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未来能怎么样（上）：一个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4）

写到这里，希望给自己在前三篇《香港怎么了》提到的一些问题找找答案，或者至少提出一些观点，供大家讨论。但由于想说的东西比较多，决定把未来发展部分分成上中下篇。

还是从经济部分开始。为了方便没有看过之前几篇的读者，让我先综述一下之前提出的一些关于香港经济的基本判断与反思。

第一，虽然香港当年曾经靠出口制造业跻身亚洲四小龙，但今天的香港回归并升级到了其本来的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商业门户和枢纽。这个外向服务型经济的形成，来自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积极不干预”政策下的自由市场、重商文化、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合力。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稳健，而香港是一个人口730万、经济已达到人均GDP五万美元（按PPP方式计算）或人均收入四万多美元水平的城市。以过去每年GDP增长2-4%来看，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相当好的。但是，最近二十年，从对中国产品转口为主的贸易的依赖，到对中国内地“自由行”这种购物为主的游客的依赖，香港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发展自己在国际流通中的能力。

第三，政府靠高地价卖地而减少其他方面税收的做法，其实是将税收与物业租金挂钩。政府这种做法一旦推行便难以改变，这让早已认清此事本质的房地产商从中获利不菲，而昂贵的租金也令到制造业几乎绝迹。

第四，香港的资本和企业家早就走出香港，由此形成的离岸贸易额已超过香港本土GDP总量。但同时，香港年轻一代很少愿意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香港的人才精英集中到金融、法律、医疗、政府等行业或部门，这些行业和部门的特征是，在高地价社会仍然可以完好生存，稳定且收入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士则集中在旅游、零售、贸易、运输和物流等行业，这些都是直面陆港关系的行业，近期的政治和社会敏感事件很多都发生在这里。

上述判断是在谈“香港经济怎么了”的语境中提出的，主要是从香港内部看，它目前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要探究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机遇以及相应的措施，就要把香港放在一个更大尺度中，同时考虑香港本体和它的外部环境。

提升香港作为全球消费网络之区域枢纽的能力

今天，香港的角色与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香港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主要的服务对象变了。当年，香港向在珠三角建厂的港资/台资/合资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各种生产者服务，跨境的集装箱卡车（香港叫货柜车）来往穿梭，皇岗口岸忙得不亦乐乎，而港府加紧建设了连接深圳湾的西部通道及相关公路系统，以缓解公路能力的供不应求。当时的香港葵涌集装箱港、深圳的东西部港区都全负荷运行，以支撑这个世界工厂的运转。

瞬间二十年，东莞打个喷嚏全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珠三角与香港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之间的集装箱量只占目前该港口总吞吐量的四成。葵青港已经成了为班轮公司服务的中转服务港，中转量已达七成。从贸易额角度看，会发现，对香港而言，更重要的是空港。下图显示，香港商品对外贸易总额的四成是航空运输完成的，海运河运加起来才占两成。我分析过的更详细的数据显示，陆运与空运高度相关，而不是海运。也就是说，香港经济四大经济支柱行业中的两个，物流与贸易，越来越多地以提供高货值最终消费品相关服务为生。因此，我一直强调，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是香港经济的咽喉。

无独有偶，我们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的上市公司不是属于制造业，而是各种其他消费行业和服务行业。也就是说，作为香港最主要支柱的金融服务业，其直接服务的对象，也主要不是生产制造业（见表1）。这些数据和前面提到的贸易与运输的数据一起说明，香港已从一个主要服务于生产网络的枢纽变成了全球消费网络上的枢纽。

全球消费网络（Global Consumption Network, GCN） 是笔者在今年美国地理学者年会（AAG 2016）上，根据近年的电子商贸而提出的一个分析框架，意思是世界上存在一个向最终消费者或最终消费地提供服务的全球化供应链网络。它既包括从企业向个体消费者（B2C）提供产品的供应链，也包括向个体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供应链。假如这些个体是游客，那么，为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提供服务的网络就是供应链，包括信息网站booking.com、携程网、Airbnb等, 都属于GCN。

自从越来越多的服务实现“互联网+”，网上购物与网上购服务正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的方式和出行的方式。它们与传统贸易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整个供应链更直接，少了中间环节：以往典型链条是：生产国的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消费国的批发商>消费国的零售企业>消费者。而在优化供应链时，并不把最终消费者考虑进去，因此重点放在如何从所谓买家（零售连锁店） 反推。但今天的网购，一方面，最终消费者直接参与，另一方面，他们可能直面生产国的电商，比如美国人在网上从中国速卖通（Ali-Express）上的网店（可能是产品制造或供应商）买东西。这就会重组全球贸易链条，并更直接地从整个链条的一开始就确认消费者的要求。

这种新的贸易方式有可能对香港两个基本角色带来挑战。第一，是香港参与传统B2B贸易的企业，可能会由于新的电商贸易比重上升，让他们生意难做。第二，香港以购物为主的旅游业，因为中国逐步降低很多国外热门商品的关税和鼓励越来越多的“海淘”(直接网购在外国销售的产品)，会导致来香港购物的需求下降。

不过，挑战归挑战，新贸易方式也带来了机遇。例如，速递与邮政这个原来不是贸易渠道的渠道，突然因B2C而崛起。这为香港这个亚洲连接度最高的空港带来了巨大的流量。香港是中国大陆境外的自由港，同时具备世界级的空港和海港，因此，不论转入大陆的所谓“保税备仓”型的B2B4C渠道，还是通过航空邮政速递的直邮方式，香港都有自己的优势。很多外国邮政企业以及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比如淘宝的速卖通，都设在香港，也在证实这种优势的存在。

然而，这种优势能否继续，有几个方面要关注。第一，其未来真正能够取代传统贸易方式，立足不败的新方式究竟是哪些。第二，香港企业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应变，及时把握跨境电商服务业的先机。第三，也是本文希望强调的，就是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彻底摒弃不作为的做法，从法律、管制、政策、基础设施甚至公营公司的体制改革等方面“适度有为”，提升香港这个全球消费网络枢纽的能力和可持续性。

在这方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让香港邮政与大型企业联手，走向世界。当今全球消费网络的一个骨干力量，就是跨国速递公司。其中，欧洲最强的DHL和T&T其实是身兼跨国公司和国企双重身份的企业。在港口业和银行业，这种公司有新加坡的PSA和星展银行。在国际市场上，这类企业具备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即既按市场规律办事又能以大欺小；在国内市场，它们又有着天然垄断的网络或门户优势。如果香港邮政可以和中国邮政EMS联手打入世界市场，香港将可以大大强化自己在新型跨国电商消费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物流仓储用地的。不乏对香港有兴趣的电商物流服务企业，因为这里有很多内地或亚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在中短期都不具备的国际物流环境，但缺乏可以独立经营10年以上并采用现代化物流设备的大型仓储空间。政府需要认真研究，找到化解该不利环节的办法，例如，向涉及国际物流服务的企业提供有条件的特定减免租金或税收的计划。

第三个建议，是以全球消费网络的服务业为对象，寻找再工业化（工业4.0）的突破点。单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看，香港和新加坡一样，都有一个天然和不可变的劣势，就是市场太小。这令到很多相关行业不可能像中国大陆那样有规模效益。不过，互联网可以配合香港自由港的优势，为世界各种多姿多彩的消费，提供从产品设计到建设和管理供应链所需的各种服务系统。传统意义上，这些也许说不上是工业。但消费网络服务业中镶嵌着不少技术细节，香港有领先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它可以充分发挥在深圳旁边的优势，和深圳一起，形成高变通性(high agility)的设计/研发-生产-直销链。关于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后面再细谈。

再国际化，向多元化国际都市转型

前面的第一点，关于提升香港作为全球消费网络区域枢纽的讨论，核心在如何把香港这个“中间地”做得更好。然而，中间地的本质，即地理中间性(intermediacy) 的角色，相对比较容易被其他城市取代。 因此，最好能把“经过”变成“终到”，用中间性培养出中心性(centrality)。

在中国版图上，香港在边陲，否则当年也不会成为英国殖民地。很同意香港著名‘寸嘴女作家’王迪诗的一句话，香港本来就在边缘，怎么可能被边缘化？在边界上，发挥中间性容易，但为什么有机会发展成中心呢？前提只有一个，就是把香港放到更大的空间尺度考量：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大洲都需要几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支撑（1）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和（2）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香港完全应该且能够成为亚洲国际化大都市之一。

我们先看香港是如何支撑跨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2015年，香港境外母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及当地办事处一共7904个（见表2），雇佣员工42万多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所谓总部经济。香港政府对此相当重视，每年都针对这些公司做问卷调查。调查除了关注这些公司的主要活动内容，服务对象，更是收集他们对香港看法的一个重要途径。

表3 按照被访问公司认为重要的次序，列出了15项他们选择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或本地办事处的主要因素和他们的看法。

从这份香港的总部和办事处对十五个因素的评价看，前9项都是选择香港的压倒性原因，特别是前四项，即（1）简单税制和低税率（2）资讯的自由流通性（3）廉洁的政府（4）法治及司法独立性。被评为不利条件的两项，是（12）工商业楼宇的供应及费用和 (14) 居所的供应和费用，反映出我第一篇中提及的问题，高地价其实是隐性税务。

所有这些判断都来自企业，是从企业本身出发的。香港政府针对上述问卷做出改善，是为了留住和吸引公司总部继续常驻香港。但我以为，这是不够的。这骨子里是相信资本决定一切，要伺候的对象是资本，不是人。

而在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今天，好的城市，留得住人的城市，可以制造出更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也即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医疗等各方面的发展机会 ，这也会让城市变得更吸引人。国际多元文化生活环境一旦产生，就可以让更多“国际人”留在香港，他们可能是这些总部工作人员和CEO们的家属和孩子，也可能是很多有闯劲、有想法、文化背景不同的年轻人。

让我们看看香港能否吸引国际人口。谈到人口迁徙，我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在大头上，比如近来涌往欧盟国家的中东、非洲和西亚的难民，或每年大批持单程证来港的大陆新移民。的确，他们可能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下图第一列数据显示，2006-2008年香港出现很多家庭问题，特别是新界西北新移民集中的高密度公屋区天水围，更有高达超过70宗的自杀事件，被称作“悲情新市镇”。关注并及时改善这些家庭的生活非常重要。不过，我们不应因而忽略了一些逐渐从个人工作签证到慢慢全家住下来的一类。他们很可能是香港社会的正面发展因素。

图表来源：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社会发展指数2016 (2016年5月30日发布)

在同一个图上，香港社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过去10年一直向正面发展。在这个由香港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制定并统计了15年之久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系统中，用来衡量国际化的是以下八个指标：

1.能说最少两种语言人口百分比

2.香港市民无需申请签证可往旅游的国家

3.适用于香港的国际条约数目

4.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会议数目

5.访港旅客数目

6.海外直接投资于香港的净额

7.在本港以外注册成立公司的数目

8.居港人口中的外国人数目

这最后一个指标，即居港人口中的外国人数目，近年增长最快的，除了印尼来的家庭佣工外，是法国人。2000年以来，在香港的法国人平均每年增长8.4%，据说目前已达两万人，注册了600多家企业。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法国人聚居地。2013年的一个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港的法国人，打算在这里生活五年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与法国政府间有特别的签证安排，鼓励双方的年轻人到对方城市去就业，这是个很赞的做法。

这些法国人为什么来港居住和工作？首先，法国和整个欧洲的经济不景气，而香港有很多发展个人才艺的机会。其次，他们认为在亚洲，香港是最适合法国人居住的地方，因为比起待在中国内地，这里相对比较容易适应，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比较简单。比如，孩子上学相对容易。香港目前一共有50个国际中小学校，其中28个有完整中小学部的国际学校，17个国际小学，5个国际中学。（对比上海2015年情况：28个国际学校，其中14个有全部中小学部，另外14个只有中学部。数据来自新浪教育）。

更多不同国家的人来到香港创业，客观上使得香港获得一个更多元更国际化发展的前景，比起单一依靠内地，要更靠谱，更突出香港长期的优势，这对国家、对香港都是好事。比如，这对于香港在中国“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会有帮助，因为，近年来香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是来自亚洲各国。

最重要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正是香港这里最“本土”或“在地”（local）的特色之一。1842年到1997年，一个小岛长成。香港文化的本质，就是95%以上的中国移民加上英国殖民统治制度。百年统治后留下的制度和文化，已经深刻影响了香港几代人（这方面精彩的论述，见陈冠中《我们这一代香港人》）。

很多东西并不带政治或殖民色彩，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习惯。它们慢慢成为了香港次文化即本土的内容。比如把西方人饮用的奶茶和咖啡混合制成的“鸳鸯”，，据说是由香港的苦力劳工发明，成为香港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个西方文化落地香港的小例子。因应九七回归、中国经济崛起和世界进一步全球化，香港本来就应该进一步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也进一步向多元文化、多方面国际化发展。

坦白说，我并不喜欢喝“鸳鸯”奶茶，但我相信，多元文化交融甚至撞击，如果在合适的环境中发生，最终会带来深刻而正面的影响。我常常与向我了解香港大学教学情况的内地朋友谈起，近十年我校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多了很多全世界各地来的交换生。现在我每学期开设的课程，都有大约10-20%的交换生。比如，在“可持续城市与交通规划”课上，来自荷兰、立陶宛、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美国、新西兰等不同国家的学生和香港、中国内地来的同学，在同一个教室里讨论他们所在城市的交通问题；我们带他们去香港实地考察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如何一体化，不仅使学生大开眼界，而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也让带队参观的政府官员和我本人都感到很大挑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可以做到这些？这与香港多年来积累的国际化优势有关。从小事（比如，路牌都是中英文的，政府主要文件资料也都是双语的），到一些关键环节（比如国际人脉网络、国际组织成员等），都是进一步国际化的重要背景支撑。

我很期待香港有更多类似前面提到的鼓励外国年轻人来香港就业的措施，有更多我们大学里这样的交换生项目。我更期待政府当局明白，进一步培育适合多元文化生长、更加国际化的环境，其实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帮助香港提升“在地性”的根本方针。恕我在这个小小的、自言自语式的议论中大胆提一个说法：就香港这个中国城市而言，国际化就是对“在地性”的强化 ( For Hong Kong as a Chinese city, more global means more local)。因为，香港无疑是中国最适合发展多元文化和进一步国际化的城市。香港这样一个人口95%为中国人的城市，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担心非中国化！ 而中国走向世界，比如“一带一路”这种大国发展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需要香港更加国际化。这与邓小平先生当年为保持香港国际地位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用“再国际化”这个词，仅仅是希望香港能够重新认识和强化自己之长。事实上，香港在不知不觉中一直与世界同步。比如，极少数人在网上捅出一些极端话语，以自己的反叛，撩起社会的关注甚至争拗，这或许是一个全球性的新常态。但是，这是一种被动的国际化。香港需要有选择的、主动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