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在“L”的底部

在《“L”的底部——兼论经济触底的必要条件》中，我预期“经济已经具备了触底的可能”。于是，有人问：触底了，又怎样？触底之后，经济运行会呈现什么形态呢？看来，还是有必要接着往下“猜”。

当前，中国经济呈“L”型运行，原因有很多。除了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就是既有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再次面临制度变迁的大考。考过了，中国经济触底反弹；考不过，则继续在底部运行。

说到制度变迁，国人其实不陌生，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制度变迁。现行的市场经济机制，则发端于1992年初的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也是制度变迁，表现为外部制度要件的引入。

每一场制度变迁之后，都是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引爆的日新月异，自不必提了。1992年“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在制度红利的支撑下，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1992-1996年年均增速高达12%，GDP由2万亿激增至7万亿以上。世纪之交，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9•11”接踵而至，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七年增速低于历史均值的低迷，直至加入WTO。在内部产能与外部市场实现深度对接后，2003-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再度高达12%，GDP则由12万亿增至27万亿以上，人均GDP达到2600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作者计算

《礼记•大学》有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用来描述这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涉及利益分配的方方面面，改革往往旷日持久，却见效甚微。而中国经济短短几十年，竟经历数次“大考”而得以通关前行，不得不说是有更深层次的制度优势在的。

然而，越是到后面，通关的难度越大。好比本轮经济下行，从外部环境而言，是二战以来最差的时候——2008年危机后，各大经济体均未恢复元气；从内部发展而言，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矛盾转为结构性矛盾；可以借力的正向要素尚不明朗。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制度变迁，无疑不会一蹴而就。事实上，早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人民币加入SDR、利率市场化等项改革快速推进，中国金融市场加速与外部对接。

然而，2003年至今，本轮制度变迁的红利迟迟不见释放，2015年我国GDP增速更降至6.9%。这时候，出现一些“反思”乃至“反悔”的声音很正常，比如就有人质疑我们的金融容市场化改革走得太快了，结果适得其反。对此，宏观层固然应该兼听则明，但逆水行舟，决策的定力更是不可或缺。一个领域走得快，其他领域（如土地流转、国企改革）跟进就是，不表示非得从现有的位置上退回来。

上一次，我们用了七年去等待制度红利的释放，这一次时间可能会更长。正如权威人士所说，也恰如上图所显示的，“L”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但（经济增长）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