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两岸经贸关系格局及约束条件

由于广泛而深刻的原因，台海两岸的经贸关系兼有巨大的潜力和现实的阻力两大特征，很难用简单化的经济观点来予解读。平心而论，近40年来保持了两岸政策连续性的是大陆一方。

1979年的两岸贸易额仅0.77亿美元，堪称微不足道。到2014年，两岸贸易额飙升至1983亿美元。然而2015年的两岸贸易额却下降至1882亿美元。总体而言，是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而非大陆的两岸政策，更多地影响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国大陆现在是1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52个。人们只要看看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排名，就会在第一方阵里发现需要详加说明的面孔。鉴于美国和中国分别以17.95万亿美元和10.98万亿美元位居2015年各国经济总量第一、二位，合计占当年全球GDP总量73.17万亿美元的近40%，而且中美之间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因此中美两国之间近5600亿美元的贸易额，无疑就具有衡量经贸关系规模的标尺意义。

在中美之间庞大贸易额的标尺之下，人们转而发现，中国香港以3436亿美元位列中国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以2785亿美元列第三，中国与韩国的2758亿美元列第四。而台海两岸之间的1882亿美元的贸易额位列第五，不仅超过了中国与德国1568亿美元的规模，以及与澳大利亚的1140亿美元，更远远超过了中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之间的贸易额。

以港台地区各自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指标看，它们与大陆的贸易规模如此之大，是否有道理？如果有，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临界点又在何处？

在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框架内，大陆与香港的经济联系之紧密，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内经济关系。可资比较的经济关系还体现在完全属于国内市场的西藏地区。西藏的财政支出占其GDP近七成。也就是说，西藏的GDP中有约七成变成了财政收入，这是脱离了经济常识的数据。究其原因，显然是中央政府和沿海省份对西藏保持了强大的财政转移支付。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的让利特惠安排当中，转口贸易的分量是很重的。其中也包括了台湾地区经香港输入大陆的巨额转口贸易。无论其中的获利部分在香港的分配是否公平，与大陆惊人的贸易额都有一定道理，而台湾经济亦从中获利颇丰。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一个中国”的政治条件，大陆与港台的经贸关系就是另一回事了，将会下降到正常的经济知识所能预期到的很低水平。

毫无疑问，台海两岸经贸的政治基础远不如大陆与香港的框架牢固，是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主要障碍。对此，不偏不倚的观点需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前景不一定非要依赖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这个没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一中”的政治基础垮台，那么大陆有能力让台湾经济发出尖叫声，这同样没有问题。

台湾地区人口略多于2300万，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以台湾的经济现状、文明水准看，它作为世界公认的发达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台湾在民主指数固然能得到方面高分，但其两岸政策中政治智慧的含量还有待历史来检验。可以肯定，两岸关系的基本约束条件，正是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文化。以这种文化的强硬，至少不能允许打通以下逻辑：台湾从两岸经贸关系中大获其利，反而助长“台独”政治发展。

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台湾在威权政治的监护推动下，创造了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的经济奇迹。随后经济减速至200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年二季度负增长。在此压力下，台湾于2010年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妥善地落在“两岸一中”的政治框架内。在这个过程中不容忽略的事实还包括，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奋力推动的“经济南下”政策，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成果。

考虑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除了政治基础，也不能离开大陆在改革开放时代卓越的经济增长。否则相关考量将很不全面。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到2003年才越过一千美元大关，2015年已达到八千美元的水平。以大陆的经济体量看，如此壮观的经济表现当然会重绘世界经济版图，也会强力重塑两岸关系格局。目前，大陆的经济规模按美元计，是台湾地区的35.5倍，这还不算美国坚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偏低的问题。因此，十多年前两岸人员交流时台方的“富人优越感”如今已荡然无存。改由“政治制度先进”的优越感替代了。

在现状层面算算细账是必要的。2014年台湾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686亿美元。问题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两岸经贸往来在台湾的外贸总额中占有多大分量呢？

根据国台办发言人提供的数据，2014年两岸经贸额1983亿美元当中，大陆向台湾出口463亿美元，从台湾进口1520亿美元。这意味着台湾从中获得了1058亿美元的顺差。2015年大陆对台湾出口449亿美元，从台湾进口1436亿美元，台湾再从中获得顺差987亿美元的顺差。这千亿美元上下的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的外贸非常依赖与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大陆，也意味着如果没有“两岸一中”政治条件决定的经济利益格局，那么台湾在面对日本的约250亿美元、沙特约1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时，将畏之如虎。甚至可以说，两岸经贸关系的现状间接有利于提振日本的经济出口。

人们都同意，台湾地区的服务业有一定优势，其产值占岛内GDP近七成，从业人口占近六成，符合发达经济体的一般特征。然而进取的台湾人士对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倒退至27位深感焦虑，更对新加坡（18位）、韩国（12位）、中国香港（16位）与中国大陆市场的关系了如指掌。于是有了2013年6月在上海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理论上是相互开放服贸市场的，但大陆的市场规模要大得多，况且大陆对台开放市场共计80多条，台湾对大陆开放仅64条。明摆着是大陆向台湾开放让利。

但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被青年人以放肆性民主运动的方式冻结搁置，使大陆民众对台湾多元政治景观的浪漫主义看法有所反省。其实，协议签署九个月后，岛内爆发所谓“太阳花运动”。最初大陆民众都搞不明白，这场狂热的运动为什么要反对让台湾经济获利的两岸协议。不过人们很快便知晓，“太阳花运动”半自发半煽动的特点，还真不配为民主政治争光。它既未产生有意义的共识，也未显现出色的政治智慧。当然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清楚的，即服贸协议成了“替罪羊”，投资协议更遥遥无期。虽然大陆并未损失什么，而且台湾依旧维持着经济低迷状况，但大陆民众的确见识了一种相当不体面的民主政治形势，并提高了对岛内“台独”政治行为方式的警觉和反感。

总之，两岸关系的历史复杂，现状更复杂。但也有以下若干不复杂的部分。一是目前的两岸经贸关系既是互惠的，也是大陆一方让步让利更多的。二是这些让步让利需要满足强硬的“一中”政治条件，并且该条件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持。三是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台湾居民的选票决定，这完全不现实。四是根据市场规律，至少在十年内，东南亚和南亚的市场规模及质量还不大可能与中国大陆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