩纳利营地（Napier and Penally barracks，安置寻求庇护者的营地）的条件，或对寻求庇护者中的自杀事件作出适当的反应。

内政部说：“我们绝对拒绝关于我们未能保护弱势寻求庇护者的说法。所有庇护案件都是逐案评估的——高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新决策者100%的决定都会被检查，直到被认为是完全有效的——我们继续随机抽查一定比例的决定，以确保标准得到保持。”他们还说，所有庇护决策者都接受保障培训，并对保障问题进行适当评估。

但从我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庇护系统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确保提供一致和公平的服务，将寻求庇护者的安全视为最重要的道德义务。这需要大量的额外投资。

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更多的决策人员，改进培训，一个不同的目标系统，以及最重要的是，一个彻底执行的问责制度。可悲的是，我认为现任政府没有机会贯彻这些真正的优先事项，因为它对迎合反难民的敌意比向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