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夏衍：爱读《三国演义》，写作受檄文风气影响

【编者按】

上周，“夏衍与上海”纪念活动暨《夏衍自述文字系列》首发仪式在上海徐汇区老房子艺术中心举行。此次中华书局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系列》包括《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和《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其中《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是夏衍日记的首个单行本，《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在《夏衍全集》书信卷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新发现的夏衍佚简若干，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增加了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订正了原版本中的个别错讹；并增加了一些稀见图片。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次中华书局出版夏衍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希望读者借此了解夏衍本人，进而了解20世纪新文学运动和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中华书局授权，节选自《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从‘辛亥’到‘五四’”一节。

一九一一年（辛亥），我十一岁，不上学，一直在家里读“闲书”，看《天雨花》、《再生缘》之类，母亲也不反对。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给我几本油光纸印的《三国演义》，一下子入了迷，连每年夏天我最欢喜干的事：捉知了，捉纺织娘，养金铃子之类也忘记了。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间连严家衖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也紧张起来了。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新军起义，赶走了总督瑞澂，武汉“光复”了！因为这正在中秋节之后，所以很快就传出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我记得那时流传得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大概在旧历九月初，母亲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说杭州是省会，革命党可能会“起义”，有危险，要我们到德清去避一避。这样，母亲带着四姊和我坐“脚划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里。舅父徐士骏是一个曹禺的《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式的人物，表面上治家极严，我的表兄嫂们见了他，真像老鼠见猫一样；可是在这一个大家庭中，各房之间勾心斗角，乃至偷鸡摸狗之事，在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来。只是尽管有这种矛盾，舅父对我们一家却非常宽厚。我们到德清之后不久，旧历九月十四日，杭州新军起义，逮捕了巡抚增韫，推举了本省“耆绅”汤寿潜为都督。过了一天，江苏也挂起了白旗，宣布独立。这样，地处江浙之间的德清这个小县城里也热闹起来了，绅商头面人物在“明伦堂”开会，胆小的有钱人则把细软转移到乡下，谣言很多，青年人就跟着起哄，这时候，就发生了我的剪辫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韩逗我，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你敢不敢？”我负气地说：“敢。”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辫子。可是当我高兴地拿了尺把长的辫子给母亲看的时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当时杭州虽已独立，但是连当了都督的汤寿潜也没有剪辫，因此抢先剪掉辫子，分明是很危险的事了。她拉着我向我舅父“告状”，舅父是“场面上人”，家里出了这种事，对他当然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将景韩痛骂一顿，罚他下跪向我母亲请罪之外，还命令我从今以后不准出门；后来又找出一顶瓜皮帽来，把剪下来的辫子缝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装做没有剪掉的样子。这一场风波一直到旧历十月底，清朝政府批准资政院请求，发布了“准许官民自由剪发”的命令之后，才算告一段落。我记得我们一家是旧历过年之前，也就是“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回到杭州的。临行之前，舅父和我母亲谈好，过了新年，让我到德清来读书，这里有一所县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长曹绪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试。

这一年春节我过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严家衖唯一剪了辫子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习惯势力、旧事物、旧观念，实在太顽固了，读过或者看过《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辫意味着向“异族”投降，而现在经过了三百年之后，要剪掉辫子，反而成了一场不小的思想斗争，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说是不愿剪辫子的。大概是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去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有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则围在警察身边起哄。这次剪辫风潮闹了十来天，后来农民索性不进城了，市场上买不到蔬菜，于是强迫剪辫的办法才告停止。其实，这是庸人自扰，因为在这之前，“皇帝”已经下命令，准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过了年，母亲就送我到德清去读书，我进了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走读，住在舅父家里。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有学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儿桥北，明伦堂左侧。明伦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当大，凡是本县出身的人考中了状元、探花、榜眼，这里都有一块匾，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类的字样。有清一代，德清出过几个状元，老师告诉我，最后一个状元是俞樾（曲园）——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我在这里念了三年半书，到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夏季毕业。在学校里，我谨言慎行，算是一个好学生，毕业考试名列第二。还记得考第一名的叫邱志高，是我的对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经铭，是我嫂嫂的弟弟。德清离杭州不远，坐航船只要七八个小时，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参加了“革命党”，在陈其美部下当了一名“庶务”。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他就被遣散回乡，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难了，打算卖“坟头树”，和母亲吵架。就在这个时候，大哥经过了这次“革命”的冲洗，显得也关心时局了，他偶尔也从城里带回一份《申报》，告诉我一些时事，什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以及奥国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战等等，都是从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毕业，回到杭州，正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尽管那时还小，可是在乡下，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和同学讲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光绪变法的故事，记得我还从表兄徐景韩那里看到过一本叫《亡国恨》的唱本，讲的是印度、朝鲜亡国的故事。其中说，当了亡国奴之后，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类，文字通俗，颇有煽动性。加上欧战开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很快就在山东登陆，占领了青岛。这样，连我也觉得亡国之痛就在目前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东阳县农民为了反对耶稣教会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烧毁县署的事件。我实在憋不住了，趁一个进城的机会，到后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听消息。见面谈了几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是他消息灵通，坏消息听多了，不以为意，也许是笑我这个毛孩子大惊小怪，他笑着说：“那么你说，怎么办？”我说：“你看会亡国吗？”他还是 

一本正经：“谁也说不定，康有为不行，孙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我有点火，顶了几句，他却邀我去游西湖，我拒绝了，他说：“不去也好，我怕你学陈天华！陈天华你知道吗？他主张革命，可是，他后来感到失望，一气之下，跳海死了。你不会跳西湖吧？”说罢大声笑了。

这次谈话毫无所得，也许可以说，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这次进城假如说有收获的话，那是从幼甫书房里借了几本一直想看的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鲁滨逊漂流记》，他还送给我一部《文选》，可惜我那时还读不懂它的好处。

一九一四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母亲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可愁的事，当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则一心想做皇帝，连外国客卿也向他递了劝进表。至于我自己，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中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饮泣的声音。我赶快吹灭了灯，偷偷地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下去怎么办？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没有，想翻身，想哭，怕惊醒了母亲……。这是冬天，夜特别长，朦胧了一阵，天亮了，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岁，是可以做工的年岁了。

这之后，我瞒了母亲，天天进城，去找工作。当时是欧战时期，民族工业得到了一点发展的机会。浙江是丝绸之府，本世纪十年代初，丝纺染织工业已经有了初步基础，纬成、虎林公司，都是这时期开办的，除此之外，还有大小不一的作坊。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在太平坊的一家叫做“泰兴染坊”找了一个当学徒的机会。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我在艮山门车站附近看到一张招收徒工的招贴，当即按地址去应招。绍兴口音的管事问了我姓名、籍贯，我怕他听不清，就拿柜台上的笔写了我的姓名履历。他看我拿起笔来写字似乎有点惊奇，就问：“你读过书？我回答：“小学毕业，有文凭。”他笑了，“用不着，可是，当学徒是没有工钱的，只供饭，让你学本事，行吗？”我同意了，他进去和老板谈了几句，回头来叫我在一张字据上画了一个“十”字。

到染坊店去当学徒这件事，是瞒着母亲做的。我也完全料到，她知道后会引起风波，可是当我详细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并补充说，学手艺的时间是一年，做得好，也就是学得快，可以缩短，期满之后，每个月可以有两块钱的工钱。同时，因为我识字，能记账，那位管事说，老板正要请一位记账的人，所以做上几个月，也许就会给工钱。母亲听着，不作声。很久很久，才慢慢打开箱子，给我整理了几件换替的衣服，她的面色是凄苦的，我想不出一句话来宽慰她。直到睡下之后，我朦胧中听到她一个人在独白：“……完了，有什么办法，世代书香，就在我这一代完了，兄弟两个都当了徒弟……”

当学徒的确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下门板、扫地，和我年纪相仿的一个姓王的学徒还得替老板倒便壶，端脸水。那位管事的绍兴人看得起我，只派我做些烧火、抹桌子、摆碗筷之类的杂活。这个作坊一共有十四个人，除了老板不动手之外，连管事的也要参加操作。整个业务分为两部，一是练，二是染，前者的工作要比后者辛苦得多。当时的作坊根本没有机器，练棉纱，就在一口大铁锅里把碱水煮滚，然后把生纱搭在一根木棍子上反复煮练。练工是不戴手套的，他们的手掌长期和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就逐渐结成了一块大趼，而且由于强碱的腐蚀，厚趼上就发生了蜂窝似的孔点。染色部门，劳动就比较轻了，他们的主要本领却在于掌握染料的份量、配色比例，和染液的温度。我在这染坊里做了半年，并不觉得太苦。我是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个，一般叫做“老来子”，身体瘦弱，在生伤寒症那一年，就有人背后说我可能“养不大”；可是事情很奇怪，在染坊当了半年学徒，身体倒反而结实了。工人们和我也相处得很好，主要是我能给他们写点家信之类，因此，我就安了心，打算做“满师”，就可以拿工钱了。可是，人生的路上是有偶然性的，这一年夏天，一阵狂风（台风）吹倒了我们老屋靠西南边的那座风火墙，西边空着的楼房，也倒了一片，母亲派人通知我，要我回去看看。回到家，墙塌屋倒的事已经过去了，而最意外的是大哥告诉我，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因为近年来办得不错，决定升格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原有的甲种工业学校改为工专的附校，要扩大招生，浙江每县可以保送一两个公费学生，这样，德清县因为我“品学兼优”，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学费由德清县政府负责。大哥用命令的口气，要我立即离开染坊，赶快补习功课。这个消息，对我，对我母亲乃至整个家庭，当然是个喜讯，甚至当我第二天到泰兴染坊去向老板辞工的时候，这位平时很少讲话的老板也面有笑容，并把用红纸包好的四角小洋送给我作为“贺礼”。在染坊当学徒的时间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劳动，特别是练工们手掌上的蜂窝趼，却一直凝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进了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蒲场巷场官衖报国寺。这个地方原来叫铜元局，停铸铜元之后，改为“劝工场”。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学校里附设有动力、金工、木工、铸工、锻工，以及染练设备。校长许炳堃，字缄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早派到日本去学工的留学生之一。他是一个“实业救国主义”者，对事业有抱负，处事严格，我记得入学那一天，这位校长就对我们讲了一通办学救国之道，反复讲了“甲工”的校训“诚朴”二字的意义。他主张“手脑并用”，强调学工的人不仅要懂得理论，而且要亲手会做。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一般说来，“甲工”的功课要比一般中学（如安定中学、宗文中学）多一点，深一点。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我在学当时，一共有机械、纺织、染色、化学等科。由于许校长坚持了手脑并用，“实习不合格就不能毕业”的方针，所以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对江南一带的纺织、机械工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铜元局”是个好地方，三面环河，河边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面就是靠庆春门的城墙，有供学校用的办公楼、学生宿舍、附属工厂、实验室、操场、图书馆，占地约二百多亩。

我在这个学校整整呆了五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对我说来，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应该说是一个打基础的时期。最初两年，我对外很少接触，后来（主要是一九一九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省城里，“甲工”不论在学业上还是管理上，都是办理得最严格的学校。许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他要培养的是“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对学生的要求是“有坚强的体质，健全的道德，正确的知识，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动作，娴熟的技能”。除此之外，大概这位许校长青年时期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除了“诚朴”之外，他还给学生订了“七戒”，这就是：戒欺、戒妄、戒虚、戒浮、戒骄、戒侈、戒惰。他对学生严，对聘请的教师，在当时的杭州也可以说是“一时之选”，我记得起名字的，就有：陈建功、徐守桢、谢迺绩、关振然、恽震、钱昌祚等；杨杏佛也是兼课教师，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入校第一年，顺利地过去，两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紧张了，譬如数学，一般中学只教代数、三角、几何，“甲工”这三门的进度特快，因为三年级就要教微积分和解析几何；英文的进度也比较快，因为这两门都是我的弱点，就必须加倍用功。起初，一直为数学跟不上而苦恼，不久，得到一位机械科的同学盛祖钧的帮助，也就渐渐赶了上去，可以拿八十分了。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记五至十个英文生字，也是从二年级那时开始的。在小学时期，我作文的成绩比较好，进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留学过日本，他不仅学问渊博，诲人不倦，而且思想先进。当时每周作文一篇，他几乎对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细评改，并作贴切的批语。民国五、六年，正是复辟、反复辟和军阀混战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每个军阀都有一批幕客，这类檄文骈四骊六，写得颇有声色，加上那时国事日非，民生艰苦，于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写作文，就难免也要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学校图书馆里，是看不到“小说”（不论新旧）的，但在同学手里，我也看到过四六体写的言情小说，可是这些东西无病呻吟，和当时的生活离得太远，即使觉得有些句子写得很好，也不会去模仿，但是那些军阀幕僚们写的檄文，我却不知不觉地受了不少影响。一九一六年冬，黄兴、蔡锷相继去世，杭州举行了隆重的联合追悼大会，全市学生都去参加；事后我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表面上是追悼黄、蔡，实际上是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动，自己还以为写得很痛快。后来谢老师看了，在文章上加了好几处双圈，但加的批语却是“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这九个大字。起先，我还不懂得这个批语的意思，谢老师却来找我谈话了。他没有和我谈那篇锋芒太露的作文，却问：“你除了学校里教的书之外，还看些什么书？”起初我不敢回答，因为有“七戒”，明明看了又不说，不也是“妄”吗？于是我说在家里看过《三国演义》，老师点点头，没有反应。我胆大了，说：“最近还看过一本《玉梨魂》。”他摇了摇头，也没有反对的表情。接着又问： “《古文观止》里的那几篇‘列传’，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都能读下去了吗？”我点点头说：“有些地方还得问人或者查字典。”他高兴地笑了，然后加重了语气说：“要用功读这一类文章。好好体会，然后运用他们的长处，叙事清楚，行文简洁。”教师休息室里人很多，我不便多留，站起来告辞了。他摆摆手叫我坐下，问：“你常常看报吧？”我点了点头，他说：“我的批语，主要是说，你受了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我红着脸承认了，又补充了一句：“此外，我还看过《东莱博议》。”谢老师听了之后说：“这本书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现在，在你们作文打底子的时候，看了没有好处。”

这一席话，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我还一直记得很清楚，他的教诲，后来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记过、违反过，写过一些剑拔弩张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这位恩师的话，我还是常常想起，引以为戒的。